1980年，在美国洛杉矶，几个同性恋者出现了奇怪的肺炎，这种肺炎是霉菌感染所致，这种霉菌仅在极度免疫功能缺陷的病人身上发现过。
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4个病例公布。同年，纽约出现罹患卡波氏肉瘤的病人，同样是同性恋。因这些病人的免疫力几乎丧失，半年之内，他们先后离世，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性伴侣先后病倒，同样的免疫力丧失，很显然，这是一个可以人传人的新疾病。那一年，我在医学院读二年级，从美国的一份过期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这个可怕的、不明病因的传染病消息，立刻，在我们这些未来医生的群体中引起热议和惶恐，也引起我深深的好奇，以至于在日后的近40年中没有忘怀，持续关注。
大学三年级的1982年，这种病超越了同性恋这一特殊人群，在输血者及异性性行为者中传播，成为社区性传染病，可以感染所有人、让感染的人死亡，而人类对病原一无所知，更无计可施去制止这一可怕的病魔；大学四年级的1983年，法国科学家发现了该病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引起的，后来被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之所以称之为综合征，是因为HIV主要寄生及破坏CD4淋巴细胞，逐渐摧毁免疫系统，致使患者进展性的免疫缺陷，并死于由此伴发的感染、肿瘤、多器官功能衰竭。那时，这种病没有任何治疗药物，医生只能握着病人的手，看着他们痛苦地死去，AIDS的病名代表着死亡。
直到，一种被闲置的抗肿瘤药齐多夫定（AZT）被试用，显示了抑制HIV复制的效果，但是，人们还没兴奋起来，HIV变异了，耐药了。这种逆转录病毒是RNA病毒，单链，在细胞内复制自己时容易出错，这种固有的“出错”缺陷成为了躲避伤害的耐药本领。之后，全球大流行，联合国聚集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把HIV确定为人类共同的敌人。终于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冷战国家之间抛弃了信仰冲突、价值观矛盾、竞争和战火，第一次携手合作了。
新药陆续出来了，但如何合理使用，是一个挑战，如果不当应用，很快就会出现耐药。此时，一个在纽约的叫何大一的科学家，发明了三种以上不同环节HIV抑制剂联合使用，并通俗易懂地将其命名为“鸡尾酒”方案，结果，一夜间魔鬼HIV在人体内被降服了，乖乖地学会与人类和平相处。从此，感染HIV不再是死刑，在“鸡尾酒”疗法的控制下，HIV携带者可以不进展成AIDS，逐渐成为了可控的慢性疾病患者，平均寿命可达65岁。
疫苗，永远追着希望在奔跑。早在1983年，美国卫生部长看到发现HIV的新闻，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按常规思维宣布，不出两年，美国就可发明及生产预防HIV的疫苗，结果，38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疫苗研究都失败了，最好的疫苗预防效果仅为31%，只能得到统计学的意义，没有实用价值。除了病毒不断变异，如同不断移动的靶子，HIV表面的受体结合蛋白还被多糖物质包裹保护，很难识别、结合及攻击。
在不断的失望中还是有很多好消息。一位不太著名的德国血液科医生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用一个基因缺陷捐献者的骨髓干细胞，治愈了并发白血病的AIDS患者，堪称一石两鸟，造就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医生的名字是胡特，病人叫布朗。
在过去的40年，我有幸作为追随人类抗击HIV足迹的科普爱好者，带领我的团队走遍三大洲，采访了HIV的发现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治愈AIDS奇迹的创新者、彻底摆脱AIDS病魔的幸运者、中国防控HIV的先驱者。
2015年，联合国发布2020及2030规划，要全面控制HIV，虽然HIV携带者已和其他慢性病一样，可防可控，但人们对HIV的恐惧还未克服，对HIV携带者的歧视还没消除，当这种歧视持续蔓延，HIV的防控目标就无法实现。
HIV来源于非洲猩猩，是人类猎杀野生动物时，一种寄生于灵长类动物的病毒SIV传染给人类，不断进化变异，形成了人传人的本领，根据基因组学的溯源，第一个人类感染HIV应该发生在1921年西非的喀麦隆，局部形成流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交通状况的改善，HIV随西非人的迁徙，蔓延到整个非洲，遂于20世纪70年代经海地传播到北美和全世界。AIDS已导致4000万人死亡，现在仍有3700万人被HIV感染，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大流行，人类仍任重而道远。
HIV的故事是人类侵犯自然的报应，但人类似乎没有接受教训，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埃博拉、SARS、寨卡病毒的外溢（spill over），而可悲的是，这些悲剧还在不断重现。
当然，事物均有两面性。历史告诉我们，给人类造成灾难的疫情，也给我们的社会造就出一批伟大的科学家。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将《生命新知》杂志亲历的里程碑事件和人物展示给大家，重温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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