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暑假,我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份过期的《纽约时报》,日期是7月3日。那时原版的英文报纸和期刊很难搞到,对于刚刚进入二军大英语教学班的我,如获至宝,开始费劲地通读。一个标题让我震惊了:“41位同性恋者罹患奇怪肿瘤”,文章描述,8人在两年内死去,更让人恐惧的是,这种肿瘤会传染。
返校日到了,我把新闻告知同学们,让我吃惊的是,很多同学已经关注了此事,新的消息显示,美国旧金山的公共游泳池纷纷关闭,医院拒收同性恋病人,医生拒绝为同性恋病人手术。当谈论起这一话题,作为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我们无比愕然和恐惧,很显然,一种可怕的、新的、可传染的、致死性的疾病正悄悄向人类走来。
之后,伴随着整个医学院生涯,我不断更新着令人恐惧、惊讶和好奇的新闻:不久,这个可怕的疾病跳出同性恋人群,通过输血,传染给了血友病人;再不久,异性恋的人群也被波及;又不久,发现病原体为一种逆转录病毒HIV;之后不久,有政治家和科学狂人宣布三年内发明疫苗。
毕业后,伴随着医生生涯,我不断地关注着兴奋与失望交替的医学进展: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被发明,无药可治的局面被打破,但很快就变得无效,HIV的耐药性产生;HIV的基因序列被测出,但很快发现它极易复制出错;无数次疫苗尝试看到曙光,但没有一个效果确切,均黯然退场;不断有名人站出来承认患病,唤起社会的重视和平等,但有更多的人躲进了暗室壁橱;红丝带成了世界抗艾滋病联盟的标志,但还有很多国家让HIV携带者饱受歧视。
直到,鸡尾酒疗法出现,将致死的艾滋病变成了可控、可共生存的慢性疾病;智慧的血液科医生胡特实现了医学生时代的梦想——找到合并白血病及艾滋病的病人,治愈他们;勇敢的罹患白血病的艾滋病人布朗,接受了携带先天抵抗HIV传播的基因缺陷的骨髓移植,治愈了他的白血病和艾滋病;世界改变了,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口号,向治愈艾滋病进军。
有幸,在侯凡凡院士的推荐下,我的团队与中科院生命医学学部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拍摄制作科教片,推动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第一部合作作品“揭秘艾滋病”于2015年诞生,并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造了收视纪录。这部科教片让我踏上了梦想和理想之路,我带领拍摄团队,访谈了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教授,倾听了她揭示艾滋病罪魁祸首HIV的故事,实现了科学发现;在纽约,访谈了何大一教授,领略了他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历程,实践了科学发明;在德累斯顿,访谈了胡特教授,见证了他实现治愈艾滋病的壮举,创造了科学创新;在拉斯维加斯访谈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布朗,感受了一位不幸及幸运的艾滋病人的经历,创建了新型医患伙伴合作;在北京访谈了中科院曾毅院士,回首中国抗击艾滋病的艰辛历程,感悟了我们的任重道远。
今天,人类第一次超越信仰、跨越国界、忘却战争、共注资源、国家民间携手面对共同的敌人,谱写了人类合作共渡时艰的壮丽史诗。而“揭秘艾滋病” 的科教片,正是对这一史诗的美妙朗诵,我们一起欣赏。
请关注本期艾滋病专题——揭秘艾滋病
1981年暑假,我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份过期的《纽约时报》,日期是7月3日。那时原版的英文报纸和期刊很难搞到,对于刚刚进入二军大英语教学班的我,如获至宝,开始费劲地通读。一个标题让我震惊了:“41位同性恋者罹患奇怪肿瘤”,文章描述,8人在两年内死去,更让人恐惧的是,这种肿瘤会传染。
返校日到了,我把新闻告知同学们,让我吃惊的是,很多同学已经关注了此事,新的消息显示,美国旧金山的公共游泳池纷纷关闭,医院拒收同性恋病人,医生拒绝为同性恋病人手术。当谈论起这一话题,作为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我们无比愕然和恐惧,很显然,一种可怕的、新的、可传染的、致死性的疾病正悄悄向人类走来。
之后,伴随着整个医学院生涯,我不断更新着令人恐惧、惊讶和好奇的新闻:不久,这个可怕的疾病跳出同性恋人群,通过输血,传染给了血友病人;再不久,异性恋的人群也被波及;又不久,发现病原体为一种逆转录病毒HIV;之后不久,有政治家和科学狂人宣布三年内发明疫苗。
毕业后,伴随着医生生涯,我不断地关注着兴奋与失望交替的医学进展: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被发明,无药可治的局面被打破,但很快就变得无效,HIV的耐药性产生;HIV的基因序列被测出,但很快发现它极易复制出错;无数次疫苗尝试看到曙光,但没有一个效果确切,均黯然退场;不断有名人站出来承认患病,唤起社会的重视和平等,但有更多的人躲进了暗室壁橱;红丝带成了世界抗艾滋病联盟的标志,但还有很多国家让HIV携带者饱受歧视。
直到,鸡尾酒疗法出现,将致死的艾滋病变成了可控、可共生存的慢性疾病;智慧的血液科医生胡特实现了医学生时代的梦想——找到合并白血病及艾滋病的病人,治愈他们;勇敢的罹患白血病的艾滋病人布朗,接受了携带先天抵抗HIV传播的基因缺陷的骨髓移植,治愈了他的白血病和艾滋病;世界改变了,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口号,向治愈艾滋病进军。
有幸,在侯凡凡院士的推荐下,我的团队与中科院生命医学学部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拍摄制作科教片,推动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第一部合作作品“揭秘艾滋病”于2015年诞生,并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造了收视纪录。这部科教片让我踏上了梦想和理想之路,我带领拍摄团队,访谈了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教授,倾听了她揭示艾滋病罪魁祸首HIV的故事,实现了科学发现;在纽约,访谈了何大一教授,领略了他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历程,实践了科学发明;在德累斯顿,访谈了胡特教授,见证了他实现治愈艾滋病的壮举,创造了科学创新;在拉斯维加斯访谈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布朗,感受了一位不幸及幸运的艾滋病人的经历,创建了新型医患伙伴合作;在北京访谈了中科院曾毅院士,回首中国抗击艾滋病的艰辛历程,感悟了我们的任重道远。
今天,人类第一次超越信仰、跨越国界、忘却战争、共注资源、国家民间携手面对共同的敌人,谱写了人类合作共渡时艰的壮丽史诗。而“揭秘艾滋病” 的科教片,正是对这一史诗的美妙朗诵,我们一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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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丁汉大学的Abhishek A等人研究发现,痛风患者后代的高尿酸血症及尿酸盐结晶沉积发生风险高。
研究人员对痛风患者展开研究,通过邮件调查并对他们的后代进行电话筛选,痛风患者的后代同时进行血液检查、尿液检查以及肌肉骨骼超声检查。肌肉骨骼超声医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血尿酸水平(盲态),关节超声的图像评估包括双轨征、关节内或肌腱内的聚集体/痛风石、积液以及能量多普勒评估。随后使用Logistic回归来分析其相关性。
研究共纳入131位痛风患者的后代(男性),平均年龄43.8岁,平均体重指数为27.1千克/平方米。64.1%血尿酸水平大于等于6mg/dl,且29.8%超过一个关节有双轨征或关节内的聚集体/痛风石。
所有的单钠尿酸盐沉积的参与者都有第一跖趾关节受累。21.4%存在肌腱内聚集体,并且与关节内的单钠尿酸盐晶体沉积相关。血尿酸小于等于5mg/dl的参与者没有单钠尿酸盐晶体沉积,24.2%的参与者血尿酸水平在5mg/dl~6mg/dl,且存在超声可见的单尿酸盐沉积。单钠尿酸盐沉积与血尿酸水平升高有关。
研究提示,痛风患者无症状后代高尿酸血症及单尿酸盐晶体沉积发生风险高,单尿酸盐晶体沉积常见于血尿酸水平大于5mg/dl的受试者。(作者:姚海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Arthritis & Rheumatology 2018;70:1847-1852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Ludvigsson等人发现,与非糖尿病母亲相比,1型糖尿病母亲在怀孕前后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HbA1c)水平升高,会显著增加活产婴儿发生重大心脏缺陷的风险。即使HbA1c处于指南推荐的目标水平(<6.5%),发生重大心脏缺陷的风险也会增加两倍以上。
孕妇患1型糖尿病与后代出生缺陷风险增加有关。尽管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和其他主要糖尿病组织的指南建议在妊娠早期将目标HbA1c降至<6.5%(<48 mmol/mol),但这样做是否会降低后代出生缺陷风险,仍不清楚。
该研究共纳入2400多名母亲患1型糖尿病的单胎活产婴儿(怀孕前后三个月内测量过HbA1c水平),以及115万名母亲未患糖尿病的婴儿。
研究结果
未患糖尿病母亲的婴儿重大心脏缺陷发生率为1.5%,患糖尿病的发生率则为3.3%(HbA1c<6.5%)、4.6%(HbA1c<7.8%)、4.4%(7.8%<HbA1c<9.1%)及10.1%(HbA1c≥9.1%),调整RR范围为2.17~6.23。也就是说,母亲血糖升高与婴儿心脏缺陷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可使婴儿心脏缺陷风险增加两倍以上。
对于非心脏的出生缺陷,未发现HbA1c与非心脏出生缺陷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但研究人员提到,该研究对这一终点指标的统计效能有限。
糖尿病女性怀孕前必须了解其中的风险
婴儿出生缺陷风险与妊娠早期血糖水平有关,而妊娠早期正是胎儿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而且,许多女性在怀孕的头几个月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血糖升高致心脏缺陷的潜在机制
高HbA1c水平导致心脏缺陷风险增加的一个潜在机制是,高血糖诱导的基因表达产物可能影响胎儿心脏的发育;高血糖也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凋亡,从而导致心脏缺陷。
与低血糖风险衡量
许多孕妇努力降低血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强化胰岛素治疗降低心脏缺陷风险的潜在益处,也应与母亲和胎儿低血糖的可能风险进行权衡。
结论
在瑞典全国性1型糖尿病母亲的活产婴儿队列中,在怀孕前后三个月内血糖控制恶化,与重大心脏缺陷的风险增加有关。即使血糖在指南建议的目标水平(HbA1c <6.5%)内,发生重大心脏缺陷的风险也比未患糖尿病母亲的婴儿高出两倍多。然而,在对指南进行任何变更之前,需要仔细考虑与血糖控制不良相关的其他不良妊娠、胎儿和婴儿结局的证据,并权衡与强化胰岛素治疗相关的风险。(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8;362:k2638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Disveld IJM等人研究发现,痛风与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患病率增加密切相关,多个影响痛风严重程度的因素与CVD独立相关。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症,尿酸值长期超标导致晶体沉积在关节,结晶又被称作“痛风石”。
研究人员收集了700名痛风患者(痛风组)和276名对照组关节炎患者的资料,对照组晶体呈阴性。收集所有受试者的特点、CVD不同表现、痛风严重程度因素(如疾病持续时间、发作频率、痛风石、受累关节、血清尿酸水平、关节损伤)等资料。将痛风组与对照组患者CVD的患病率进行比较。此外,还分析了影响痛风严重程度的因素与CVD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痛风组和对照组的CVD患病率率分别为47%和24%。在校正了混杂因素后,与对照组相比,痛风与CVD患病率增加显著相关(OR=3.39)。在痛风患者中,病程2年及以上、少关节炎或多关节炎、血尿酸> 0.55mmol/l及关节损伤与CVD独立相关(P <0.05)。
目前尚不清楚痛风增加CVD风险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氧化应激和炎症的增加。痛风不仅仅是一种关节疾病,还是一种引起关节和身体炎症的疾病。痛风也不仅仅是引起脚趾疼痛,还会影响其他器官,包括心脏。(作者:朱浪静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Journal of Rheumatology 2018;45:858-863
有肩痛问题的人群中,44%~70%最后会被诊断为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最典型的症状是:抬起胳膊时会感到肩部疼痛。
顺着肩部用手去触摸,那个坚硬的突起、占领着肩部最高点的就是肩峰。在肩峰之下,有一个窄小的间隙——肩峰下间隙,里面容纳着肩部旋转肌群的肌腱,在肌腱与肩峰之间,有一个滑囊来阻隔这两者,避免它们直接撞击。每当你举手过头,肩部的旋转肌群就会在这个狭小的间隙里滑动,而一旦这样的活动太频繁,就会增加肩峰下撞击的发生风险,这也是游泳、羽毛球、网球爱好者比较容易发生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原因。当然,其他任何导致肩峰下间隙变窄的原因都会带来这种综合征,比如滑囊炎、骨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姿势如果不当,也会导致这种综合征,比如圆肩驼背。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治疗有物理治疗、锻炼治疗、非甾体抗炎药治疗,或者肩峰下间隙注射激素治疗,同时纠正姿势。如果这些治疗用了数月还不见效,或者收效不大,患者就会被建议进行手术治疗,首选肩峰下减压术——清除肩峰下滑囊、切除喙肩韧带(它构成了肩峰下间隙的上部)、清理骨赘、肩峰切磨塑形,通过除去这些软组织和骨赘,来达到增加肩峰下间隙的目的,避免撞击的再次发生。
然而,最近连续2项随机对照研究都对手术治疗的效果提出了质疑,直指减压手术对于部分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而言是不明智的治疗选择。
一项是CSAW研究(Can Shoulder Arthroscopy Work? -肩关节镜有用吗?),这项研究在英国32家医院开展,313名肩峰下疼痛3个月以上、肩袖肌腱完好的患者,在经过锻炼、激素注射这些非手术治疗但未取得效果后,随机分为3组:分别接受关节镜肩峰下减压术、仅行关节镜检查、或者无任何干预组。2018年2月,CSAW工作组的David J Beard教授(任职于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R)等在《柳叶刀》杂志上发布了研究结果:术后6个月,无论是关节镜肩峰下减压术组还是关节镜检查组,都比无任何干预组在肩部疼痛和功能上略有改善,但减压术组和仅关节镜组的改善相当,前者并不优于后者,对减压术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另一项研究是FIMPACT研究(Finnish Shoulder Impingement Arthroscopy Controlled Trial-芬兰肩峰下撞击关节镜对照试验)。这项研究在芬兰3家公立医院的骨科进行,139名肩峰下疼痛3个月以上、对非手术治疗没反应的患者随机分为2组,分别接受肩峰下减压手术或者只是接受关节镜检查。在术后24个月时,用视觉模拟量表来评估肩痛,范围0~100,0代表不痛。2018年6月,赫尔辛基大学医院的Mika Paavola等代表FIMPACT研究组在《英国医学杂志》公布的结果显示:24个月后,减压术组和关节镜组的肩痛改善相似,而且在不良事件上也没有区别。再次表明:对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而言,减压术并不比仅行关节镜检查的效果更好。
随着关节镜的问世和普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现在,关节镜肩峰下减压手术开展得越来越多,已经增长了数倍。而最近的CSAW研究和FIMPACT研究提供的高等级证据表明,这种利用关节镜技术切除软组织及部分骨质的手术并不比单纯的关节镜检查效果好,对于肩袖肌腱完好的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而言,减压手术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 Lancet 2018;391:329-38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8;362:k2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