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颁发给了两位揭示“免疫耐受”机理的科学家。我不想在此赘述这个伟大发现的细节,但作为体内的“邪恶”之物,肿瘤有其特殊的本领,启动“刹车闸”,诱导机体内抵抗它们的“正气”免疫系统失灵,对它们产生“耐受”,同时,聚集在肿瘤细胞周围本应杀伤它们的免疫细胞,成为了傀儡,分泌“营养因子”,促进肿瘤生长及转移,为虎作伥。基于“释放刹车闸”的理论及靶点所发明的药物,一夜之间改变了许多肿瘤患者的命运,奇迹不断发生,最著名的病例非美国前总统卡特莫属,一个叫Keytruda的PD-1抑制剂,松开了“祛邪”的闸,清除了已经脑转移的晚期黑色素瘤,挽救了这位90岁老人的生命。在全世界为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及成功的转化医学实践欢呼的同时,不要忘了,其背后的科学理念与中国祖先的“扶正祛邪”不谋而合。但是,在肿瘤已成长为“肿块”,甚至进入转移的晚期,再以药物“扶正”,是否晚矣?同时也要反思,为什么祖先早已提出了理念、为我们后人创建了科学假说,中国学者却没有抓住先发之机,摘取诺贝尔奖桂冠?
先说反思,科学研究分为揭示自然规律的“发现”、创造方法改变自然规律的“发明”、以及拓展发明应用领域的“创新”三类。“发现”需要一群热爱科学、对自然怀有极大好奇心的科学家以不顾及金钱的境界去探索,如艾滋病病毒的发现;当自然规律被揭示,很多创业者在资本的支持下开始尝试创造改变自然规律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产研结合形成专利产品;之后,一群聪明的从业者将原创发明的用途拓展,形成创新(如抗艾药物被用于治疗乙肝),当然,最容易的是“弯道超车”的仿制及剽窃。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第一类,第二类也有机会得诺奖,但时间长,后边的创新和仿制则根本没有机会,而恰恰在我们国家提倡的创新和仿制自然也就与这一大奖不沾边了。尽管“扶正祛邪”的理念无缘大奖,但证明这一理念的科学发现及发明是能获奖的,在汗颜于祖先的时刻,更要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缺什么?机会在哪儿?
缺什么的答案很容易找到:缺乏对科学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
至于机会,其实很多。
现代科学研究显示,我们体内约有10万亿个自体细胞,依据功能以不同的速度代谢、生长、分裂、消亡,这一天文数字的细胞,时刻有出错的现象发生。当细胞出错,若机体的“监测”识别系统失灵,导致异常细胞无法被消灭或诱导“自杀”,就会增加罹患肿瘤的风险。既然“邪”随时发生,为何不早“扶正”?
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扶正”:运动、健康饮食、控制体重、精神愉快、热爱你的工作、和谐的社会关系、良好的教育。反之,则助“邪”。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将“治未病”与预防疾病相提并论,一位中医教授会后纠正了我对“治未病”肤浅的定义:“治未病”不仅仅是预防,更是阻止疾病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因此,“扶正祛邪”要贯穿生命的全过程,在生活中实施,而不仅仅是等生病了才花钱在医院“扶正”。
现代医学试图把健康和疾病聚焦于“基因”,但是,事实让人们无比失望,尽管人类基因组计划实现了31亿个碱基对的绘制,但基因与常见疾病的必然联系仍十分模糊,仅仅成为发表文章,在同行中传阅的素材,社会意义十分有限。即使是今年获诺奖的发明,也仅是让不到20%的肿瘤病人获益。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健康与疾病,器官与机体,精神与物质,从肢解分子、细胞、靶点、神药的盲区中解脱出来,退后一步,穿越生命周期时空、动态多维地研究生命。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处处、时时互联,这种新的生态环境对健康和疾病必然产生影响,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健康及控制疾病创造了数据环境。在过去,天象赋予上帝神秘,深不可测,如今,依据卫星及地面站的数据采集,通过计算机梳理,转化成信息,建立模型及算法,纳入知识库,通过不断机器学习,实现人工智能辅助的天气精准实时预测及预报,让人类可以从容地躲避天灾。试想,如果人类健康、疾病与基因、生活习惯及环境的大数据转换成信息、知识、模型、算法,从而形成生命的“健康预报”,人类将不仅仅能躲避天灾,而是超越“天气预报”,通过及时的“扶正而避邪”,实施改善病程而“治未病”,以整体的生命观实现健康:无病痛、精神愉快、具备社会价值。
机会就在我们眼前,打起精神,确定方向,传承智慧,义无反顾,执著前行。
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从肢解到整体——重新思考患者的健康与疾病。
不出所料,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颁发给了两位揭示“免疫耐受”机理的科学家。我不想在此赘述这个伟大发现的细节,但作为体内的“邪恶”之物,肿瘤有其特殊的本领,启动“刹车闸”,诱导机体内抵抗它们的“正气”免疫系统失灵,对它们产生“耐受”,同时,聚集在肿瘤细胞周围本应杀伤它们的免疫细胞,成为了傀儡,分泌“营养因子”,促进肿瘤生长及转移,为虎作伥。基于“释放刹车闸”的理论及靶点所发明的药物,一夜之间改变了许多肿瘤患者的命运,奇迹不断发生,最著名的病例非美国前总统卡特莫属,一个叫Keytruda的PD-1抑制剂,松开了“祛邪”的闸,清除了已经脑转移的晚期黑色素瘤,挽救了这位90岁老人的生命。在全世界为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及成功的转化医学实践欢呼的同时,不要忘了,其背后的科学理念与中国祖先的“扶正祛邪”不谋而合。但是,在肿瘤已成长为“肿块”,甚至进入转移的晚期,再以药物“扶正”,是否晚矣?同时也要反思,为什么祖先早已提出了理念、为我们后人创建了科学假说,中国学者却没有抓住先发之机,摘取诺贝尔奖桂冠?
先说反思,科学研究分为揭示自然规律的“发现”、创造方法改变自然规律的“发明”、以及拓展发明应用领域的“创新”三类。“发现”需要一群热爱科学、对自然怀有极大好奇心的科学家以不顾及金钱的境界去探索,如艾滋病病毒的发现;当自然规律被揭示,很多创业者在资本的支持下开始尝试创造改变自然规律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产研结合形成专利产品;之后,一群聪明的从业者将原创发明的用途拓展,形成创新(如抗艾药物被用于治疗乙肝),当然,最容易的是“弯道超车”的仿制及剽窃。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第一类,第二类也有机会得诺奖,但时间长,后边的创新和仿制则根本没有机会,而恰恰在我们国家提倡的创新和仿制自然也就与这一大奖不沾边了。尽管“扶正祛邪”的理念无缘大奖,但证明这一理念的科学发现及发明是能获奖的,在汗颜于祖先的时刻,更要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缺什么?机会在哪儿?
缺什么的答案很容易找到:缺乏对科学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
至于机会,其实很多。
现代科学研究显示,我们体内约有10万亿个自体细胞,依据功能以不同的速度代谢、生长、分裂、消亡,这一天文数字的细胞,时刻有出错的现象发生。当细胞出错,若机体的“监测”识别系统失灵,导致异常细胞无法被消灭或诱导“自杀”,就会增加罹患肿瘤的风险。既然“邪”随时发生,为何不早“扶正”?
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扶正”:运动、健康饮食、控制体重、精神愉快、热爱你的工作、和谐的社会关系、良好的教育。反之,则助“邪”。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将“治未病”与预防疾病相提并论,一位中医教授会后纠正了我对“治未病”肤浅的定义:“治未病”不仅仅是预防,更是阻止疾病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因此,“扶正祛邪”要贯穿生命的全过程,在生活中实施,而不仅仅是等生病了才花钱在医院“扶正”。
现代医学试图把健康和疾病聚焦于“基因”,但是,事实让人们无比失望,尽管人类基因组计划实现了31亿个碱基对的绘制,但基因与常见疾病的必然联系仍十分模糊,仅仅成为发表文章,在同行中传阅的素材,社会意义十分有限。即使是今年获诺奖的发明,也仅是让不到20%的肿瘤病人获益。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健康与疾病,器官与机体,精神与物质,从肢解分子、细胞、靶点、神药的盲区中解脱出来,退后一步,穿越生命周期时空、动态多维地研究生命。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处处、时时互联,这种新的生态环境对健康和疾病必然产生影响,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健康及控制疾病创造了数据环境。在过去,天象赋予上帝神秘,深不可测,如今,依据卫星及地面站的数据采集,通过计算机梳理,转化成信息,建立模型及算法,纳入知识库,通过不断机器学习,实现人工智能辅助的天气精准实时预测及预报,让人类可以从容地躲避天灾。试想,如果人类健康、疾病与基因、生活习惯及环境的大数据转换成信息、知识、模型、算法,从而形成生命的“健康预报”,人类将不仅仅能躲避天灾,而是超越“天气预报”,通过及时的“扶正而避邪”,实施改善病程而“治未病”,以整体的生命观实现健康:无病痛、精神愉快、具备社会价值。
机会就在我们眼前,打起精神,确定方向,传承智慧,义无反顾,执著前行。
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从肢解到整体——重新思考患者的健康与疾病。
碳水化合物,简单来说就是各种糖类,它们的主要来源是淀粉类食物,如土豆、玉米、大米和各种谷物等,同时也包括蔬菜,水果。
近年来由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很好的减重效果(比如阿特金斯等减肥法),这种饮食方式受到了大量健身人群的推崇。但是,就在2018年8月,在《 Lancet Public Health》杂志(全球最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子刊)刊登的一项大样本研究发现,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以将预期寿命缩短长达4年。
在研究人员随访15428位45岁~64岁受试者的25年间,总共出现了6283个死亡案例。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发现,日常饮食习惯为中等碳水化合物摄入(即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占到总能量摄入的50%~55%)的人群风险最低,碳水摄入量过低的人群寿命减少风险最高,碳水摄入量过高的人群也会出现风险增加。
依据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推算了不同饮食习惯人群的预期寿命。
如果一个50岁的中年人,保持碳水化合物在50%~55%,则预期寿命为83.1岁。
若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入低于30%,则预期寿命为79.1岁,折寿4年!
若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入超过65%,则预期寿命为82.0岁,折寿1.1年!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对比摄入食物类型后发现:
通过增加动物性蛋白摄入来替代碳水化合物摄入(即多吃各种肉类、乳制品,少吃主食、蔬菜水果)的人群,死亡风险增加。
通过增加植物性蛋白质摄入来替代碳水化合物摄入(即少吃各种肉类、乳制品,但增加豆制品、坚果等食物,适当减少主食以及其他果蔬的摄入)的人群,死亡风险降低。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往往导致蔬菜、水果和谷物的摄入量减少,动物来源的蛋白质摄入量增加,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死亡率的升高,长期食用还可能会诱发炎症、生物老化与氧化应激。
亚洲国家的饮食习惯与欧美不同,发展中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饮食大多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往往包含大量精加工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白米饭。这种糟糕的饮食质量,容易导致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发生。
综上,亚洲人群的饮食习惯相对于欧美更为健康一些,但可以通过调整食物的品种,将碳水化合物换成更多植物性脂肪和蛋白质,优化饮食质量,这样有可能延长寿命。(作者:沈易弘)
参考文献:Lancet Public Health 2018;3:e419-e428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Jonas K Eriksson等人对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和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的心血管风险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与一般人群相比,RA和AS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均升高,而RA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AS患者更高。
研究人员利用瑞典国家患者和人口登记中心的数据,纳入了3个队列,分别是AS患者(n=5358)、RA患者(n=37245)以及相匹配的一般人群(n=25006),受试者在2006年至2011年间诊断,至2012年12月31日前进行随访。研究人员记录首次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深静脉血栓栓塞、肺栓塞和脑卒中的情况,并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队列的年龄和性别标化发病率以及相对风险。
研究发现,对于AS患者,20251人年间共发生69例心血管事件;对于RA患者,127014人年间发生966例心血管事件。与一般人群相比,AS和RA患者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对风险分别为1.3和1.7,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相对风险分别为1.4和1.8,发生脑卒中的相对风险分别为1.5和1.5。
研究提示,与一般人群相比,AS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增加30%~50%,AS患者与RA患者的脑卒中发生风险相似,但急性冠脉综合征和血栓事件的发生风险RA患者比AS患者高。(作者:舒强 山东齐鲁医院 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2017;76:364-370
近期,《动脉硬化,血栓形成与血管生物学》(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对红肉过敏的人,冠状动脉内的斑块更多、冠脉粥样硬化更严重,而且容易脱落导致脑卒中。
这项研究由美国弗吉尼亚卫生系统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对118人进行了血管内超声和心导管检查。研究人员还分析了这些患者的血样,筛查其中有没有专门针对红肉中半乳糖α1,3半乳糖(galactose-α-1,3-galactose,alpha-Gal)的抗体,alpha-Gal是一种复合糖,是红肉中的主要过敏原。血液检查结果显示,26%的被检查者血液中都有抗-alpha-Gal抗体,而这部分人冠状动脉中的斑块形成得更多,相较于对这种过敏原不敏感的人多30%。在65岁及以下的人中,红肉过敏与冠脉斑块之间的关系更明显。在校正糖尿病、高血压和他汀类药物的使用等这些混淆因素之后,这种相关性仍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此外,血液中有抗红肉中alpha-Gal的抗体,也就是对红肉过敏的这部分患者,他们冠脉中的斑块在结构上并不那么稳定,容易脱落而增加心脏病或脑卒中的风险。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猜测过敏原所触发的免疫学改变能够促进斑块的形成,这次美国弗吉尼亚卫生系统大学的研究第一次证实了这一猜测,发现了这样的过敏原。这一新发现揭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自然密码”:对红肉过敏可能是心脏病发生的原因之一。
据估计,在一些地区,人群中有20%的人血液中可能有针对alpha-Gal的抗体,但他们并不会表现出过敏症状,只有1%的人会表现出红肉过敏反应。这些地区比如美国东南和东部地区,那里的蜱虫(美洲钝眼蜱)很常见,被它叮咬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对这种寄生虫分泌液中的蛋白质产生免疫应答,从而让人对红肉抗原过敏。
蜱常生活在森林、草原、牧场,以及牲畜、乃至宠物身上。上海市闵行区动物疫病防控中心2018年发表在《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上的研究显示:上海市闵行区宠物犬的带蜱率为2.06%。这提醒我们:要警惕宠物携带的蜱叮咬人,因为这将增加心脏病风险。(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018;38:1665-1669
南非艾滋病研究项目中心(Centre for the AIDS Programme of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CAPRISA)的McKinnon等研究人员关注了可能增加艾滋病病毒易感性的生物因素。
艾滋病病毒感染风险在人群中差异很大,取决于个体的行为和生物因素。例如,年轻女性(小于25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性关系的类型和频率以及生殖器炎症等生物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数项试验证实,抗逆转录病毒(antiretroviral,ARV)药物作为暴露前预防用药(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可以防止艾滋病病毒感染,然而,其保护效果在不同人群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虽然PrEP依从性被认为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为了确定上述差异是否能影响PrEP后患者结局,研究人员对来自CAPRISA 004试验的结果进行了事后(post hoc)前瞻性分析。该CAPRISA 004试验共纳入774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接受1%替诺福韦凝胶作为PrEP。研究人员获得了超过2000次访视时阴道灌洗液中9种促炎细胞因子的浓度测量值,一个分级细胞因子评分被用于确定生殖器炎症的程度。
在无生殖器炎症的女性中,替诺福韦的有效性为57%;在有生殖器炎症的女性中,替诺福韦的有效性仅为3%。在对替诺福韦凝胶依从性好的女性中,无生殖器炎症的女性的有效性为75%,而有生殖器炎症的女性的有效性为-10%。因此,生殖器炎症可能削弱了替诺福韦凝胶的保护作用。
炎症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几项研究表明,细菌性阴道炎(bacterial vaginosis,BV)或阴道微生物组的变化与生殖器炎症相关。
总之,对替诺福韦凝胶的依从性,以及生殖器炎症,是决定替诺福韦能否保护女性免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要因素。这在无生殖器炎症且对凝胶有高度依从性的参与者中很明显;她们的保护水平高达75%。炎症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大危险因素;通过治疗导致炎症的根本原因或使用消炎药来减少生殖器炎症,可能进一步优化女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预防。在新PrEP产品的研发工作中,应考虑生殖器炎症这一重要因素。(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Nature Medicine 2018; 24:491-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