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听说过优生学（Eugenic）学说，它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曾经建议人们应该选择性地交配，以优化人类。到了19世纪，Francis Galton提出对那些社会底层的罪犯等人群，实施阉割，阻止他们的坏基因漂移流传下去。到了20世纪，学者通过观察及研究，发现智商（IQ）可遗传，小偷的后代更易成为小偷，妓女的女儿更多机会当妓女，因此，在美国及欧洲，掀起了“优生”浪潮，对监狱罪犯实施节育术，限制族间的婚姻，特别是纳粹德国，借此理论实施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因此，至今提起“优生”仍让人心有余悸。
但是，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步，以及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大人群队列及对照研究相继开展，科学家们不断揭示着我们基因的表型奥秘及漂移流向。研究证据显示，基因决定着人和人之间表型的差异：除了身高、肤色、身型，还影响着智商、交配倾向、性取向、爱的方式。这些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的发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不时地触碰着人类脆弱的道德及伦理底线。
人类智力这一复杂的特征具有很强的遗传性。一项国际协作组发表的一项大型荟萃分析研究发现了30个与人类智力相关的新候选基因。通过大规模近8万人的队列观察，结合使用新的工具（如MAGMA），又发现了11个与智力相关的特定基因组区域。这些基因主要在人脑中表达，且与细胞发育调节通路有关。这些信息能帮助科学家们理解人类智力和大脑发育的秘密，同时印证了智商可传代。
研究显示，“选型交配”（assortative mating）的确发生在人类中，这意味着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伴侣。这一因素在表型上独立于混杂因素（如社会化），对人类种群的遗传和进化产生着影响。追踪2.4万对欧洲夫妻，对他们的生理特征 （如身高、体重指数BMI等）遗传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他们伴侣的身高和BMI，随后，与他们伴侣的实际身高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伴侣之间的身高存在很强的相关性，BMI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总之，人类倾向于选择和自己表型更相似的伴侣。除了身高和体重指数，伴侣之间受教育时间与相关遗传标记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从而提示，人们倾向于选择条件相似的伴侣，而这一选择，有基因的基础。
还有证据显示，人类的生育行为（尤其是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子女数量）与基因相关。研究人员分析了25万名参与者的首次生育年龄，以及34万名参与者的子女数量。结果发现，12个基因位点与人类生育年龄或子女数量相关，这12个基因位点也与涉及生殖和性发育的其它特征（比如女孩月经初潮、男孩变声以及女性更年期）有关。把这12个DNA区域的变异结合起来，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男性和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龄，以及生育后代的数量。结合这些变异还可以预测女性不生育后代的可能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不乏遗传基因通过“选型交配”，不断优化的案例。西方学者发现一个现象，美丽的女孩及帅气的男孩更聪明。追其父辈的父辈，如果前辈智商很高，他优秀及成功的机会会更高，如果他成功，他迎娶美丽妻子的机会更多，而他的下一代，聪明加美丽的机会就会高。因此，这一高智商和美丽的互动，似乎形成了人类史上的优生，得出了现实的结论：漂亮的女孩更聪明。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优秀和成功的定义不断在变，导致基因在环境的主导下定向偏移流动，让优生的常规逻辑扭曲。古代的哲学家、中世纪的贵族和骑士、近代的船长和金融寡头、现代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均在不同的时代被社会崇拜，成为成功者的标志。在我国，优秀群体的定义也在演变， 50年代是军人、60年代是工农、70年代是干部、80年代是技术员及大学生、90年代是万元户、00年代是留学生、10年代是富二代，可以想象，随着优秀和成功的定义演化，“选型交配”一直推动着基因随时代变迁的轨迹漂移。
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要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则，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实现基因优化。然而如今，科学家在揭示了表型遗传密码的同时，还发明了基因修饰的科学技术，不难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婴儿（Design Baby）将会实施，不管你愿不愿意，高科技的优生学就在我们眼前，从传统的“选型交配优生”，经数代亲人努力，实现基因漂移定向进化，过度到“选型基因改造”，经科学家一夜操作，实现基因修饰人工优化，人类迎来了无限想象的超级优生机会和面临毁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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