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从联合国到发达国家政府,再到学者,无不口径统一地大讲特讲世界进入了慢性病大爆发的时代,在媒体的渲染下,慢性病成了恐怖的大流行,特别是老年人,似乎没有任何健康可言。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健康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完全良好的状态。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人口中只有4%没有疾病。如果该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健康就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反常状态”,并且全世界仅有极小部分人群符合WHO这一听上去并不严苛的标准。
慢性病患者占据基层医疗就诊的多数,其费用支出约占美国医疗总支出的84%。此外,费用支出直接与慢性病数量成正比。与无慢性病的人群相比,有1种慢性病的患者医疗费用是其近3倍,2种慢性病者是其5倍,3种慢性病者是其8倍。
那么,慢性病真的出现了大爆发吗?《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家公费医疗服务2012年的健康调查报告,总结了10年的数据,其中包括450万人的11种慢性病患病情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年龄特异性患病率随时间增长显著。例如,在10年内,年龄≥80岁的人群慢性病负担从平均1.4种上升至2种,70岁~79岁年龄段人群从1.2种升高至1.5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慢性病的共患病种数量快速上升,这一现象既可怕,也很难解释。
有三种可能原因解释慢性病患病率的快速上升:一场真实存在的慢性病大流行,尤其在老年人更为突出;对现有和已知的诊断,记录得更早或更加警惕;“诊断蠕变”(Diagnostic creep),即人们现在被诊断患有一种慢性病,但在一二十年前是没有的,因此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需要持续医疗服务的患者群体。而以上原因中,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最高:过度诊断。
医学界的学者对此并不吃惊。进入新世纪,多个学科对慢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指南进行定期更新,降低诊断标准的现象并不少见,慢性肾病、糖尿病、高血压人群均超过人口的10%,在此基础上,强化治疗、达标治疗的理念不断宣传,直接导致全民恐慌,医疗费用上升。而大量研究显示,强化降血糖、强化降血压没有显著临床价值,甚至给病人造成危害。美国第五版精神病诊疗指南(DSM-5)就将重大精神创伤后两个月仍未解脱,定义为精神病,需要治疗。当降低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的诊断标准后,美国30%的学龄儿童被诊断为ADHD,需要接受治疗。骨密度检测已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骨质疏松症新患者群。这些听起来显然有些荒唐的趋势已促成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过度诊断和过度医疗问题,并开始挑战指南。
以BMI作为诊断标准,发达国家的超重及肥胖人群占比超过30%,伴随而来的是减肥药和保健品的热销。而研究显示,在多种慢性病中,BMI和死亡风险成反比,即BMI越高,死亡风险越低。再次,以BMI诊断肥胖是不科学的,会产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团队在上海张江地区针对两千余人的研究显示,BMI正常的女性中,至少30%脂肪超标,肌肉量不足,有研究报道,脂肪超标是增加早亡风险的元凶。
真实世界中,单学科的判断往往会出现失误。在发达国家,按照人口肥胖的趋势,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会急剧上升,但这种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其他风险因素正在变少,如:吸烟率的下降、垃圾饮食的摒弃、静止习惯被替代等等。
当下,大有把指标异常和疾病混为一谈的趋势,特别是对老年人群而言,血压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增高、尿酸增高、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体重超重诸如此类的指标,在没有器官功能损害的阶段,它们只是风险因素,而不是病,多数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恢复正常,如:运动、健康饮食、积极的生活态度等。此时进行过度治疗,会带来伤害,而获益有限。美国研究发现,在医疗费用高(医疗利用更多)的地区中,疾病特异性预后、医生的满意度或老年人群中患者的满意度都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有可能,更高强度医疗的地区往往患者预后更差。因为几乎所有的治疗、药物或手术都有自身的风险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此外,过分热心地发现病例以根除某些疾病往往会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可能引起危害。在医疗保健方面,更多往往并不意味着更好。
有一个著名的漫画:一个关节炎患者取完药,拿着药盒回到诊所:“医生,这药的说明书上说有胃肠道出血的可能,我有点担心。”医生拿出新的处方:“你有点焦虑,再给你开点儿抗焦虑的药合并使用吧。”
当心,一条制造疾病、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甚至伪科学泛滥的产业链正在悄然形成。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家公费医疗服务2012年的健康调查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慢性疾病的状况逐年变恶劣,而定义为罹患慢性病的人群自评健康状态和功能能力在不断变好。出现了所谓的“残疾悖论”(disability paradox)。
WHO定义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已经超越了生理属性。但是,我们目前的医疗行为主要专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果对真正的患者进行治疗,并改善生活质量,是正确合理的。但如果在指南误导下,过度诊断并过度治疗“慢性病”,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焦虑、无效干预、过高花费和不良预后,这将是一场人造恐惧背景下的灾难。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慢性疾病爆炸。
进入21世纪以来,从联合国到发达国家政府,再到学者,无不口径统一地大讲特讲世界进入了慢性病大爆发的时代,在媒体的渲染下,慢性病成了恐怖的大流行,特别是老年人,似乎没有任何健康可言。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健康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完全良好的状态。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人口中只有4%没有疾病。如果该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健康就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反常状态”,并且全世界仅有极小部分人群符合WHO这一听上去并不严苛的标准。
慢性病患者占据基层医疗就诊的多数,其费用支出约占美国医疗总支出的84%。此外,费用支出直接与慢性病数量成正比。与无慢性病的人群相比,有1种慢性病的患者医疗费用是其近3倍,2种慢性病者是其5倍,3种慢性病者是其8倍。
那么,慢性病真的出现了大爆发吗?《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家公费医疗服务2012年的健康调查报告,总结了10年的数据,其中包括450万人的11种慢性病患病情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年龄特异性患病率随时间增长显著。例如,在10年内,年龄≥80岁的人群慢性病负担从平均1.4种上升至2种,70岁~79岁年龄段人群从1.2种升高至1.5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慢性病的共患病种数量快速上升,这一现象既可怕,也很难解释。
有三种可能原因解释慢性病患病率的快速上升:一场真实存在的慢性病大流行,尤其在老年人更为突出;对现有和已知的诊断,记录得更早或更加警惕;“诊断蠕变”(Diagnostic creep),即人们现在被诊断患有一种慢性病,但在一二十年前是没有的,因此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需要持续医疗服务的患者群体。而以上原因中,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最高:过度诊断。
医学界的学者对此并不吃惊。进入新世纪,多个学科对慢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指南进行定期更新,降低诊断标准的现象并不少见,慢性肾病、糖尿病、高血压人群均超过人口的10%,在此基础上,强化治疗、达标治疗的理念不断宣传,直接导致全民恐慌,医疗费用上升。而大量研究显示,强化降血糖、强化降血压没有显著临床价值,甚至给病人造成危害。美国第五版精神病诊疗指南(DSM-5)就将重大精神创伤后两个月仍未解脱,定义为精神病,需要治疗。当降低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的诊断标准后,美国30%的学龄儿童被诊断为ADHD,需要接受治疗。骨密度检测已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骨质疏松症新患者群。这些听起来显然有些荒唐的趋势已促成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过度诊断和过度医疗问题,并开始挑战指南。
以BMI作为诊断标准,发达国家的超重及肥胖人群占比超过30%,伴随而来的是减肥药和保健品的热销。而研究显示,在多种慢性病中,BMI和死亡风险成反比,即BMI越高,死亡风险越低。再次,以BMI诊断肥胖是不科学的,会产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团队在上海张江地区针对两千余人的研究显示,BMI正常的女性中,至少30%脂肪超标,肌肉量不足,有研究报道,脂肪超标是增加早亡风险的元凶。
真实世界中,单学科的判断往往会出现失误。在发达国家,按照人口肥胖的趋势,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会急剧上升,但这种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其他风险因素正在变少,如:吸烟率的下降、垃圾饮食的摒弃、静止习惯被替代等等。
当下,大有把指标异常和疾病混为一谈的趋势,特别是对老年人群而言,血压增高、血糖增高、血脂增高、尿酸增高、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体重超重诸如此类的指标,在没有器官功能损害的阶段,它们只是风险因素,而不是病,多数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恢复正常,如:运动、健康饮食、积极的生活态度等。此时进行过度治疗,会带来伤害,而获益有限。美国研究发现,在医疗费用高(医疗利用更多)的地区中,疾病特异性预后、医生的满意度或老年人群中患者的满意度都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有可能,更高强度医疗的地区往往患者预后更差。因为几乎所有的治疗、药物或手术都有自身的风险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此外,过分热心地发现病例以根除某些疾病往往会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可能引起危害。在医疗保健方面,更多往往并不意味着更好。
有一个著名的漫画:一个关节炎患者取完药,拿着药盒回到诊所:“医生,这药的说明书上说有胃肠道出血的可能,我有点担心。”医生拿出新的处方:“你有点焦虑,再给你开点儿抗焦虑的药合并使用吧。”
当心,一条制造疾病、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甚至伪科学泛滥的产业链正在悄然形成。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家公费医疗服务2012年的健康调查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慢性疾病的状况逐年变恶劣,而定义为罹患慢性病的人群自评健康状态和功能能力在不断变好。出现了所谓的“残疾悖论”(disability paradox)。
WHO定义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已经超越了生理属性。但是,我们目前的医疗行为主要专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果对真正的患者进行治疗,并改善生活质量,是正确合理的。但如果在指南误导下,过度诊断并过度治疗“慢性病”,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焦虑、无效干预、过高花费和不良预后,这将是一场人造恐惧背景下的灾难。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慢性疾病爆炸。
美国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大学的Bryant R. England等人研究发现,对于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男性患者,与细胞因子最低的人群相比,细胞因子水平最高的人群全因肿瘤死亡增加。
研究共纳入1190例男性RA患者,随访5307患者年,患者平均年龄64.5岁,中位病程8.7年,81%RF阳性,77%抗CCP抗体阳性,82%当前或既往吸烟。
结果发现60例男性死于肿瘤,肺癌发病率最高,其中30人死于肺癌,其次是淋巴瘤和白血病,共计9人死于淋巴瘤和白血病。
多因素分析提示细胞因子与全部肿瘤(SHR=1.42,95% CI:1.08~1.85)和肺癌(SHR=1.86,95% CI:1.57~2.19)死亡相关。与细胞因子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细胞因子水平最高的人群全因肿瘤死亡增高2倍(P=0.039),肺癌死亡增高6倍(P=0.028)。当前吸烟与细胞因子评分高存在协同作用。
研究提示,细胞因子水平的异常可能在肿瘤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作者:张婷 浙医二院)
参考文献:Arthritis & Rheumatology 2016;68:2394-2402
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Michelle J. Ormseth等人研究发现,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端粒长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呈负相关。
研究人员对145名RA患者和87名对照进行横断面研究,RA患者与对照组的年龄、种族、性别相匹配。
研究对年龄、种族、性别进行调整后,通过Spearman相关性、比例优势logistic回归、线性回归,评估端粒长度、冠状动脉钙化评分和28个关节疾病活动评分(DAS28)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在RA患者与对照中,端粒长度均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经年龄、种族和性别的调整后,在RA患者中,端粒长度(T/S比)每减少一个四分位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高冠状动脉钙化评分的风险升高38%(95% CI:4~60)(校正P=0.03)。端粒长度与DAS28无相关性(校正P= 0.17)。RA患者[中位(IQR):1.02units (0.9~1.11)]和对照组患者[1.05units (0.95~1.17);P= 0.10]相比,端粒长度无显著差异。
端粒是位于染色体两端的帽状结构,其作用是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和控制细胞分裂周期。DNA分子每次分裂复制,端粒就缩短一点,一旦端粒消耗殆尽,细胞将会立即激活凋亡机制,即细胞走向凋亡。
近年来,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氧化应激及持续炎症反应,这些病理过程均可促进端粒进一步缩短。临床研究证实,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患者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较健康对照人群显著缩短。
目前,目前尚不清楚RA患者端粒缩短是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
研究提示,在RA患者中,排除年龄、种族、性别的影响,端粒长度与冠状动脉钙化评分呈负相关性。(作者:吴迪 北京协和医院)
参考文献:Journal of Rheumatology 2016;43;1469-1474
产下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对于母亲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母亲日后长期健康的影响目前仍知之甚少。既往研究显示,看护重度慢性疾病患儿的母亲出现炎性信号的抑制能力受损,以及与高氧化应激、低端粒酶活性和端粒长度变短相关的细胞衰老。产下先天畸形患儿的母亲将面临多重挑战,如巨大的经济压力、看护患儿的负担等。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Eyal Cohen等人研究发现,产下先天缺陷婴儿的女性,其日后死亡风险也会增加。这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共纳入455250名女性,其中41508名女性于1979年至2010年间产下先天缺陷婴儿,随访至2014年12月31日,并随机抽取413742名女性作为对照组。主要研究终点为全因死亡,次要研究终点为病因特异性死亡率。研究人员根据婚姻状况、移民身份、收入、教育程度、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酒精相关疾病史、自然流产史、妊娠并发症、吸烟及身体质量指数等,计算调整风险比(Hazard ratios,HRs)。结果显示,两组母亲分娩时的平均年龄为28.9岁。平均随访21年后,41508名产下先天缺陷婴儿的母亲中有1275名女性死亡(1.60/1000人年),对照组中413742名母亲有10112名女性死亡(1.27/1000人年),绝对死亡率差异为0.33/1000人年,校正后的HR为1.22(95% CI:1.15~1.29)。产下先天缺陷婴儿的女性更易死于心血管疾病(调整HR为1.26〔95% CI:1.04~1.53〕)、呼吸系统疾病(调整HR为1.45〔95% CI:1.01~2.08〕)和其他自然原因(调整HR为1.50〔95% CI:1.01~2.08〕)。
本研究提示,与对照组相比,产下重大先天缺陷患儿的女性,其日后死亡的风险略有增加。(作者:宫健)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6;316:2515-2524
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的异常聚集是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特点,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以及痴呆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即tau蛋白病(tauopathies)。实验研究表明:在啮齿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给脑内或腹腔内接种致病性错误折叠蛋白可以诱导异常蛋白的聚集。尽管动物模型并未发现错误折叠蛋白可以经输血传播,但人们已经开始担心这种途径的传播。
但最近,来自瑞典的研究人员Gustaf Edgre等人发现,输血不会传播神经退行性疾病。
数据源来自瑞典和丹麦的输血注册登记数据库,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1968年到2012年之间注册登记的1465845名输血者。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来评估患者是否通过输血罹患任何类型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风险比。
一组患者输的血来自被诊断出患有上述疾病的捐赠者,另一组病人输的血来自健康的捐赠者。与此同时,研究受血者中是否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并积极实施病毒控制手段,如丙肝病毒筛查。
结果表明:2.9%的患者接受的输血源确诊为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供体。无论使用怎样的方法,并没有发现任何这些疾病传播的证据。
接受患有痴呆的捐赠者血液的受血者vs接受健康捐赠者血液的受血者罹患痴呆的风险比为1.04。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相应的估值分别为0.99和 0.94。
该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神经退行性疾病会通过输血传播,而且即使传播真的发生了,也是非常罕见的。此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作者: 曹喜华)
参考文献: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6;165:316-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