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有情泪雨落，万众伴雷送吴老”。
今天（5月26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的追悼会，送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万名自发前来见吴老最后一面的市民，手执黄花在雨中默默列队前行，天公落泪，民众眼里含泪、心中悲痛。蛇形队列蜿蜒曲折，一直延伸至漕溪路口。最早赶来参加悼念的民众是清晨五点就赶来了。追悼会播放的是隆重的《国际歌》。
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99岁的老人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
他曾同身边人说过，希望走的时候干净一点，最幸运的就是倒在手术台边上，作为一个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但命运还是跟他开了个大玩笑。97岁那年还在雄赳赳气昂昂地在一刀接着一刀为患者切除肝癌的吴孟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有好友去探望，他会努力睁开眼，微微笑着，嘴巴张开但时时发不出声来。
23日至25日，吴孟超生前工作过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号楼广场设立了追思堂，乳白色的帷幕垂下，密密层层的白色花圈齐齐整整地排在两侧。市民刘先生特意赶来“送吴老一程”，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一支白色菊花，他向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将白花连同陌生网友们托他转达的心意，也一道轻轻地摆放在桌上。
（一）一“手”绝技
凡见过吴孟超院士的人，都对他的手印象特别深刻。
2009年，患者家属陈钊力第一次看见吴孟超时就注意到，这个其貌不扬、身高不到160厘米的小老头精神矍铄，但右手食指的末端指节已经完全变形，指尖弯曲似钩，这应该是长期使用手术钳的效应。变形的手指是符合吴孟超“肝胆圣手”名号的，他的弯弯的指尖似乎长着眼睛，在肝脏背面的肿瘤，只要他的弯指抵达，分毫不差，就能轻轻剥离，真的很神！他的刀法稳准快，又被叫做“吴氏刀法”。陈钊力回忆，妻子肝癌的手术全程都不需要输血，因为“缝合很快，失血不多”。肝癌患者杨先生的家属小韩也告诉记者，那年已86岁的吴孟超，虽不担任主刀，但全程都在场，手术时间不超过40分钟，“如果在我们老家，至少要三四个小时，人也往往废了。”
靠着这双手，吴孟超在从医78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16 000多台肝胆手术，成功地将几万名患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不少肝癌患者术后三十多年依然健在，太幸运了。
吴孟超的第四代弟子、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黄耀回忆，吴孟超94岁之前，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且没有重大会议或学生报告，每个工作日都基本给他排一台主刀高难度的肝癌切除手术，并且从打开腹腔到缝合伤口，老人家都亲自操作，即使年龄更长了，也固执地要从头做到尾，否则还会“不开心”，甚至“怎么，你们以为我老了就不中用啦？”学生们也都很明白，大凡比较复杂、确实需要有点功底的手术，还非得让吴老“把把关”呢！有时“老爷子”不到场确实有点缺底气，不敢轻易动，“老爷子”一来“气场”足了，手术会做得又快又好又利索。同事、学生总能从吴老身上，不时学到很多新东西。
黄耀大夫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了18年，曾做吴孟超手术助手，其中一台时间最长的手术将近6个小时。但再往前追溯，1975年，53岁的吴孟超顶着巨大压力，连续手术时间竟长达12小时，将18千克超巨大肿瘤，从安徽农民陆本海的肚子里一点一点剥离，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被切除的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个切下的巨型标本至今仍保存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展示室。
吴孟超一辈子与肝癌和胆道疾患在不懈地战斗，肝胆疾病竟也找上了他的家人。
1956年，吴孟超的父亲生了胆囊结石，在马来西亚开了两次刀，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时他已是国内肝胆外科的名医，但因无法接父亲回国，没能治好父亲这种常见病，这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痛。但幸运的是，几十年后吴孟超还是挽救了二女儿的生命。
吴孟超的二女儿在退休后，时感身体不舒服，大便不成形，尤其是在她妈妈患病后的连续服侍劳累，症状加重，吴老敦促她尽快检查，果然确诊肠癌肝转移。二女儿长得与吴孟超的夫人吴佩煜教授极为相像，“吴老爱老婆，当然也特别疼爱这个宝贝女儿”。医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医生不为亲生儿女做手术，问题摆到吴孟超跟前，“规矩”被打破了。他知道，如果手术交由学生来做，学生总归会有心理压力，尽管他们都会尽自己所能。吴老固执地认为“每一个躺在我手术台前的病人，我都把他们当做是我自己的亲人，现在女儿躺在我的手术台上，不也就是我的病人？”仁爱的“大医基因”和坚强的心理换位艺术，他反而以身教重于言教地告知他的同事与学生“你们不要被这些传统的偏见所误导”。他果然在耄耋之年亲自主刀为二女儿成功地切除肠癌和散发于肝脏的多处转移的肿瘤。
（二）“最大的快乐是治好病人”
对待病人，吴孟超总是仁爱的，他常用“医本人学，医本仁术”的理念教导他的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期望将这种理念在全院乃至整个医学界播扬开去。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8点之前，吴孟超一定会赶到医院，向每一位病人和留守的医生拜年；有的病人肝炎并伴黄疸，可能有传染性，吴孟超不怕，病人和他握手、亲亲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吻病人的脸颊：“我只要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不能伤病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天冷查房时，他都会把手搓热，再去检查病人；检查结束，他还会把病人的裤带系好、被角掖好，甚至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放正，让他下床时方便一点。
这样的细致，黄耀大夫太熟悉了。每次他陪吴老出门诊，老师都会至少提前10分钟到，把所用所需全都准备好。病人反反复复地提问，他一定不厌其烦地细致解说，直到他们弄明白，还一边说一边画，把所有的治疗方案和思路都耐心解答完，再看下一位患者。有的病人辗转求医于吴老时，都已经在外院求过很多医、问过很多药了，检查化验资料厚厚一摞，但只要递给吴老，老人家一定会把所有的资料一页不落地看完。他的每周二上午专家门诊从8:00到12:00，中间也不休息。还常常要加号，搞到下午1点是常有的事，挂号处想方设法让老人家限号10人，但常遭吴老责问：“为什么不设身处地为病人想一想？”
方鸿辉为写《吴孟超》常要去采访，就亲眼见到过，有吴老亲自主刀手术后康复的患者在出院前，专程到吴孟超院长办公室告别，一见吴老就跪下，头磕得“梆梆”响。吴老急忙将其扶起，严肃地叮嘱：“千万不能这样，你的谢意我领了，你能把身体恢复更快更好，才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回报。”
有时学生给病人开了进口抗生素，明明国产药效果也不错，吴老知道后一定会狠狠地批评，“你怎么不为人家病人考虑考虑？”；管道缝合如果使用器械操作，“咔嚓”一下就一千多块钱，吴孟超坚持用手缝，一分钱都不收；他的“开刀房”里，器械并不高级——除了自己发明的“三通管”，那也是为了节约病人的钱，既能够让腹腔积液流出来，同时也能把药物补进去。
在吴孟超这里，陈钊力妻子做手术一共只花了1.8万元。小韩说，外公住院一个星期多就被劝出院，因为“已经恢复了，再多花钱住院不值得”。旁人都劝吴老，现在我们医院发展很需要钱，你为什么不把手术费价格与别的医院拉齐？吴孟超说：“不行，人家生了病，已经很困难了，尤其是农村来的病人，再去提高费用病人接受不了。我们坐得是共产党的诊所，行得是为人民服务的医。”
红包就更不能收了。谁收了红包被他看到，学生也好、同事也好，马上就要被开除。吴老说他也“收红包”。方鸿辉听了一头雾水，经吴老解释才明白。吴老收的是“大红包”——手术成功了，肿瘤被切除了，那些企业家、大老板主动表示要出钱资助肝胆医学发展，那就照单全收呗。但病患个人的红包，“哪怕一块糖也不能收”。包括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那幢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造的新楼，就是用一位企业老总所资助的4000万元为启动资金的。
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不解地问道：做医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吴孟超脱口而出：医生最大的快乐是治好病人。
（三）“医学家”
把吴孟超称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实在是太片面，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肝胆医学之父”。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一贫困农户，为了生存，5岁时和小弟跟着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在马来西亚打工的父亲。7岁时，每天凌晨就赤着脚借着微弱的油灯光，跟着父亲去橡胶园割胶，一旦割坏了水线，“产量就完蛋了”。吴老日后能灵巧地做外科手术，也许他这双手就这样得到了原始的训练。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从光华学校毕业。深受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吴孟超筹款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又在大海上漂行一个多月，取道越南返回祖国。1949年，吴孟超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外科军医。也是在这一年，吴孟超遇到了恩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
吴老的入党并不顺利，前前后后写了19份入党报告，直到1956年，吴孟超才入了党，参了军，评上了主治医生。多年的心愿达成了，但今后的方向怎么办？裘法祖告诉他，胸外科分出去了，脑外科分出去了，骨科也分出去了，但是中国人肝炎病人特别多，肝硬化导致肝癌的病例也特别多，现在我们还没有肝胆外科，你有胆量的话，就往这个最难的地方发展。
立志进军“肝胆外科”，吴孟超就刻下“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不满足，永远争先”十六个字，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此鼓励自己，非得攻克肝胆疾病不可。1956年10月，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由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组成的“三人肝胆研究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他们的起步动作就紧紧追求基础研究与临床技术的创新。
“三人肝胆研究小组”设在动物饲养房旁边的一间小实验室，三个人很清楚，应该要先把肝脏的解剖结构理顺，必须先制成肝脏的管道铸型标本。但标本的铸造相当棘手。文献上说可以通过把塑料灌注到肝脏的四类管道里面做成，但用了各种材料，均以失败告终。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男子单打冠军的信息，让日思夜想的吴孟超突发灵感，乒乓球用的材料不也是一种塑料吗？试验成功后，三个人做成了几十个铸型标本。对着标本一次次探讨，最终提出了肝脏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有了理论铺垫，1960年，他主刀顺利完成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的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
这一年，吴孟超又从水龙头打开与关闭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将原先必须将病人浸泡在冰水中以降低体温才能减缓血流速度而进行的肝脏手术，能在常温下顺利进行了。
1963年，吴孟超又成功突破“中肝叶”手术禁区；1983年创新提出肝癌“二期手术”的概念；复发性肝癌“再手术”等创新理论……
1991年，吴孟超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5年，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2011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荣誉傍身，但荣誉对吴孟超来说并不重要。他心心念念的是要从基础理论与临床技术上去“攻克癌症”。
面对每一项前所未有高难度的手术的挑战，吴孟超总是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在生活里，吴孟超也是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倔老头。2019年，吴孟超因为带状疱疹住院治疗，97岁的老人坚持自己可以洗脸，不愿意麻烦护士代劳；后来又在独自一人上厕所时摔了一跤，整张脸都摔肿了，连眼睛也睁不开了。2011年，因为治疗膀胱疾患时抗生素用量过多，吴孟超身体菌丛紊乱，腹泻严重，但他没插手过一次诊断。秘书告诉方鸿辉：你不知道，老人家从来不对自己住院时的主治医师有任何干预，既然住院治疗了，就得尊重床位医生的医嘱。这也就是大家的做人做事的风格与人格魅力。
（四）“抠门”的院长
在某种程度上，吴孟超是一位很抠门的院长。
他行政办公室外长长的走廊里，灯必须隔一盏打开，中午午休时一盏都不能打开，谁开了他就要批评谁；员工在医院开会，喝水都得用自己平时在用的杯子，不允许使用一次性纸杯；行政人员每个礼拜洗白大褂，他不同意报销，“你们坐在办公室，够干净、够轻松的了，又不接触病人，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洗？”
吴孟超上午下了手术台，基本不吃手术自助餐，因为“太丰盛”。即使餐厅师傅特意用南瓜或者甜薯为他煮锅粥、做块鱼，他也要把多出的食物硬性分配给身边的小护士。衣着就更朴素了，有次方鸿辉去他家打开吴孟超的衣橱，除了一套便装、一套西装，剩下的基本全是各种制式的军装，平时老人家从衬裤到袜子，都是穿军队发的。他实在是舍不得乱花钱。但对于资助灾区、建立基金，却慷慨得很。
吴老唯一像样点儿的是个大皮包。方鸿辉从吴孟超的秘书那里听说，每次坐飞机，吴孟超就从大皮包里掏出患者来信，一封封地回复，病要怎么看、药该如何吃，或是抓紧时间批复文件、研读论文和会议文件。到了饭点，他忙得喘不过气，机上供应的午餐就叫秘书一起“帮忙解决了”。
老人家省下来的钱派什么用场？1997年，吴孟超拿出个人所有积蓄，加上海内外团体和个人资助，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奖励在临床医学和基础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2006年，吴孟超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总后有补充奖励100万元，这600万奖金全部用来奖励在肝胆医学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并将大部分充入“吴孟超医学奖励基金”，并没有给自己和三个女儿留下一分钱。
但这并不属于吴孟超认定的“高光时刻”，在他自己划定的事业的“四次腾飞”里：有1979年“全军肝胆外科中心”的成立（科中科）；有l993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的200张床位缓解了我国肝癌患者数量众多与医疗资源稀缺的矛盾（院中院）；有1999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楼开张，床位扩张到700张（独立的二军医大第三附属医院）；以后还联合了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5年后，东方肝胆医院安亭新院正式运营，以及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建成，要知道此时，吴孟超已经95岁。
方鸿辉将吴孟超归为“严谨的医院管理创新者”。安亭院区在建设时，吴孟超明确规定，谁拿一分钱回扣，就“离开军队、离开我这家医院”。房子还没有封顶，他就经常坐着建筑公司的升降梯上到十几层楼高，戴着“柳条帽”指点江山，建筑公司人员都很疑惑，一个不是工地人员的小老头老来干啥？刚要训他，才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我国肝胆医学泰斗——吴孟超。吴老的严谨作风怎能不促进工程的进度与质量？
（五）不要只做“开刀匠”
培育学生是吴孟超毕生的功课。到2018年，他亲自带教的博士、博士后已有100多人，除此之外，他还在全国各地开设进修班，或者把要进修的各地医生请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来，用实例给医生们演示指导。有人统计，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80%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
但吴孟超的学生不好当。方鸿辉记得，每次吴孟超去查病房，后面总要浩浩荡荡地跟着二十几个人，都想从老师那里“偷”到一点查房的、诊断的知识。有时看过几个病历，吴孟超大为光火。“人是有个性的，疾病在不同人身上反应是不一样，为什么你们都用同一句话来描述？为什么你们写上去的数据和检验单上的数据不一样？”气极了，他下令，病史都得用手写。吴孟超觉得，病史卡就应该写得整整齐齐，一字不错。“病人将生命都交给了我们，做医生的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以致他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字迹一定要端正，思考一定要有逻辑性。
上了手术台，吴孟超对每一位助手（尤其是学生）更是从不讲情面。手术做得不好，他会自己承认哪里有疏漏，也从不赖账。手术中要是被他抓住问题，他会毫不客气地骂上几句，“早饭吃多了？”“怎么用这个？”……指出的错误无一不在点子上。除此之外，吴孟超便不再多说。
有时候，吴孟超开好刀、洗好手臂，便穿着拖鞋，噗哒噗哒地走到其他手术室门口，叉着腰透过小玻璃窗观察学生们的操作。即使是工作多年的外科医生，知道“老爷子”来了，也都很紧张。但黄耀知道，除非是手术有难度，否则吴孟超决不轻易进手术室的，以免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往往在他走了以后，学生们才从旁边的护士那里得知“吴老刚刚在窗外看了好长一会”。
2007年，研究生刚入学的黄耀与同期的师兄弟第一次向吴孟超报到。本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简短的会面，没想到半个多小时过去，吴孟超问了许多基础的肝胆外科知识，哪处回答有漏洞，他就一点点讲清楚，师徒五人从学术聊到个人情况。不论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们的论文，从开题到成稿，吴孟超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退修、修改、定稿。
2018年，“从来没有想过搞器官移植”的黄耀被院里指派从事这一行业。开课当天，吴孟超拉着他合了个影，“年轻人做事情不要怕难，也不要怕不会，越是没人干的事情越是要干好，积攒了这么多年，就要看你们好好表现！”吴孟超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医学家，而不仅仅是做个“开刀匠”。“如果他有研究，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往前发展，这样才能成为医学家。”为此，他挂牌成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同时，也打出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并尽力拓展院区床位，为学生搭好施展的平台。
可私下里，吴孟超是个和蔼的老头儿。黄耀有时和师兄弟去老师家里做客，拘谨得不敢动，吴孟超便指着洗好的樱桃、切好的哈密瓜挨个招呼：“小黄，你也过来吃”。
（六）“我越老，做得越熟练了”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院士退休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稳妥有序推进院士退休工作。97岁的吴孟超响应号召，正式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退休。
在海军军医大学专门举行的座谈会上，吴孟超说道：“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党和军队培养的。我坚决支持、拥护和服从党中央关于施行院士退休制度的重要举措。虽然人已退休，但只要部队需要我、病人需要我，我随时愿意进入卫勤战位、回到临床一线！”
在黄耀的印象里，吴孟超在退休之后，还是基本每天都去医院，只是“开刀房”去得少了，院里的大事小情也不管了。再之后，衰老便来势汹汹。
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方鸿辉问他，你手术累不累呀？吴孟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越老，做得越熟练了。”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6号手术房是吴孟超的专属“开刀室”，那里有一个十几公分高的垫脚凳，1米62的吴孟超（随着年龄增大，老缩后连1米6都不到）跨着站上去，双脚脚趾头才能紧紧地抠住地面，以助手术时发力。
身体好的时候，吴孟超穿手术袍会格外潇洒。这是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把手术袍向空中一抛，抛得很高，两只手臂张开，正好套入袖笼，两条胳膊插进去。90多岁的吴孟超得意又狡猾地笑笑，“怎么样，方老师，我这个手脚还利索吧？”开刀结束，他便叉开腿坐下，双臂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把脚伸出来，动动两个脚趾头说，“你看我这脚趾都弯了”。这时，护士往往会给他泡好茶，茶杯就是吃完的雀巢咖啡空瓶。
2020年8月31日，吴孟超98周岁生日当天，吴老的老同事、学生、媒体界老朋友相聚一堂，研讨吴孟超的精诚大医之精神风貌。这也是方鸿辉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家。那天的研讨会就在医院病区的一个会议室举行，远在海外各地的学生也都特意来探望吴老。
大家许愿，等到来年吴老过100岁生日的时候再相聚。这天终究没能等到。方鸿辉想起2019年6月初，自己准备出国，要跟吴孟超短暂分开一段时间。吴孟超红肿着的右眼根本睁不开，老人家流着泪说，“你恐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很伤感，很伤感。再次见到吴孟超是四个月后，在安亭孟超肿瘤医院将要开院时，吴老去检查医院的准备工作。那天，吴老从车上下来后坐上轮椅，一眼就认出了为他写传的方鸿辉老师在为他拍照，就身子前倾伸出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了。多么有人文情怀啊！因为，大家深信：一切病痛与磨难总会过去……
部分资料参考自：央视新闻《朗读者》《面对面》
（特约记者：方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