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院士是我的恩师，农历牛年，是我拜他为师跟他学艺30周年。这30年于我而言是思想日趋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经验不断丰富的阶段。在人生这一“辉煌”阶段有幸成为吴老手术台上的“麻醉专职搭档”，让我没法不自豪与骄傲，我常把它称为“最美的相遇”和“一生的荣耀”。几十年的朝夕相处与默契配合完成了一台台完美的肝胆外科手术，救治了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也让我近距离地切身感受了恩师爱党、爱国、爱民的“三爱”情怀，深深体会了老师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不满足、永远争先的“四勇”精神和大医精诚。
拜师之难
进入大学伊始，我便立志成为吴孟超的学生，这一份崇拜之情至今难忘。在那个年代，解救患者于苦难之中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是每一位医学生心中的偶像。因此，我前半生的医学之路也是追星之路。但我的拜师之路极其曲折，历经12年的不懈努力才让我如愿投到吴老门下，但还是没能让我从事梦寐以求老师所擅长的肝胆外科专业。
我196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教师家庭。小学开始正规上课，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届时尚未恢复高考，最初的理想就是将来能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民教师。因为少年时代家庭成分的原因，初中毕业时想去当兵，未果，只好作罢。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及时雨。我的高中生活用勤奋和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80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七名。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强烈推荐下，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这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觉得能做个医生而且还是军医非常不错。这是我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第一次转折——去上海，当军医。
大学的第一场入学教育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创造了肝脏外科界数个第一的吴孟超教授作入学演讲。一气呵成听完吴老的奋斗史，年轻气盛的我一阵热血沸腾。也就是那一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跟随这位老师学本事、做大事。在来到大学之前，他代表了我的家乡人民对健康的向往；来到大学之后，他诠释了我对医学殿堂所有的憧憬。
经过五年苦读和军营锤炼，我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的同时，还注入了军人的坚毅气质和良好素养。1985年7月毕业，我以300名学员中第13名的成绩顺利留校进入长海医院。
当时我还幼稚地认为，成为吴老学生是三年后考研究生的事，进长海医院先做个普通的内外科医生再说。填报留科志愿时，我填了内外科均可，坚决不去专科。然而，我被麻醉科主任王景阳教授相中带进了麻醉科。我不理解、不情愿、不高兴地问王主任：“我没填专科，您为何把我带到麻醉科来？”老人家和蔼地笑笑：“你知道麻醉科是干什么的？麻醉科医生就是在外科系统工作的内科医生啊，既是内科又是外科的医生。全院就你一个人填了麻醉科的志愿，所以这是你的意愿啊！”天呐，我真是比窦娥还冤！但木已成舟、军令如山，我就这样被王景阳教授的逻辑降服了，成为一名“心不甘情不愿”的麻醉医生。
回到宿舍，我无奈苦笑地盯着我那修长而又纤细的，天生就为外科而生的双手发呆，立下“三年行动计划”——逃离麻醉科，转去肝外科，成为吴老的学生。
当时的麻醉科可不像王主任描述的那样，是“外科里的内科医生”那么美好，主要的设备就是立式血压计和听诊器，医生的主力是改行的护士。忍气吞声干了半年，我就吵着提前去内外科轮转。王主任这次很开明，让我干了半年心内科和半年呼吸科医生，又去干了半年普外科和半年心胸外科医生。干上外科真带劲，我的天赋加努力打动了两个外科主任。他们都跟王主任商量能否将我调到外科去，说“这小子入错行了，一个天生干外科的料”，甚至不惜用他们科的医生和麻醉科对换。但我那可爱的王老师“铁石心肠”般就是不同意，他的理论是：能干好外科的就一定能干好麻醉。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重要转折——被动接受成为一名麻醉医生。
1988年，我在长海医院工作已满3年，有资格报考硕士研究生了。我再次来到王主任办公室跟他软磨硬泡，要求报考吴老的研究生。可王主任只同意考麻醉科他本人的硕士。我迎考复习准备的一直都是吴老的肝外科，临时让我考麻醉科怎么考得出来呢，于是我只好放弃了当年的考研。
与理想擦肩而过的伤感无以复加，但我实在做不了什么。我倔强的决定回老家重新思考将来的路。当年老家的毛蚶被甲肝病毒污染了，我食用后又赶上那场甲肝大流行。祸不单行！一场大病加上大半年的病假，我渐渐收起了浮躁的心态重新回归现实。
1989年考研，我别无选择，只能报考王主任麻醉学的研究生，结果毫无悬念以第一名录取。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读完了麻醉学的硕士，可心里还是始终装着肝胆外科那些事。在选择研究方向上我还是得益于大师兄于布为的指点，选择肝胆麻醉，为将来考吴老的博士做准备。由于我对肝胆研究的极大兴趣加勤奋，硕士课题有关吸入麻醉药肝毒性机制研究取得很大成功。一时间，在那个还不讲SCI的时代几乎连续占据国内两大主流麻醉学杂志的头版，连续获得国内麻醉学青年论文比赛第一名。在当时，全国麻醉学一年也就一两项研究能获国自然资助的背景下，还不到30岁的我就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拿到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甚至有个麻醉学前辈夸奖说国内出现了一个高产的青年麻醉学者，国内麻醉学研究进入亚细胞和分子时代了。研究工作初试牛刀就获很大成功，极大地激发起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也进一步坚定了从事肝胆研究的信心与决心，更向往尽快成为吴老的学生。
1992年，我的硕士老师王景阳教授正式退休，而且当时二军大麻醉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结果，我考试成绩依然优秀，尤其是专业课肝胆外科学和专业基础免疫学考出了当年所有考生的最高分，照理录取应该无任何障碍了。可是，当年考吴老博士生的考生很多，吴老倾向录取有肝胆外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所以我复试就没有通过！眼看多年的努力又要付诸东流，我心情极其沮丧地回了家。家人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是否找吴老的得意弟子杨甲梅教授再想想办法？”当杨教授极力向吴老推荐我时，吴老根本不为所动。眼看我就要陷入绝望。
天无绝人之路。被认为最懂吴老的杨甲梅教授终于找到突破口，他问吴老：“您知道那个俞卫锋是谁吗？他是天天配合您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小俞的老公啊。”大家都知道吴老是出了名的对医生严厉对护士宽容。就这样，我最终还是借着老婆的光非常曲折但如愿投到梦寐以求的吴老门下。
多少成功的背后，都有很多曲折和痛苦。凡事都有因果与安排，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就会有怎样的回报。成功也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抉择， 不同的抉择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如果我们选择了积极，人生就充满动力和激情。若选择了消极，人生就平凡乏味，没有趣味。我的拜师之路可谓曲折，但我的抉择可谓热诚。
伴师之乐
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外大家都尊称他为吴院士，而我们学生更愿叫他“老爷子”、“吴老”或“校长”。他在当代医学界的江湖地位毋容置疑，想成为他学生的大有人在。所以每年报考他的学生无数，竞争不能说“激烈”，只能说“惨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就关门了，可我们“老爷子”一再延长招生的年龄。我1992年考他博士时他70整。
吴老的学生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我是极少数“旁门左道”的学生之一。所谓的“旁门左道”就是非外科医师，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当年还很落后，自己专业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挂靠外科的名师。所以我们这些少数人的拜师之路就更加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动机不良”的学生。
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呢？主要是我想通过挂靠途径由“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改行成为“牛逼哄哄”的外科医生。如前所述，我是 “屈打成招”而被迫成为麻醉医生的，当年我根本就不想做不能被人理解和尊重的麻醉医生，不做衬托红花的绿叶。现在，我终于投到老师门下可开始我的外科之梦了。当我还沉醉在沾沾自喜之中，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也低估了“老爷子”的“狡猾”，最终我也没逃脱他的“如来佛掌”。
因为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就是要组建世界上第一个肝胆外科医院，当然最缺的就是我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专业。
其实，早在他当时听从杨教授建议收我为徒时就已为我规划好未来了。结果就是我比人家付出更多的努力几经曲折成为了外科名师的学生，可是我依然还是一名麻醉医生，所不同的是一个还算很成功的麻醉科医生。
1994年的某天，我正在为博士课题埋头苦干，BB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老师呼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电过去。电话那头，老师只是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下。我当然不便刨根问底。晚上，我忐忑不安地第一次来到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老的住所——将军楼，老师与师母一脸慈祥满面笑容，又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泡茶。我受宠若惊也一头雾水。老师简单问了一下课题进展就很快切入正题，他让我第二天就回医院就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
我根本不相信，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师和师母，脑子一片空白。接着他说的许多话我根本没听进去，大概就是夸我能力强、医院需要、麻醉如何如何重要之类的话。可我志不在此啊！我千辛万苦逃离麻醉科不就为了成就外科梦吗？老师的突然安排再次让我梦碎一地！等我回过神来，就使出浑身解数向老师推脱。我坚定表示，考您的研究生就是想跟您学习外科，从没打算回到麻醉科去！博士刚读两年博士课题做了一半，还没有毕业的在读博士生怎么能做科主任？可是，吴老根本不理会我的解释。就这样，31岁的我稀里糊涂提前一年博士毕业，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这个年龄也是至今为止最年轻的全国三甲医院麻醉科主任纪录，估计以后也很难有人能打破。这可能是吴老一生最大胆的任命，也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转折。
人生需要妥协，妥协得好叫作与世界和解，妥协得不好叫作向现实认命。既然两位老师都认定我就是一个麻醉医生的料，那我就向现实认命吧。
认命归认命，但当时的东方肝胆麻醉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与其说这是个新医院新成立的一个科，倒不如说是就我一个人的科，我又如何承担得起“老爷子”的信任和巨大的责任呢？
不自信的后果是搞不定，搞不定的原因是你不自信。得不到总是最好的，这是宿命，得认！得到的就好好珍惜。
就这样，我作为最年轻的科主任，返聘4位已退休的老护士，再聘请长海医院麻醉科老主任刘树孝教授做顾问。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样一个平台上，在老师吴孟超院士的呵护下，开始了我那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不失较为成功的25年艰苦创业。
25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能配合老师完成一台台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老师每一个举手投足我都能心领神会，即使在外人看来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到无缝对接。几十年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下级医生绝无仅有，但我是个例外。这种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发展到最后就成了高度倚重，也为我日后离开部队去地方发展大大增加了难度。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老到底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事例可见端倪。
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先每个房间巡视一遍，发一顿“牢骚”：怎么年轻医生比我还晚到？逮到一两个不顺眼的外科医生就好好教导一番。开完刀还喜欢“赖”在手术室不走，再每个房间巡查一遍，少不了又是一顿指点江山。然后捧上我和护士长早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大杯雀巢咖啡瓶装的茶水，坐下来和我们一通海阔天空讲故事，故事内容几乎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牛奶的故事”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的过往。
所谓“牛奶的故事”就是他年轻时在麻醉科轮转了半年，期间有一次他做完麻醉后出去喝了一杯牛奶，回到手术房间发现病人心脏已停跳，虽经紧急抢救脱险，但病人预后不好。这次“擅离职守”令他教训深刻。以此教育年轻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责任心有多么重要。这个故事我听了不下百次，也和我的学生复述不下百次。还有，他把手术室亲切地称为“开刀房”，把麻醉科称为“麻醉房”。他习惯在开刀房洗澡和方便，即使他办公室在二楼，也要去三楼的麻醉房和开刀房的厕所方便。这种习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甚至年初一也不例外。为此，我们开刀房为他专门设置了老年人洗澡方便的安全设施，他见到这些虽然非常简陋但不失温馨的设施也是由衷地高兴。另外，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战士最高的荣耀就是战死在疆场”，我个人的理解这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用于表明他恪尽职守献身医学的决心。
记得我刚当主任没几年，一位患肝癌的患者需要手术，因手术难度很大，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在决定手术组成员时，主刀医生毫无疑问是我老师担当，因为人家就是冲着他的名声而来。主麻医生选择上就有很大分歧了，相当多的领导认为我太年轻缺乏足够的经验，主张外请著名老专家。可吴老力排众议力推我来担当，理由是我虽然年轻但在肝胆方面有独到研究，并已与他配合多年。他说，与一个熟悉的、相互知根知底的麻醉医生配合，一定优于一个非肝胆专业的、且相互配合比较陌生的麻醉老专家。
我初生牛犊，把老师的信任作为动力，但面对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我挑选了刚毕业的孙玉明医生为我的助手，背后站着我三位老师——吴老、王景阳和刘树孝教授。刚进手术室时，专家组一位院士就对我说：术中一切用药必须先请示她，然后才能用。当我快速熟练地在25分钟内完成硬膜外、颈内静脉、桡动脉置管和气管插管后，那位院士看到我基本功扎实技术娴熟，立即就表示术中常规用药由我自己决定，无需向她请示。术中我和老师密切配合，非常完美地完成手术，术中心率波动不超过10次，血压波动不超过10mmHg。术后恢复及术后镇痛均让专家组非常满意。那位院士后来还找到我，希望和我进一步合作进行科技部重大专项的研究，当时的我受宠若惊。
在以后职称晋升时我提到完成过很多这样的重要保健工作，一位不怀好意的评委提问：“难道这些保障对象与普通百姓在生理条件上有什么不同而麻醉难度不一样吗？”我回答道：“生理条件上确实没什么不同，但是在高压下能正常或超水平发挥，就说明我医疗技术和心理素质的过硬！很多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发挥出高水平，但一到奥运会就名落孙山，这说明运动和竞技水平的欠缺。”
这样的事情多了，我也就慢慢理解老师虽然从不口头表扬我，甚至还对我有点过于严厉，但他心里还是非常认可和喜欢我的。他当时为我选择的肝胆麻醉道路可能没有错，也验证了王景阳老师所说的“能做好外科医生就一定也能做好麻醉医生”的话。后来我们弟子们都有了共识，就是当老师严厉批评你时说明你还有救，他在乎你他要培养你。而当他表扬你时就一定要小心，他是在给你灌迷魂药，基本是好言相劝你转业到地方去了。当他把你放在一边冷落你时，一定是他决定彻底放弃你了。
还有一个吴老比较著名的故事，他的二女儿因肠癌肝转移入院。很多人劝吴老请其他人完成手术，可吴老坚持要亲自上台。一个90多岁的老外科医生要给60多岁的女儿手术，这是何等煎熬的场面，要有何等坚强的心脏啊！
当天，我们早早在手术室做术前准备，等待他们父女的出现。他选择了杨甲梅、沈锋、杨家和教授做他的助手，当然我来主麻。一切就像平时普通手术一样那么按部就班，所不同的就是不像平时手术那样轻松。整个过程是出奇地静，寂静得就像走进了一个无声的世界。平时吴老手术时总要免不了对下级医生指导或训斥，有时还“爱管闲事”地干涉一下麻醉或护理的事。那天我记得从头至尾他没发过声音，只是紧锁双眉，高度专注。打开腹腔后发现病情其实比预想的还严重，特别是肝脏的转移灶多得几乎数不清。作为一个经历无数大小手术的医生，处理很多复杂病情都得心应手，可面对自己女儿的严重病情又是那么无奈。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是心情相当沉重，很想安慰这个悲伤的老父亲，但确实找不出合适的言语。只能和他一起默默分担，并尽一切可能把手头工作做得完美。
他虽然长期专做肝胆手术，已多年不做肠道手术了，可他还坚持亲自为女儿切除肠道肿瘤。还不用现代常用的吻合器进行缝合，而采取最经典的传统手工缝合方式一针一线层层缝合。他是那么相信他双手的过硬技术，他要亲自用自己的双手缝合他女儿身体上的伤口，以抚平他自己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面对肝脏上众多的转移灶，大的一个个切除，小的用微波针一个个烧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能彻底根除，即使可见到的瘤子全部处理掉，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肿瘤细胞未来还会生出瘤子。但这位执着的老父亲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瘤子加以处理，生怕留下一个“种子”、放跑一个“敌人”。
经过了几个小时生理心理的双重挤压，看着老师略显佝偻的背影和踉跄的步伐渐渐向外走去，我们都非常伤感和心痛，那一瞬，老师仿佛又苍老了许多。
当他走到手术室门口，轻轻地回过头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晚上我携家人请手术组吃饭。”大家都劝吴老今天还是好好休息，改天再说。但他执意坚持，我们也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晚上他家里能来的都来了，加上我们手术组六人，满满一桌。我挑了离老师最远的一个位置坐下。可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刚坐定，他老人家拎了个酒壶绕了一大圈走到我面前给我敬酒，而且一下连喝三杯高度白酒。他说，作为病人家属和主刀大夫，感谢我出色的麻醉管理。这是多么高的礼遇，我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哪有老师给学生敬酒，哪有德高望重的长者给后生敬酒的道理。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这说明老师不但对我今天工作的满意，也是对我一贯工作的肯定。那个场景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眼眶湿润。当初千辛万苦选择成为吴老的学生，时至今日我深信自己选择肝胆麻醉专业是千真万确、终生无悔的决定。那晚，他给我们上了一场非常深刻生动的人文教育课，让你一辈子体会不完到底如何为人父、如何为人师？正如他常教育我们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陪伴老师的每一天都值得细细咀嚼，配合老师的每一台手术均是精彩过往。只能留作以后写回忆录时一一道来、慢慢品味了。
离师之痛
看过太多的分手场面，终于轮到我做主角了。
从1992至2017，我在老师身边工作整整25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5年。虽然我不是在吴老身边坚守最长的学生，但绝对是最忠诚的学生之一。25年中面对过许多外界外院抛来的橄榄枝，或是因为担心我的离开会影响老师的事业，或是因为在老师呵护下总感到那么安全与踏实，结果都被我一次次放弃了。直至2014年底我51岁，我决定抓住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闯荡拼搏的机会，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应聘担任该院历史上第五任麻醉科主任。
从1980年入学参军到决定离开，我已在二军大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34年。34年的军旅生涯，那里有我尊敬的导师、亲爱的战友和钟爱的事业。那里有我的青春、奋斗和梦想。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51岁的男人要做出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甚至有人还说如要走为何不早走，早在干嘛？我只能说，其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太多的机缘巧合罢了！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决定离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不是因为我干得不好或者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干得很出色才争议很大，离开的难度才不小。
现在上海各医院的各个学科从二军大引进的科主任非常多，麻醉学科更是如此。但大多数是退下来的主任或现任副主任，像我这样的现任科主任直接被引进的很少。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成立很晚，由我一手组建。科室也就20人左右，与国内很多综合大医院动辄二三百人比，可谓是“迷你”科室。但是，我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大，无论发表的论文还是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均排在全国前列，当年的科室在复旦学科排名第12位。我在肝胆医院培养了108位硕博士研究生，很多学生已是国内三甲医院的麻醉科、重症医学科或疼痛科主任，在上海我学生担纲主任的比例最高。在肝胆医院这样一个专科医院的平台上，我已是上海医学会麻醉专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的会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委。所以，无论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我个人发展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对肝胆外科医生来说绝对是个好平台大平台，但对麻醉学科来说确实太过局限，操持一些大计划大项目大成果难度太大。人家可能稍作努力就能获得的东西，我们就要付出超常的拼搏才能获得。所以我时常觉得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的状态，一直渴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现我的毕生所学。25年中这样的机会不少，但就是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放不下，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年过50后看到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是时候做出决断了，同时我也觉得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虽然有了要离开的想法，并自认为也考虑成熟了，但最终还得过老师这一关。
我怯生生地找到老师和盘托出我的想法，老师顿时拉长了脸，生气地说：“为什么要走？我对你不好吗？”对这样的结果我事先早有预料，如果他爽快地马上同意我走才觉得意外或失落呢。于是，我提出那能否去仁济医院兼职麻醉科主任呢？当然这也是我从仁济医院院长那里争取来的三年可兼职的优惠条件。我对吴老说：“同时兼职两家医院，使我们规模较小的专科医院麻醉科可依托仁济综合医院的大平台，实现在后备人才培养、医疗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双赢的局面”。此时，正好肝胆医院新建规模很大的安亭新院区，并探索大专科小综合的新路子，这一方案正好说到老师心坎上了。老师将信将疑半推半就地同意接受跟仁济医院分享一个麻醉科主任的折中方案。这个听起来两全其美的方案实现了我曲线救国的目的。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地两用人才”，从而开创了骑跨军地两界，管理一所综合一所专科三甲医院共8个院区麻醉科的国内先例。
三年时间转眼即逝，兼职的最后期限很快到了。2017年，第二军医大学又转隶海军成为海军军医大学。所以这种骑跨军地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也到了该真正离开的时候了。当然，这个时机相比于三年前也更加成熟了。所谓的时机成熟，一是此时老师已95岁高龄，不再像以前那么多进手术室开刀，对我的依赖性大大下降。也实现了我当时对老师的郑重承诺，就是一直陪伴他开刀直到他不开为止。这样也才使我那不安的心找到踏实的安放之处。离开老师虽然不舍和痛苦，但不至于愧疚，更不是背叛。再者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已经快速成长、羽翼丰满。我培养的一批批学生均已崭露头角，他们已完全能接过我手中的枪，新的学科带头人一定能带领麻醉科向更高峰攀登。我离开可为后人提供发展机会和成长平台，也算是甘为人梯。放下自己亲手培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学科，虽然还是略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然后是在地方工作一段时间，我完全融入了仁济节奏。
仁济麻醉科工作大踏步前进，4年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4项，实现国自然生命科学部重点课题的突破，拿下科技部干细胞重大专项，培养了麻醉学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优青”，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成立上海市器官保护与功能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复旦学科排名从20名开外一跃而为全国第六，上海和华东第一。老师看到我在地方发展很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深明大义的老师也看到地方更大的舞台更适合我，所以于2017年7月1日正式为我签署了放行的命令，为我37年的军旅生涯画上休止符。脱下习惯的军装，在老师骄傲的目送中，我继续前行，为中国麻醉学科去做更多的付出。
龚自珍说过：“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故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来到外面的世界里将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开放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互为映衬，正是我离别军营时的内心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则是老师的内心写照，陪伴老师是学生的孝义之情，去到更大的平台为中国医学事业持续付出，是一名成熟的学生对老师这位伟大医者最大的报答之义。
说实话，离别还是很忧伤的，师生情谊就像两个人相爱是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幸福的笑声，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绝望的泪水，所以说即便你再爱他，也未必能够长久留住他的情。分别虽有撕心裂肺的痛，但人生苦短，大可不必苦苦纠缠折磨自己不放。即使你对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但总归要做到该放就放。正如汪国真所说：“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请不要留恋身后的山水，也不要沉醉于当下的田园。背起行囊，剑指远方吧。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远方才会有广阔的天地。它容得下你的壮志，也安放得了你那不羁的心。唯有在广阔天地里创造出辉煌的成绩，才能真正回馈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大度理解！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记了自己，不求同行，只为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老师。我的老师与众不同，他的生命很长；作为学生，我非常平凡，我的人生苦短，我用我的前半生真情陪伴，我用我的后半生将老师的意志发扬光大，延续老师的医学生命。 我也学习老师那样教书育人，培养更多医学精英，回馈社会、回馈国家。陪伴老师是我前半生的荣耀，我的学生服务于中国医学发展，则是我后半生的荣耀。
我从拜师伴师写到伤感地离师而去，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可谓一气挥就。虽显太过冗长，但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好像文字不长不足以表达我和老师30年真挚情谊，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无比忠诚和深厚感悟，生怕多有遗漏。
此时此刻，我再次祝恩师生命之树长青！
（作者：俞卫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