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受吴孟超教授的风采是在1980年，那时我刚刚考入第二军医大学。作为入学教育的必修课，学校为我们放映了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于1964年拍摄的纪录片《向肝胆外科进军》。影片展示了吴孟超教授率领的三人小组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攻克肝脏手术禁区的故事。影片中挂着解放军少校军衔的吴孟超教授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些医学院的新生，许多同学都暗暗下决心，毕业后跟随吴孟超教授学徒，成为肝胆外科医生。

成为吴孟超学生——现场考试“不及格”

1985年，我幸运地加入了吴孟超教授团队，成为住院医生，终于有机会跟随吴孟超教授查房，同台手术。吴教授指定老“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陈汉教授对我严格训练。记得一次与吴老和陈汉教授手术，我在拉勾，吴老突然用血管钳指着一根分离的血管问我：“这是什么？”

我回答：“是肝动脉”

“它从哪里来？”

我回答：“腹腔动脉”

“之前的分支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我只答对了一部分，我顿感无地自容。“基础还不扎实呀，你要向他好好学”，吴老半失望半鼓励地指指陈汉教授对我说。手术结束后，吴老给了我一本《克氏外科学》：“听说你是外语班出来的，这是外科‘圣经’，先通读肝胆章节。”并指示陈教授在查房和手术时考我。那时的外文教科书是影印本，上千页，翻到有关肝胆的内容才体会到，自己的专业英语无比的差。从新华书店买来中文译本对照着看，这才发现，陈汉教授是这本大部头书的编译者。

从那以后，那本《克氏外科学》成了我的伙伴，根据吴老指示“正着”通读章节，依据陈汉教授白天的问题“挑着”翻阅，每次病例讨论，我都带在身边。从此，理论知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大外科轮转—“不愧为吴老的学生”

入科半年后，开始了大外科轮转，骨科、普外、泌尿外科、烧伤、急救等，手术技术及医学知识有了拓展。每个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必须回肝胆外科，吴孟超教授问起我轮转情况时，我自豪地告诉他我能保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阑尾炎手术，他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还没遇到难的病例”。直到我经历了“肝下位阑尾”及“腹膜后阑尾”，冒着大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那“小东西”找到并捞下来时，才理解了大师的告诫。

那时，普外一科的主任是华积德教授，副主任是王本茂教授。我被安排到王本茂教授一组。一天夜里，一个剧烈腹胀，怀疑胃幽门梗阻的老年女病人被急诊收治在我的病床。这位病人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有胆囊结石病史，偶有发作。她很高雅，但控制不住地呕吐，把她的病号服沾满黄色胃容物。次日早晨观察发现，病人病号服上的呕吐物已经变暗，有点发臭。王本茂教授查房后组织了一次病例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对这位病人作出了各种可能的鉴别诊断：肿瘤、肠梗阻、肠扭转……我冒出一句：“也有可能是胆石性肠梗阻”。我的话音刚落，被两个上级主治医生批评：“你们这些年轻医生就是会猎奇，哪里找出这样的怪诊断”，“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不可能”。王本茂教授打断群起的批评，炯炯地盯着我问：“你说说你的依据”。整个医生办公室安静下来了：“这个病人入院时呕吐胃容物，6小时之后呕吐物为上中段小肠液，说明梗阻部位在下移，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我翻开吴老送给我的《克氏外科学》，对照着那个章节：“反复发作的胆囊炎与十二指肠粘连，形成胆囊十二指肠瘘，胆囊内的石头掉入十二指肠，沿肠道滚动下滑，形成梗阻并呈随时间迁延部位下移的临床特征，这个病人的病史、病程与《克氏外科学》上描述的‘胆石性肠梗阻’的诊断高度吻合。”我觉得所有人都惊鄂地看着我，只有王本茂教授微笑：“是吴老让你读这本书的吧。”我点点头。“这个诊断不排除，把它放到最后一种可能”。最后的共识是“继续观察”，做好剖腹探查的准备。

中午来临，我迎上刚刚吃完饭的王教授：病人腹胀加重，电解质出现紊乱，开始吐大粪。王教授马上到病房查看病人及呕吐物：“胆石性肠梗阻的可能性上升到第一位，开进去。”王本茂教授站在助手位，我主刀打开腹腔，用双套管“机关枪”减压粗如轮胎的小肠，迫不及待地顺势下摸。“石头”，我兴奋地大叫一声，手里抓住了三颗鹌鹑蛋大小的石头。王本茂教授露出标志性的微笑，但这次发出了笑声：“不愧为吴老的学生。”

人生第一篇文章——超前NEJM30年

“能做、能说、能写”，这是吴老对每一位学生教导的名言，据说，这六字箴言来自他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同时，他让我们要怀有好奇心，仔细观察病人，一追到底。

那还是在1986年，我在门诊遇到一位手掌、口腔及消化道黏膜黑色素沉积，常有阵发性腹痛的男性病人。胃小肠钡剂X光片提示胃、小肠多发息肉。除了色素沉积，这个病人还有眼睑倒置。我给他开了住院证，回到宿舍赶快检索《克氏外科学》，发现这个病人的体征符合Peutz–Jeghers Syndrome，又称PJ综合征：黏膜色素沉积，肠道多发性息肉为病变特征，易发生肠套叠导致的肠梗阻，多以急腹症就诊。第二天，我跑到图书馆检索眼科书，发现另外的眼部病变是Komoto综合征：表现为倒眼睑（下眼睑覆盖上眼睑），上睑下垂，内眦赘皮，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PJ综合征也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分别均有报道，但两种遗传病合并到一个家系同时发生，还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再问病人病史，其兄妹三人均有类似表现。好奇心驱使我动员他的两个兄妹来沪检查，我负担交通住宿费。果然，病例增加到了三位。我无比兴奋地向科主任华积德教授汇报，华主任回以同样的微笑，说出了同样的话：不愧为吴老培养出来的学生。遂华主任立即请医院影像室的专业摄影师到病房，为这一家系兄妹三人拍下了宝贵的照片。

1987年，在普外科主任华积德教授的指导下，我将这一家系合并PJ综合征及Komoto综合征的病例总结，投稿到当时外科最权威的杂志《中华外科杂志》，被接受，刊登于1987年第8期（第25卷）的期刊上。

我利用周六政治学习的机会，把发表的文章给吴老和陈汉教授看，陈教授带着京腔连说三句“不错”，吴老拿过杂志扫过封面，劈头一句：“你小子不要骄傲，最近看你有点翘尾巴。”他仔细看过后说：“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是不错”。后来，我把王本茂和华积德教授的评语告诉了吴老，我们爷仨大笑，我和陈汉教授接过吴老递来的香烟。

2019年春节，我像往常一样，利用假期阅览国际医学期刊上的文章。已过午夜，正当我准备收工时，一篇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的病例报道让我一颤，“Peutz–Jeghers Syndrome”，仅一例病人，我抑制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不就是我1986年发现的病例嘛！

揠苗助长——吴老的试验

1988年，吴孟超教授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了。经他批准，我回北京休假。刚刚到家，就接到吴老的电报：有重要事情，速回。我用海军大院的军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才知道，他命令我结束轮转，回肝胆外科担任“协理医生”（住院总医生）。肝胆外科的协理医生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都是高年资主治医生担任，我的水平完全不够格，心里无比惶恐及不安。

“吴老，我资历太浅，承担不了。”

“怕什么，有我在，我带你”，这是吴老的回答。

回到科里，他严肃的对我说：我就是要拿你试试看能不能揠苗助长。

与伟人的一天——飞转的陀螺

协理医生的日常职责是负责签署住院证，安排床位；每周协调主治医生们的手术室顺序；会诊，以及全权处理下班后所有的医疗事务。除此之外，肝胆外科的协理医生，还是吴老贴身的医疗助手。我每天要跑三个地方——华侨病房、高干病房及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完成早交班及排手术后，就小跑到300米外的华侨病房。那里每天住着几十个华侨及外国病人，都是慕吴孟超教授的大名来的，豪华单间内多有家属陪同，除写病例及病程记录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回答家属提问。500米外的高干病房条件较差，只装修了三间空调房，为吴老的手术病人专用。

吴孟超教授作为负责医疗教学的副校长，每天下午在大学校办开会办公，没有周末，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近70岁的年龄，他仍健步如飞，穿梭在三个病区之间，永远把我们年轻人甩在后边。他对病人无比体贴，在行听诊检查之前，总是用手将听诊器温热后再放到病人胸前，他能记住所有病人的名字，永远伸出双手热情地同病人握手。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同时充满了关爱。吴老每天傍晚来查房，会当即确定第二天的手术病人，常常在决定手术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必须马上与手术室商量安排手术，与血库商量备血，找病人家属谈话，下医嘱备皮、禁食等等，第二天早交班后，随吴老手术。每每手术顺利完成后，在更衣室内，吴老总奖励我一根香烟，同他一起美美地深吸几口。术后上级医生奖励助手们香烟成为那个年代的外科习惯，当年的香烟还要凭票购买，记得陈汉教授比我们每月可以多买几盒“大前门”。病人常常送医生烟，医生只在手术成功后收下，并分给同事们共同享用。

吴老的每一天，都如同飞速转动的陀螺。

最香的一顿饭——师母情深

1989年大年初一，吴孟超教授带领我查完房，问我：“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自从我1980年上二军大，就没回去过过年，已经9年了。”我回答。

“9年算什么，我都40多年了。走，晚上到家里吃年夜饭。”他边脱白大衣边对我说。

当我踏进吴老家的房门，一股喷香的鸡汤味扑面而来。师母端上一个砂锅，她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汽锅，云南的老同学送来的，她在学着做汽锅鸡，让我先喝汤，趁热吃。我说：“等等其他人吧。”“今天只有咱们三口人，吃吧。”师母深情的说：“吴孟超专门让我准备晚饭，就请你一人。”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每每同师母回忆起那个情景，她老人家都热情地邀请我再到家里尝她的拿手菜。尽管很多采访报道中没有描写吴孟超教授夫人吴佩煜的篇幅，但她是我们学生最尊敬的母亲及老师，她是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她耐心地接听着每一个找吴孟超教授的电话，她是吴孟超教授的好帮手。吴孟超教授感慨地告诉我，若没有师母70年的理解与支持，就没有肝胆外科的今天。

吴老和特殊病人——巨人的肩膀

1988年的一天早上，吴老带我为一位特殊身份的病人做术前准备。他叫宦乡，是我国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180公分以上的个子，留着描写鲁迅的那种平头，目光炯炯，声音浑厚，笑声爽朗，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问及倾听和看书。宦老已80岁了，在肝右叶发现了占位性病变。通过近半个月的接触，我了解到宦老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最高官衔共产党军官，曾是国民党战区司令顾作同的中将高参，1949年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的助手，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及外交策划，后任部长级驻英国代办。曾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中写道“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的名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文革前已由周总理提名，欲任命为负责外交的副总理。文革后出任我国驻欧共体、比利时及卢森堡的总大使，回国后担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有关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及国际关系的观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的著作成为多国使用的经典教材。

我整理好病历，象往常一样到了院办小会议室，吴老和心血管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都在场，由我向上海市委汇报手术准备情况，时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的曾庆红同志及中央保健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这样的汇报已有过数次。

回到病房，宦老象往常一样迎接我们，其实，吴老心情很复杂，作为医生，我们善意的向他瞒着病情，“骗”他患的是肝血管瘤。这是惯例，但很痛苦，终归我们在骗病人，更何况又是一位尊敬的长辈。他很配合地躺下，我为他备了皮，他风趣地问我多长时间剃下的毛会长出来。

下午，汪道涵同志来了，我和吴老在场，他们谈论着一个秘密行动，宦老带队，同汪道涵及钱三强一起赴新加坡，会见台湾当局的代表。汪道涵笑着对我说，要精心治好宦老，手术恢复后陪他们去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秘密行动”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作为医生的我差点亲历。

傍晚，我下好医嘱，正打算去食堂吃饭，护士让我接电话，我到了值班室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了邓小平办公室的声音，在询问宦老的情况后，让我代问宦老好。紧接着，又有电话进来，总机告诉我总书记赵紫阳要同宦老说话，我忙叫总机将电话转到宦老房间，我冲到宦老的电话前，听到了一句河南话，将话筒递给了宦老。约半个小时以后，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吴老、校长、政委及大批随从到来，都穿着军装，校长政委立正，向宦老行军礼，握着宦老的手说，总书记和邓小平来电话了，这是我校的莫大光荣和荣誉。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宦老推进手术室，吴孟超教授主刀，陈汉教授做一助，我做二助。手术中发现宦老的肿瘤位置极差，无法行一期切除，吴教授为他做了肝动脉结扎，并注射了抗癌药（5-FU），希望肿瘤在缺血的状态下缩小，行二期切除。

手术顺利完成，我们爷仨同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抽了一根烟，但心情并不轻松，毕竟宦老的肝癌无法一期切除。

宦老很坚强，他配合治疗，坚持自己上厕所。直到我10年后自己开了个阑尾，才知道术后病人是多么痛苦，需要多大的毅力。宦老没吭一声，恢复很快。

之后，在探望宦老的身影中出现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及市长朱镕基，我都有幸陪伴在宦老的左右。1989年吴孟超教授推荐我去了美国，一天，我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惊讶地发现，我曾有幸握过手，交谈过的探望我病人的访客成为了世界最大国家的总书记及总理。不禁感叹：居然曾经站到巨人的肩上，让我见识了很多，看得更远，感谢巨人吴老。

学部委员——无心插柳

1988年，医教部的副主任拿着一张腹部CT片找我开住院证，按规矩，医生必须看到人，以及必要检查结果，才可以开住院证，而开好住院证，也只是意味着可以排队等待住院了。而医教部直接找我的一般都是冲着吴老的名气北京介绍过来的。我好奇地问：“又是中央保健局？吴老知道吗？”“吴老已经会诊过病人了，北京不敢开，杨总长亲自打电话过来关照过。”副主任回答。（注：杨总长即为杨成武总参谋长）我扫了一眼CT片，吸了一口气，自言了一句，“难怪，也只有吴老敢接。”

当时，干部病房、外宾病房都没有床位。而医教部告诉我，得马上安排住院。于是，就把我们当时中三楼肝胆外科大办公室边上的一间很小的抢救室给腾了出来，紧急布置了一间病房，让这位病人住进去了，他的名字叫吴仲华。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吴仲华就是杨总长的亲戚。住进来以后，我们好奇地了解吴仲华的情况，才知道吴仲华是航空界赫赫有名的“三元理论”的发明者。

手术很艰难，但巨大的肿瘤在吴老刀下，成了盘中的俘虏。我印象中，吴仲华是非常坚强的，他很有修养。记得当时在他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吴老去查房。查房的时候，吴仲华就跟吴老说过这样一句话：“吴主任，你要考虑一下当学部委员。”

当时吴老听了有点儿懵，“什么是学部委员？”

“中科院学部委员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学术荣誉。”

吴老紧接着追问：“怎么才能当？”

吴仲华就讲：“要由两名学部委员推荐。”

吴老接着说：“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呀！”

吴仲华回答：“我是一个。”

“那还有谁呢？”

“还有一个，就是她。”吴仲华就指指站在旁边微笑着的妻子李敏华。

那位老太太也特别有修养，瘦瘦的，她常常露出那种甜甜的微笑。这一段温馨的场景是我亲历的，可以说至今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实，确实是这两位大家推荐的吴老，我是亲历这个场景的。其实，吴老当年对“学部委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在很坦然的这么一种情况下，两位慈爱的老人、两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提出这样的动议，觉得吴老有资格被推荐。当然他们也不是瞎提的，他们是负责任的，是查了吴老的背景资料、发表的文章等，是实地调查了吴老的建树与口碑的……因为我跟当年的病人吴仲华教授接触得很多，从早到晚都得要照看他，到后来熟了，更是推心置腹。他们时常向作为学生的我问起吴老的日常点滴及学术成就。对于这样两位学术大家, 真是问者有意，答者诚实，听者有心啊！

1991年11月28日，经中科院所有学部委员多轮严格的评审与选举，报请国务院批准，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肝胆外科主任吴孟超教授果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作为推荐者，吴仲华和李敏华夫妇自然十分欣慰，作为伯乐， 他们相中了一匹“千里马”。（本小节参考了方鸿辉所著《吴孟超》）

推荐出国——幽默的不舍

在我任协理医生期间，有幸遵吴老指示，配合基础和临床研究，有幸配合胡宏开、师兄屠振兴开展微波烧灼肝癌治疗，观摩了师兄郭亚军肝癌免疫及肿瘤疫苗研究，师兄杨广顺的半离体肝项目研究，羡慕地送走师姐孙君泓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聆听了师兄何为讲述世界肝移植的历史，并有幸翻阅了移植鼻祖英国剑桥教授的肝移植专著。这些启蒙，让我对基础研究更加好奇，特别是肝移植，梦想着有一天，人类器官可以像汽车一样，更换零件。

1989年，在我完成一年的协理医生任务后，我向吴老提出想去学习肝移植，将破坏性的肝脏切除术与重建性的器官移植结合起来。吴老表示支持，并慷慨地给我签署了推荐信。但明确提出必须有美国大学的资助。

在美国，匹斯堡的Starzle教授是公认的肝脏移植鼻祖，他实施了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第二个人物是他的学生，芝加哥的Williams教授，曾在丹佛跟随Starzle教授学习，之后建立了美国第二家肝移植中心。我把我的简历、吴老的推荐信，以及GRE、TOEFL成绩单寄给了两位教授。很快，两个中心都给了我回复，其中，Williams教授提供我生活费资助。

由于我工作不到5年，不符合总后及总政的出国审批标准，需要吴老特别支持。我再次找到吴老，本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他利用副校长的权利特批我的出国申请，但吴老比我想象的豁达得多，他给外办直接打了电话，对他们不是命令，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和师兄宗明一起乘外办专车早早的到达杨浦区公安局外事办，等待吴老的到来。这是办理护照的预约。吴老进门，一脸严肃地问我：“你怎么在这，不好好上班。”遂转头对公安局的人员指着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头脑一片空白，护照办理人员也懵了，仔细查阅文件，问：“吴老，所有文件你都签字了，手续齐全，你要改变主意吗？”吴老笑了，“我吓唬吓唬他。”原来是吴老的幽默。后来吴老对宗明说：“我把肖飞吓坏了。”2005年，在吴老即将荣获国家最高奖时，我和吴老同机飞上海，一路聊了很多，我问起当年“吓唬”我的事，他坦诚：“舍不得你呀”。

办好出国手续，我有幸得到刚从匹兹堡回国的师姐孙君泓教授的悉心指导，让我出国更加从容。1989年5月3日，怀揣着吴老的嘱托：“学习肝移植技术体系、建立国际交往渠道、发表研究文章、打磨好英语”，踏上了飞往美利坚的航班。

肝胆外科医院落成典礼——两位老师上海拥抱

我运气很好，到美国后遇到了一个好老板，Williams教授，他在大学就有社会主义情节，对中国很感兴趣。作为他接受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我成为他探索中国的标本。我有幸快速证明我的手术技术，在Williams教授的帮助下，拿到外国医生许可，可合法参加手术，并很快承担了主持供体器官手术的责任，任务是飞往美国各地医疗中心对脑死亡的病人实施器官摘取手术，并参与所有的受体手术；因实验室没有医学院背景的研究者，在我获得第一个NIH基金，并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三篇文章后，Williams教授让我将主治医生们的技术员及PhD管理起来，包括所有的试验设计、实施、总结、撰写论文。因此，我在到达美国两年后，兴奋地向吴老汇报，我基本实现了几个目标：熟悉肝移植体系、参与研究及发表文章、熟练英语，同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Williams教授非常认可吴老培养的学生，他愿意提供两位吴老的学生加入他的队伍学习肝移植，并邀请吴老在合适的时候来访。

1993年，吴老决定派师兄杨甲梅和马立业加入Williams团队学习。同时邀请Williams教授参加“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落成典礼。

1993年4月，我陪同Williams教授从芝加哥飞到上海，从上海的上空望去，没有一点城市的繁华，一片漆黑，到了宾馆，还赶上停电。那时的上海只有虹桥机场到虹桥开发区的一段高架，从机场乘车到五角场，花了近5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向Williams教授抱歉地表述，中国还很落后。Williams教授打开宾馆窗户，通过浑浊的空气指着隐约可见的吊车，“我到过洪都拉斯开刀，那里的街道和这里差不多，但这里的不同是蓬勃的气息，有像你一样受过良好教育、勤奋聪明的年轻人，还有吴孟超教授这样的智者。只要国家稳定、政策开放，中国会无比繁荣强盛，相信我。”Williams本着这种眼光和信念，同吴老成为最好的朋友及伙伴，他本人也坚定地支持我在中国创业，并且每次遇到美国朋友，包括众议院议长、美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副总统，他都自豪地讲起1993年的那段话，当然，他在中国的投资也为他的后代创造了超过百倍的回报，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Williams教授受聘二军大教授，两位老师紧紧拥抱，并相约“芝加哥见”。

出访美国——成为美国同行的老师

1994年，师兄沈锋也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加入了Williams的团队，至此，我们已经有4个来自二军大的外科医生在同一个大学的同一个Boss（老板）下工作，这是十分罕见的。我们4位吴老的学生几乎主导了移植免疫实验室的工作，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肝脏、肾脏供体手术。在大家的推动下，吴老和师母的来访终于落实，所有费用由Williams教授承担，并在芝加哥大学安排了讲座、授予了名誉教授、准备了盛大的希腊餐晚宴。

吴老全程用英语讲课，展示了肝脏手术“吴氏刀法”和肝癌术后长期随访数据。演讲后，吴老被Williams授予Rush医科大学访问教授，这个头衔是以Williams终身教授的职位命名的，另一位获此殊荣的是Starzle教授。吴老的演讲让美国同行无比震惊，对吴老团队实施肝癌治疗的数量及质量频频赞赏，多个著名的外科教授放下平时高傲的姿态，马上表示，“我也是您的学生”。这其中也包括大外科主任，著名的Economo教授，并决定以大外科的名誉举办宴会，欢迎吴老夫妇到访，当然，宴会的地点很自然地选择了芝加哥最著名的希腊餐馆，以彰显主人的文化背景、用心的诚意。

吴老不愧为伟大的外交家。

肝移植—大度和宽容

吴老送我们学习肝移植的初衷是重振肝移植项目。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开展过肝移植，但因为没有合适的免疫抑制剂、手术模式不成熟，以及适应症选择的是肝癌，因此，和全国的其他中心一样，病人均死于肝癌复发，后来，肝移植项目都停止了。长海、长征及东方肝胆都是二军大的附属医院，吴老作为副校长，统管三家附属医院的医疗，但各家医院均有特色及重点，都有在全国领先的科室，而吴老创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骑绝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但吴老的学生已经培养了几代，特别是一些高年资的学生，已开始有能力建立肝胆外科项目，其中就有许冠南教授，在长征医院自立门户，并一改东肝时的内敛和保守风格，决心开展肝移植。在1995年，时任长征医院院长李家顺教授利用访美的机会与我会面，提议派长征医院的傅志仁教授到Williams的中心强化学习半年，之后开展肝移植项目，并表示他铁了心支持许冠南教授的突破。

长征医院行动起来，傅志仁教授启程来美，医院拨款支持开展大鼠和猪肝移植研究，组建肝移植队伍。我帮助许冠南教授团队成功开展了大鼠及猪肝移植手术，并开始筛选肝移植受体病人，当长征移植团队初步练习成功之时，我向吴老汇报：如果东方肝胆不立即开展肝移植手术，长征医院就会于近期实施，他们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吴老沉思了一会儿，决定筛选病人。几乎在同时，两个中心都筛选出了自己的受体病人，趁Williams在上海讲课的时机，让他帮助检查鉴定一下肝移植受体候选人。东方肝胆的候选人是一个中年男性，乙肝后肝硬化，根据Williams教授的经验，在那个没有控制乙肝病毒药物的年代，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接受肝移植后，因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几乎100%乙肝复发，很快就会摧毁移植肝脏。作为开展肝移植项目的第一例，应避免选择这样的病例。吴老和师兄杨甲梅教授认真听取了Williams教授的意见。同时，Williams教授来到长征医院检查病人，长征医院准备的受体病人是一个12岁的男性病人，罹患Wilson病，这种因肝脏铜代谢异常导致的肝衰及眼、脑神经豆状核病变，属恶性遗传病，但肝移植术后预后良好。因此，Williams教授对长征医院的候选病人表示满意，嘱咐要寻找体表面积相似的供体。

1996年5月21日，应长征医院邀请，Williams教授带着Thomson拉钩架来到上海，我配合准备5月23日的肝移植手术。5月22日我接到吴老电话，紧急召见，吴老跟我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东方肝胆也要5月23日实施肝移植，受体是那位乙肝肝硬化的病人。我很为难，很纠结，自知无法改变对长征医院的承诺，望吴老原谅，Williams教授表示，一旦完成长征医院的手术，马上到东方肝胆指导。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吴老。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晚上，一边是承诺，一边是老师的呼唤。

第二天，我收住心中的不安，定下了神，走进长征医院的手术室。Williams教授像往常一样作为第一助手，我主刀。我和许冠南、傅志仁、丁国善教授同台，发挥在老鼠、犬身上练出的显微外科技术，以及近百例参与移植术的经验，肝动脉、门静脉、肝上及肝下下腔静脉缝合均顺利，包括因解剖结构异常实施的腹主动脉桥接，在按程序逐步恢复血供后，居然没有一点儿出血，不需要补针。移植肝脏恢复正常颜色及质地。这位当时中国最小年龄的肝移植病人，至今仍然健在，成为中国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移植病人，他的名字叫张希，已大学毕业、结婚生子，每一秒钟都在创造着中国的纪录。

因为此事，我一直觉得对不住吴老，唯一的安慰是，师兄杨甲梅教授发挥他在美国学习的本领，同日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我期盼着向吴老致歉的机会。

一天，我接到吴老秘书的电话，让我到东方肝胆医院为第二例移植病人会诊，我兴奋地接受，觉得是立功赎罪的机会。那是一例移植后出现黄疸的病人，当时无法判断是肝脏缺血导致的损害，还是排异反应。我在美国曾经见过类似病例，多为供肝冷缺血导致毛细胆管内皮损伤，术后发生的毛细胆管炎，多可自然恢复，预后良好。我提出我的意见，并经越洋电话得到Williams教授的认可，保守观察。

会诊结束后，陈汉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上香烟，我深吸一口，鼓足勇气恳求陈汉教授替我转达对吴老的歉意，希望得到原谅。陈教授笑眯眯地告诉我：“那天你可把吴老气坏了，天塌下来都不会影响他吃饭睡觉，那天晚上，吴老没吃饭，晚上没睡好觉。”我无比内疚，再次恳求陈教授替我求情。陈教授哈哈一笑，说：“有人提议整整肖飞，但吴老拒绝，吴老说过，肖飞对肝胆外科医院作出过重大贡献，是唯一一个没有从医院拿到任何东西的人，要好好对待。”听到这话，我无比感动，感慨吴老的胸怀，感动他的意气，这就是伟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师长。吴老在日后的《生命新知》高峰论坛上，始终从容坦诚、不断理念创新，再次体现了一位医学大家的坦荡、虚怀、海纳、谦逊的品质。

最高科学奖

2004年，我接到师兄沈锋的电话，告知总后要为吴老申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需要一个国际著名的专家写一封推荐信，因Williams教授是肝脏移植及肝胆外科的著名专家，且吴老和Williams教授结识超过十年，并互聘为客座教授，希望Williams承担此职。我把这一提议告知Williams教授，他没有丝毫犹豫：“吴孟超教授是世界资历最高、成就最大、无可争议的伟大外科医生”。很快，Williams亲笔签署的推荐信寄过来了。

2005年的一天，我在广州机场过安检时看见了几个月没见的吴孟超教授，我兴奋地大声喊“吴老”，差点被安检人员以大声喧哗的罪名扣留。在休息室，吴老和我紧紧抱在一起。吴老让我同他一起坐在头等舱，我们回忆着过去，聊到了宦老，他告诉我，在北京有关“最高科学技术奖”评选的过程很顺利。不久之后，我在头版头条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授予吴孟超教授“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在CCTV的镜头里看到了Williams的推荐信，听到了播音员摘录信中来自美国医生的评语。吴老当之无愧，他是世界上开肝癌手术最多的医生，也是世界上年纪最大还在开刀的医生。2006年12月，我亲眼看到他将600万元的奖金作为科研基金捐献出来。在此时，我舒了口气，我终于无愧于吴老的嘱托：到美国后“学习肝移植技术体系、建立国际交往渠道、发表研究文章、打磨好英语”。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