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杂志
2019年02月号
卷首语
思辨与思变:寻找医疗体系的痛点与对策
采编总监

对于就医体验,中国百姓最普遍的抱怨莫过于“看病难、看病贵”。问起导致看病难及看病贵的原因,人人都可以列举出数条,诸如大医院太少、名医稀缺、药价太高、检查费太贵。这些理由连权威都相信了,于是乎,挂号网络化、付费智能化、医院门诊延时、医生周末加班,降低药品价格、制定临床路径、按病种收费,但这些措施多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痛点及难点的病因没找对,策略皆不对因。

看病难及看病贵在我们国家是个悖论。因没有真正的分级医疗体系,病人可以随意选择医院就医,挂著名专家的号就诊。这种先到先看的医疗模式的实质,是看病太容易,而这一“就诊易”,导致了不需要看名医的病人占据并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造成全社会感觉上的“看病难”;而长途跋涉,奔赴大医院就诊,将非医疗费用(机会成本)计入看病开销,放大了就医成本,加剧了“看病贵”的感觉。因此,“看病易”及无序的就医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药不是普通商品或食品,它是依据法规,经过严密的临床前、临床研究,在符合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MP)的设施及体系内生产完成,在医生指导下方可使用的、用来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关系生命与健康,不能仅按斤两成本计算其价值。更何况,如今市面上已找不到几分钱一个的普通商品,但一元钱以下的药片却比比皆是,以至于无人敢用。尽管如此,抱怨药品贵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继续挤压药品价格的行政手段日新月异。同理,如今的检查设备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而是智能先进的精准检测体系,成本不可同日而语,过分挤压检查费用,意味着放弃早期疾病的发现和病情判断。因此,简单粗暴地降药价、降检查费用,必然以牺牲病人利益为代价。这样违反经济规律和医疗健康本质的举措,是很难成功的。因此,不难看到真实世界中,面对浑身是痛点的医疗体系,轮番对症施策,试图头痛医头,实为头痛医脚。

其实,在“看病难”及“看病贵”的痛点下,还深藏着危害更大的顽疾。现行的医疗模式缺少有效的疾病随访体系,病人离开医院后,其治疗效果不得而知,病情一旦加重、甚至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风险信号也无法被医生得知,更无从干预。研究显示,尽管有效安全的新药不断应用于临床,但诸如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治疗达标率却低于30%,药物不良事件发现及处理不及时造成住院及抢救的现象时有发生,等同于无效或过度治疗,也造成医疗费用的攀升。这是一个很难识别、不愿承认、无力改变的事实,是比“看病难”及“看病贵”危害更大的医疗痛点。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容易陷入一个严重误区,总是想在发生问题的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无济于事的。换句话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跳出“盒子”,超越导致问题的层面,换种思维方法,避免死循环。

2018年12月22日,第九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的主题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痛点与对策的思辨与思变”。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多有国外模式可学习及模仿,但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模式是完善的,无法照搬。早期医疗改革,我们学习美国的医疗模式,弊端四伏,积重难返。医疗体系十大利益相关方:医生、病人、医院、药监系统、政府医疗管理部门、医学会、生产企业、媒体、医保,以及商业保险公司,关系扭曲,相互推诿、互怨共输。

如何从共输解脱,走向共赢?如何理顺医疗卫生领域的十大关系?如何转换思维方法实施医疗模式改革的突破?如何解析医疗痛点的真谛?如何在数据科学的辅助下建立中国的模式?如何建立医患伙伴关系,让病人和医生的价值最大化?

请关注第九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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