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人布朗(Brown)来说,他是不幸的,1995年,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更不幸的是,2006年,他又罹患了急性髓系白血病。两种恶性病集于一身,是十分罕见的,一年的生存率几乎为零。
对 于布朗来说,他又是幸运的,他在柏林遇到了胡特医生。1996年的胡特还在读医学院,课本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浏览生命科学期刊成为他的习惯。一天, 胡特拿到了图书馆里新一期的Science杂志。在这期杂志上,胡特无意中阅读到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J. O’Brien)等人关于HIV感染和AIDS进展抵抗基因的一篇文章,研究显示,尽管艾滋病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噩梦,但对另一些人却无法构成威胁——这 些人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由于CCR5基因中缺失了32个碱基,这种基因被称为CCR5-∆32。因为这种缺陷,艾滋病病毒无法进入淋巴细胞,将不再对 生命构成威胁。这一研究发现给了胡特启示,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血液科医生,要在艾滋病人血液上下功夫。
2006年,布朗来到胡特医生的血液病专科门诊,他们一见如故,似曾期许着这一天的相遇。布朗毫不犹豫地将信任及期望托付给了胡特医生,胡特医生按照常规入手,为布朗实施化疗,同时,做着非常规的准备,为布朗寻找骨髓移植的供体,这个供体应该携带CCR5-∆32基因。
化疗仅仅短暂压制了布朗的恶性肿瘤,他同绝大多数白血病患者一样,复发了。他要求接受骨髓移植,期待着奇迹发生,但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在德国骨髓移植库中,胡特发现了全球有232例捐献者与布朗匹配,其中有80例捐献者住在德国。胡特对这80例捐献者继续筛选,奇迹出现了,第61号捐献者就是他们想要寻找的目标:纯合子CCR5-∆32基因携带者。
高剂量的化疗药将布朗的骨髓及癌细胞全部消灭,在医学上称为“清髓”,这意味着布朗的体内失去了自我造血功能,他的抵抗力为零。他明白这一切,他在无以言表的恐惧中度过了24小时,对胡特医生的信任支撑着他,最终等到了改变他命运的“神奇”骨髓。
骨髓移植非常成功,如同布朗所期盼的,正像胡特医生预测的,布朗体内的“神奇”骨髓开始造血的同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数量不断减少,乃至完全消失。
不幸再次降临,布朗的白血病复发;幸运再次光顾,同一个骨髓捐献者再次捐献“神奇”的骨髓。这次,白血病被彻底治愈了,艾滋病毒再也没有在布朗体内出现。
为 了证明艾滋病毒已被彻底清除,布朗配合胡特医生,接受了皮肤、肠道、甚至大脑组织的活检,他钦佩胡特医生,他更希望为征服艾滋病的医学研究做贡献。他的血 液及组织标本被运往遍布全世界的实验室,他成为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因为有了“柏林病人”,在2013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学者们大胆地提出了“治愈 艾滋病”的目标。
我们见到胡特医生,他为布朗高兴,为布朗的精神感动。一夜成名,他似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移居到了德国一个小城市,德累斯顿。在那里,他避开了喧嚣,继续寻找及筛选更多的纯合子CCR5-∆32基因携带者,等待着下一个布朗。
我 们曾见过的布朗,是一个快乐,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阳光大男孩,他不畏惧镜头,笑得腼腆但灿烂,近三个小时的采访,看不出他一点倦意。他敦促艾滋病人,要配合 医生、坚持治疗,等待治愈艾滋病的那一天。他表示,他的骨髓是一位无私的好人给予的,如果需要,他会捐献出自己的骨髓给需要的人。他把胡特医生当成其人生 中最重要的人。
我们这次在暮色中结束了采访,共进了星巴克的咖啡,紧紧拥抱。这是我第一次拥抱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不对,应该称他为一个恢复了健康的斗士。
是良好的医患伙伴合作,成就了这一奇迹,让好运不断降临。
请关注本期人物与学科:《对话布朗:我希望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被治愈》
膀胱具有很多功能。在一些沙漠动物中,膀胱中储存的水在必要时会被机体重新利用。在哺乳动物中,膀胱主要作为一种“防水水库”,在方便的时候被排空。控制排尿这一能力使得动物能够保持居住环境的卫生,并不易被捕猎者发现。此外,储存的尿液还可用于防卫,如啮齿类动物等。
不管在人类医 学上,还是在兽医医学上,在描述正常健康的泌尿系统时,我们总是依赖于一些比较简单的、非侵袭性的方法。而其中,最便于描述的特征就是尿流量,因为尿流量 的改变可能预示着一些泌尿问题。比如老年人前列腺增大就会压缩尿道的空间,从而降低尿流量。肥胖也可能会提高腹部压力,从而导致排尿不连续。现在许多泌尿 学研究有赖于动物模型,但是根据动物模型的研究结论与人类泌尿系统之间的关系却尚未明确。
近日,美国乔 治亚技术研究院的Patricia J. Yang等阐明了五个不同数量级体重动物的泌尿流体动力学。研究人员利用高速影像技术和流量测量技术对亚特兰大的动物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体重大于1 公斤的哺乳动物排空其膀胱所需的时间都在21±13秒左右。这一结论是可信的,因为动物体型越大,其尿道越长,因此重力越大,流体速度越高。体型较小的动 物的尿液由于受到粘性的毛细作用力影响,其排尿时尿液形成单个尿滴。
为什么排尿时间是21秒?为什么不同体型动物时间 都是21秒左右?21秒这个数值来自于背后的物理学,而这又涉及到尿液的物理性质以及泌尿系统的尺寸和大小。该研究表明,膀胱容量上的差异被尿流量的差异 所抵消掉了,从而导致排尿时间并没有变化。这一“恒等式”在机体的许多生命系统(如循环系统)中都得到了证实。例如,跳跃的高度和一生中心跳的次数。
总之,该项研究表明,尿道相当于一个流体增强装置,并使得泌尿系统即便被放大3600倍,也不会损失其功能。(作者:费正弦)
参考文献: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11932-11937
2003年~2004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发布了数个报告,警告抗抑郁药会使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风险增加。2004年10月,FDA要求所有抗抑郁药都在标签上用黑框警告标出这一风险。2007年5月,FDA又将受此风险影响的人群扩大到了青壮年成人。
随着FDA报告和黑框警告的推出,各大报纸和电视等媒体对此纷纷报道,引起了医生、患者以及年轻人的恐慌。
然而,抗抑郁 药和自杀之间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抑郁症是自杀的一个独立风险因素,用抗抑郁药进行恰当的治疗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从而可能减少患者想要自杀的风险。但另 一方面,青少年以及青壮年成人在开始使用抗抑郁治疗后,可能在短期内反而会促使自杀风险的增加。考虑到这种复杂性,美国哈佛医学院的Christine Y Lu等认为,FDA警告出台后所带来的总体抗抑郁治疗率的降低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年轻人自杀风险的增高,并通过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研究人员从美 国精神卫生研究网纳入了约110万10~17岁的青少年、约140万的青壮年成人(18~29岁)以及约500万的30~64岁的成人,分析了他们 2000年~2010年间的医疗保健索赔数据。研究之所以采用了这样的年龄段设置是因为危险的自杀想法、计划及尝试在18~29岁的青壮年成人中比在30 岁以上的成人中更多见。研究评估了他们的抗抑郁药使用率、服用精神药物(主要是镇静剂)试图自杀的几率以及自杀身亡的比例。
研究显示,在 FDA警告发布后,抗抑郁药的使用及服毒(药)自杀的倾向陡然发生了改变。警告发布后第二年,抗抑郁药的使用在青少年中减少了31%、在青壮年成人中减少 了24.3%、在30岁以上成人中减少了14.5%。也就是说,在这几个人群中,每10万人中抗抑郁药的使用分别减少了696人、1216人和1621 人。同时,服毒(药)自杀的比率显著增加,在青少年中增加了21.7%、在青壮年成人中增加了33.7%,但在30岁以上成人中没有明显增加。在这个包含 约250万年轻人的队列中,服毒(药)自杀者在警告发布后增加了近77例。警告发布后,自杀身亡的比例在任何年龄组都没有改变。
研究表明,FDA针对抗抑郁药安全性发布的警告以及媒体广泛的报道确实使得抗抑郁药的使用率得以降低,但同时年轻人中试图自杀的比例有了增加。
由此看来,一项政策的出台及随后媒体的报道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监测,以降低这一风险。(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4; 348: g3596
对于美国人布朗(Brown)来说,他是不幸的,1995年,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更不幸的是,2006年,他又罹患了急性髓系白血病。两种恶性病集于一身,是十分罕见的,一年的生存率几乎为零。
对 于布朗来说,他又是幸运的,他在柏林遇到了胡特医生。1996年的胡特还在读医学院,课本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浏览生命科学期刊成为他的习惯。一天, 胡特拿到了图书馆里新一期的Science杂志。在这期杂志上,胡特无意中阅读到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J. O’Brien)等人关于HIV感染和AIDS进展抵抗基因的一篇文章,研究显示,尽管艾滋病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噩梦,但对另一些人却无法构成威胁——这 些人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由于CCR5基因中缺失了32个碱基,这种基因被称为CCR5-∆32。因为这种缺陷,艾滋病病毒无法进入淋巴细胞,将不再对 生命构成威胁。这一研究发现给了胡特启示,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血液科医生,要在艾滋病人血液上下功夫。
2006年,布朗来到胡特医生的血液病专科门诊,他们一见如故,似曾期许着这一天的相遇。布朗毫不犹豫地将信任及期望托付给了胡特医生,胡特医生按照常规入手,为布朗实施化疗,同时,做着非常规的准备,为布朗寻找骨髓移植的供体,这个供体应该携带CCR5-∆32基因。
化疗仅仅短暂压制了布朗的恶性肿瘤,他同绝大多数白血病患者一样,复发了。他要求接受骨髓移植,期待着奇迹发生,但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在德国骨髓移植库中,胡特发现了全球有232例捐献者与布朗匹配,其中有80例捐献者住在德国。胡特对这80例捐献者继续筛选,奇迹出现了,第61号捐献者就是他们想要寻找的目标:纯合子CCR5-∆32基因携带者。
高剂量的化疗药将布朗的骨髓及癌细胞全部消灭,在医学上称为“清髓”,这意味着布朗的体内失去了自我造血功能,他的抵抗力为零。他明白这一切,他在无以言表的恐惧中度过了24小时,对胡特医生的信任支撑着他,最终等到了改变他命运的“神奇”骨髓。
骨髓移植非常成功,如同布朗所期盼的,正像胡特医生预测的,布朗体内的“神奇”骨髓开始造血的同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数量不断减少,乃至完全消失。
不幸再次降临,布朗的白血病复发;幸运再次光顾,同一个骨髓捐献者再次捐献“神奇”的骨髓。这次,白血病被彻底治愈了,艾滋病毒再也没有在布朗体内出现。
为 了证明艾滋病毒已被彻底清除,布朗配合胡特医生,接受了皮肤、肠道、甚至大脑组织的活检,他钦佩胡特医生,他更希望为征服艾滋病的医学研究做贡献。他的血 液及组织标本被运往遍布全世界的实验室,他成为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因为有了“柏林病人”,在2013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学者们大胆地提出了“治愈 艾滋病”的目标。
我们见到胡特医生,他为布朗高兴,为布朗的精神感动。一夜成名,他似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移居到了德国一个小城市,德累斯顿。在那里,他避开了喧嚣,继续寻找及筛选更多的纯合子CCR5-∆32基因携带者,等待着下一个布朗。
我 们曾见过的布朗,是一个快乐,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阳光大男孩,他不畏惧镜头,笑得腼腆但灿烂,近三个小时的采访,看不出他一点倦意。他敦促艾滋病人,要配合 医生、坚持治疗,等待治愈艾滋病的那一天。他表示,他的骨髓是一位无私的好人给予的,如果需要,他会捐献出自己的骨髓给需要的人。他把胡特医生当成其人生 中最重要的人。
我们这次在暮色中结束了采访,共进了星巴克的咖啡,紧紧拥抱。这是我第一次拥抱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不对,应该称他为一个恢复了健康的斗士。
是良好的医患伙伴合作,成就了这一奇迹,让好运不断降临。
请关注本期人物与学科:《对话布朗:我希望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被治愈》
哺乳动物的昼夜节律是由日变时钟(明暗交替)所驱动的一种特定的生理现象,周期约为24小时。分子水平的研究证据表明,代谢可能影响生物钟,但仍缺乏生物活体内的相关证据。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寒冷与饥饿的环境下,小鼠会有意识地改变它们的昼夜活动节律,由夜间活动为主改为白天活动为主,这种适应性能让小鼠在挑战环境下的能量消耗最小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研究人员发 现,在降低环境温度和减少食物供应的情况下,小鼠的夜间活动会明显减少,而日间活动则相应增加。进一步减少食物供应可加剧上述昼夜节律的改变。生物钟相关 基因表达分析显示,这种变化的潜在神经机制可能与昼夜起搏传导通路(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的变化有关,而周围组织的时相调整则伴随有行为表型改变。
上述研究结果 表明,夜间活动的哺乳动物在昼夜节律方面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生存环境存在挑战时会“主动”改变其生物钟,以最小的能量消耗适应环境的改变。夜间活动的哺 乳动物对维持能量平衡具有“天生”的适应性。对能量消耗进行量化可以发现,在自然条件下,昼行可减少小型穴居哺乳动物的体温调节能量消耗。而昼行生物的代 谢反馈可帮助个体通过减少能量消耗,实现功能获益。
昼夜节律与人类的活动关系密切,人体生理功能,学习与记忆能力、情绪、工作效率等都存在明显的昼夜节律波动。研究人员希望该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阐明人类的睡眠–唤醒和代谢表型之间的关系。(作者:刘荣军)
参考文献: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111:15256-15260
领导塞拉利昂对抗有史以来最严重一次埃博拉疫情的Sheik Umar Khan医生于2014年7月29日因感染埃博拉病毒逝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3名护士也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在Khan医生接触埃博拉病毒之前,他就清楚地知道他所面临的风险。他曾经说:“我很害怕死亡,因为我珍惜我的生命。医护人员都很容易感染疾病,因为我们站在第一线,即使穿了防护服,也处于风险之中。”
世界卫生组织 描述,这一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已经有超过660人死于该病毒。这种高传染性病毒很容易引起死亡,而且没有任 何的疫苗,能治疗的药物也少之又少。这次疫情已经造成很多医护人员的死亡。Samuel Muhumuza Mutooro,利比里亚乌干达的一名医生,在2014年7月1日也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因为患者将病毒传染给了护理的护士,护士又将病毒传染给这名医 生。其实以前也曾经暴发过埃博拉病毒,曾有医护人员死于这种病毒。2000年,Matthew Lukwiya医生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Lukwiya医生曾经鼓励他的同事要尽量通过穿戴防护服控制这种风险。但在他工作的医院仍然有很多医护人员死 亡。
其实,无论是 国外的医护人员还是国内的医护人员,当有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永远是站在第一线,救死扶伤,明知身处危险之中也毫不退缩。此次埃博拉病毒的暴发中国也派出了 医护人员,比如北京安贞医院。面对疫情医护人员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他们比患者面临的风险更大,离死神更近。战胜疾病不单单靠有效的药物和先进的策略,更 重要的是需要医护人员莫大的勇气,让我们为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点赞。 (作者:马驰)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4;349:g4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