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公认的伟大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仅仅由伟大的科学家所创建,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不断改革着实验室的发展模式,赋予其伟大的理念,使之演化为伟大的实验室。
19世纪之前,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多为“夫妻店”,他们凭着殷实的家底,为满足自己对自然的好奇心,开展科学试验,而仆人则成为助手,服从着主人的命令。例如,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发现了血氧交换的规律。
进入19世纪,一些明星科学家出现。德国的李比希(Liebig)在Giessen大学建立了实验室,他将教学与试验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全欧洲的优秀学者及学生,并瞄准解决农业、工业及生物的实际问题,共同开创化学先进技术。他的学生散布到世界各地,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俄国,巴普洛夫(Pavlov)开创了综合实验室,吸引了生理、化学及外科专家参与,在他跨学科理念的主导下,建立了经典动物模型,并以规模生产的形式,饲养大量的胃造瘘、胰管造瘘的犬,通过对这些动物的研究,发现了条件反射等经典生理规律。这位跨学科的天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摩尔根(Morgan),则率先提出了科研平等的理念。在他的实验室里,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权威,让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实验室内的数据自由分享。摩尔根同他的学生利用果蝇,通过试验结果共享的模式,发现了染色体减数遗传的定律,以及染色体突变现象。这个实验室成就了两个诺贝尔奖。
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他诞生于由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开创的卡文迪什实验室(the Cavendish)。在1947年,佩鲁茨在卡文迪什实验室获得了一个房间,继续他的血红蛋白立体结构研究。直到1962年,这个实验室同时出现了四人分享两项诺贝尔奖(佩鲁茨、肯德鲁、沃森、奎克司),LMB才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大楼,英国女皇亲临剪彩。这个实验室秉承了摩尔根教授的理念——平等相待、共享科研数据,同时,跨学科的精诚合作,成为其科学发现的基石。佩鲁茨曾描述自己是一个化学家在物理实验室开展着生物学的研究。如果没有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Hopkins)的X线衍射DNA图谱,沃森及奎克司创建双链DNA模型的灵感还很难点燃。半个世纪以来,LMB共产生了13位科学家,获得9次诺贝尔奖。LMB秉承对世界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从而造就了8位曾在此进修学习过的学者,在离开LMB后获得诺贝尔奖。
笔者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的器官移植中心学习。每个星期五,20余位临床医生及科研人员共同参加例行研发会议,分享数据、平等研讨、共享信息、互帮互助、共谋方向。笔者在这样的科研氛围里,尽管当时英语水平低下,但通过美国老师及同事的协助,于1989年至1998年间,获得NIH基金2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并主导及参与了4个专著的章节编写,开创了数个世界第一。期间所形成的科学思维习惯及合作精神,为我日后实现转化医学打下了基础。
Anita Chong是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曾是我的同事。今年年初,她应她的优秀学生——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沈峰副院长的邀请,在亚太肝胆胰外科会议(上海)做主题演讲。我询问她对中国医学科学的看法,她的回答让我既吃惊又在意料之中:“中国的学术界太讲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过强,这样不利于科学发展,年轻学者没有挑战的勇气,没有发展的机会。”吃惊的是,她在短短时间里的观察入木三分;意料之中的是,一定会有人发现这一现象,并有勇气提出。但纠正这一风气需要更大的勇气。毕竟Anita是美国人,局外人能无知而无畏。
中国对世界科学文章的贡献已居世界第二,但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远在10名之外,原创型的科学发现及发明少之又少。我们必须深思,封建的意识是我们科学精神的禁锢。仔细看看世界上伟大的实验室吧,不仅仅是耸立的大楼、现代的设备、高学历的人员、充足的经费,更重要的是平等的精神、挑战权威的勇气、分享的快乐、跨学科合作的理念、向世界开放的胸怀。为什么我们众多颇具规模的实验室不能诞生诺贝尔奖?答案是:缺少具有伟大理念的伟大的科学家。
请关注:本期医学里程碑——《伟大实验室的产生》
(作者:肖飞)
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公认的伟大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仅仅由伟大的科学家所创建,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不断改革着实验室的发展模式,赋予其伟大的理念,使之演化为伟大的实验室。
19世纪之前,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多为“夫妻店”,他们凭着殷实的家底,为满足自己对自然的好奇心,开展科学试验,而仆人则成为助手,服从着主人的命令。例如,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发现了血氧交换的规律。
进入19世纪,一些明星科学家出现。德国的李比希(Liebig)在Giessen大学建立了实验室,他将教学与试验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全欧洲的优秀学者及学生,并瞄准解决农业、工业及生物的实际问题,共同开创化学先进技术。他的学生散布到世界各地,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俄国,巴普洛夫(Pavlov)开创了综合实验室,吸引了生理、化学及外科专家参与,在他跨学科理念的主导下,建立了经典动物模型,并以规模生产的形式,饲养大量的胃造瘘、胰管造瘘的犬,通过对这些动物的研究,发现了条件反射等经典生理规律。这位跨学科的天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摩尔根(Morgan),则率先提出了科研平等的理念。在他的实验室里,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权威,让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实验室内的数据自由分享。摩尔根同他的学生利用果蝇,通过试验结果共享的模式,发现了染色体减数遗传的定律,以及染色体突变现象。这个实验室成就了两个诺贝尔奖。
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他诞生于由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开创的卡文迪什实验室(the Cavendish)。在1947年,佩鲁茨在卡文迪什实验室获得了一个房间,继续他的血红蛋白立体结构研究。直到1962年,这个实验室同时出现了四人分享两项诺贝尔奖(佩鲁茨、肯德鲁、沃森、奎克司),LMB才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大楼,英国女皇亲临剪彩。这个实验室秉承了摩尔根教授的理念——平等相待、共享科研数据,同时,跨学科的精诚合作,成为其科学发现的基石。佩鲁茨曾描述自己是一个化学家在物理实验室开展着生物学的研究。如果没有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Hopkins)的X线衍射DNA图谱,沃森及奎克司创建双链DNA模型的灵感还很难点燃。半个世纪以来,LMB共产生了13位科学家,获得9次诺贝尔奖。LMB秉承对世界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从而造就了8位曾在此进修学习过的学者,在离开LMB后获得诺贝尔奖。
笔者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的器官移植中心学习。每个星期五,20余位临床医生及科研人员共同参加例行研发会议,分享数据、平等研讨、共享信息、互帮互助、共谋方向。笔者在这样的科研氛围里,尽管当时英语水平低下,但通过美国老师及同事的协助,于1989年至1998年间,获得NIH基金2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并主导及参与了4个专著的章节编写,开创了数个世界第一。期间所形成的科学思维习惯及合作精神,为我日后实现转化医学打下了基础。
Anita Chong是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曾是我的同事。今年年初,她应她的优秀学生——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沈峰副院长的邀请,在亚太肝胆胰外科会议(上海)做主题演讲。我询问她对中国医学科学的看法,她的回答让我既吃惊又在意料之中:“中国的学术界太讲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过强,这样不利于科学发展,年轻学者没有挑战的勇气,没有发展的机会。”吃惊的是,她在短短时间里的观察入木三分;意料之中的是,一定会有人发现这一现象,并有勇气提出。但纠正这一风气需要更大的勇气。毕竟Anita是美国人,局外人能无知而无畏。
中国对世界科学文章的贡献已居世界第二,但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远在10名之外,原创型的科学发现及发明少之又少。我们必须深思,封建的意识是我们科学精神的禁锢。仔细看看世界上伟大的实验室吧,不仅仅是耸立的大楼、现代的设备、高学历的人员、充足的经费,更重要的是平等的精神、挑战权威的勇气、分享的快乐、跨学科合作的理念、向世界开放的胸怀。为什么我们众多颇具规模的实验室不能诞生诺贝尔奖?答案是:缺少具有伟大理念的伟大的科学家。
请关注:本期医学里程碑——《伟大实验室的产生》
(作者:肖飞)
一切结束于4月20日,一切开始于4月20日,这本应是个春日炎炎的平凡周末。
时针指向8点02分,潜藏于地底13千米深处的巨力突然直冲而上,顷刻间,大地开裂、山川倾覆。四川多个市县出现强烈震感,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震级7.0!震中芦山!
这钝重一击霎时牵引了无数关切注视。我们痛天地之不仁,哀民生之多艰。然而,我们终究是幸免于难的人。我们再悲痛,也不及受灾同胞丧失家园和至亲的撕心裂肺之痛。我们如何感同身受,事实是我们不曾亲历地动山摇时刻的惊惧与无助。行动起来,刻不容缓!
初踏征程
4.20芦山地震发生时,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解放军肾病专科医院院长陈香美教授正在济南参加“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2013年血液净化论坛”。地震发生的消息牵动了陈香美院士的心——虽说多难兴邦,可蜀人历经的苦难来得也太多太频了。同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和芦山,地理跨度不过85公里,却在五年内先后经历了两场惨烈的大地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陈香美院士记忆中的震撼还没有退却,芦山地震又一次把她拉回到那个熟悉却又痛苦的情景中,她当即改签火车票,第一时间从济南返回了北京。
4月21日中午,就在焦急待命、时刻准备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时,陈香美院士接到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医政司的正式通知:作为卫计委国家级医疗救援专家组组长,带领专家组赶赴芦山参加抗震救灾医疗救治工作。与此同时,由骨科、普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肾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康复科、儿童骨科等9个学科的16名顶级专家组成的第一批国家医疗专家组,也分别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头集结,奔赴成都。
卫计委医政司王羽司长和焦雅辉处长亲自来到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为北京的专家们送行。登机前,王羽司长和焦雅辉处长殷切嘱托陈香美院士:“陈院士,您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地震灾区以后,要和各学科的专家一起,尽量挽救更多的地震伤员生命。”作为医疗专家组组长,陈香美院士深感责任重大。
飞行途中,陈香美院士的心情焦急而沉重。震区通讯设备受损,陈香美院士只能从新闻上获取关于芦山、宝兴等地灾情的零碎片段。作为医疗专家组中唯一的肾脏病专家,陈香美院士并不知道前方有多少患者出现了挤压综合征或急性肾损伤,只能按5.12汶川地震的救治经验预估本次地震伤员的情况。
由于航班延误,专家组成员最终抵达成都已是4月22日凌晨1:30,飞机落地后他们直奔四川省卫生厅,连夜召开会议部署工作。会议明确,此次芦山地震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治的工作目标,就是要通过科学救治,最大限度地降低地震受灾群众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而卫计委成立的这支国家级医疗救援专家组,主要任务就是对当地医疗救治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危重症伤员筛查、登记、治疗、转院等工作流程和标准,制定危重伤员救治系列措施和规范,筛查排查危重症地震伤员,并深入一线指导危重症伤员诊疗工作,制订科学救治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危重伤员死亡率和致残率。会议结束时,时针已经悄然指向了4月22日凌晨2点。
生命的接力
4月22日一早,距离首批专家组成员抵达成都不到10小时,16位专家便分为三组,前往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以及成都骨科医院等医院排查地震伤员。
在成都忙碌工作一整天后,医疗专家组成员又马不停蹄地赶赴雅安,在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雅安市中医院和解放军第三十七医院等4家定点收治地震伤员的医院,展开拉网式的细致筛查、排摸危重症地震伤员和联合查房,协助当地医院开展地震伤员的伤情评估工作。
本次芦山地震的灾情与汶川地震有所不同,受地震区域地理环境和房屋建筑等特点影响,此次地震伤员中,脊柱损伤、颅脑损伤和骨折的伤员更多;在既往地震中常见的开放性损伤、截肢以及建筑物倒塌造成的挤压综合征较少。
即便如此,谈起一名3岁的小伤员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赵继宗教授仍不禁潸然泪下。地震中,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幸失去了生命。如今,孩子静静躺在病榻上,地震造成孩子偏瘫、失语,身边只有奶奶照看。这不禁让赵继宗教授想起了自己的孙子,同龄的孩子面临不同的境遇,这一幕深深激励着赵教授更努力地投入抗震救治工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救治更多的伤员。
让合适的病人到合适的医院去抢救,是灾难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为了实现合适的病人到合适的医院抢救这一目标,医疗专家根据伤情将伤者划分为三个等级,危重病人、重症病人和轻伤病人。本着竭尽全力抢救危重病人的生命,力求降低重症病人的致残率,让轻伤患者通过适当治疗早日康复的原则,医疗专家团队在伤情评估中,为每位伤者制定治疗计划,选定治疗医院。雅安是一个中转站,部分伤者在雅安治疗,治疗当中如果伤情有变化,雅安医疗水平跟不上,就要马上转到成都治疗。另外一些伤情非常严重的病号,通常都是直接转到成都。按照国家卫计委“集中伤员、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集中优势医疗资源救治危重地震伤员。在专家组指导下,大部分危重和重症伤员被转入成都市的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和成都军区总医院3家定点收治危重伤员医院集中治疗,这样既能确保重症伤员享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也便于医疗部门对重症伤员的集中管理。
4月24日,在四川省卫生厅的领导下,伤员集中转运的日子到了。伤员转运,是一个医疗专业和转运专业相结合的过程,稍有操作不当,就可能增加伤员残疾率甚至使伤员面临死亡的风险。不管是老专家还是中青年专家,一声令下,没有人抱怨什么,每一位专家都在这个团队中相互鼓励,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奉献出来,为了让伤员平稳转运,医疗队专家提出了很多建议。
谈及转院救治,陈香美院士特意提起了专家组成员从地震灾区四川省甘孜州转运2位重症地震伤员的事件,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一波三折,充分体现了医疗专家们“一切为了病人”的崇高理念和精湛的医疗水平。
4月25日下午六点,一场特殊的转运开始了。四位医疗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胡锦教授、北京天坛医院重症医学科周建新教授、北京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许媛教授、北大人民医院骨科张殿英教授踏上了前往甘孜州的路途。甘孜州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成都,从甘孜州到成都约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路途非常颠簸,有一段是砂石路面,根本坐不住,有些教授出现晕车。深夜12点,四位专家组成员终于到达了甘孜医院。在那里,等待他们救治的是三名命悬一线的伤员。据前往甘孜州的许媛教授介绍,考虑到病人的整体状况并不乐观,转运风险极大,四位专家首先对病人进行了评估和简单处理。凌晨五点,病人的情况终于暂时稳定了下来,四位教授这才有时间休息片刻。
在无法得到很好生命支持的甘孜州当地医院,长期等待必然只是权宜之计,病人如何转运回成都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考虑到危重、重症病人难以承受路途之颠簸,卫计委和四川省卫生厅多方联系,协调了民航班机,拆除6排座位,准备通过民航将三位危重伤员从甘孜州转运到华西医院。许媛教授回忆,到了机场之后,民航开通了绿色通道,伤员及医疗组四位专家很快上了飞机。但在飞机上,他们突然接到通知:飞机因为天气原因暂时无法起飞。专家组成员立刻计算现有的氧气瓶能让伤员维持多长时间,如果等待时间过长,伤员无法坚持,必须马上返回甘孜州当地医院。幸运的是,克服重重困难,伤员最终还是安全转运到了华西医院。如今,伤员病情已从极危重向平稳过渡,病情日渐好转。
陈香美院士深情地总结,这两位伤员不是什么达官显贵,没有显赫的地位,都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而党中央、国务院、卫计委、四川省卫生厅协调了民航班机,拆掉了6排座位,将他们从甘孜转运到华西医院,这样不惜一切代价地竭尽全力去挽救地震伤员,只有在我们中国才能做得到,这让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对人民的负责任精神。
与一线的医疗救治人员一天十多个小时站在手术台前的工作方式不同,医疗专家组成员的工作离不开一个“会”字——会议、会诊,不断地从一个“会场”奔袭到另一个“会场”,在每一个“会场”里,他们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精确的专业判断和医疗决定。
在这些“会”里,这支医疗专家团队每天要对伤员进行事无巨细的全面排查、筛选、分类,让伤员们及时转移到有救治能力的定点医疗机构;要在所有定点医院的危重症伤员床旁检查,从具体的医学技术层面与当地医护人员讨论协商,解决伤员的实际医疗细节等问题;还要和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胸外科、感染科、康复医学科等国家级专家一起,在总结汶川地震救治经验的基础上讨论并起草《地震伤员病情评估及管理共识》等国家标准。
4月29日,震后第十天。这一天,也是第一批医疗专家组成员离开的日子。汽车启动时,陈香美院士的眼眶湿润了。由地震而结缘,因共事而为友,入川8日,第一批医疗专家组成员在陈香美院士的率领下,献杏林之仁爱,尽医者之职责,团结互助,攻坚克难,高质高效完成了工作,坦诚互信建立了友谊。在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抗震救灾任务之后,临别之际,第一批专家组的副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友仲教授与陈院士击掌道别,和战友们一起许诺,来年4.20再相聚!
第一批医疗专家组成员虽然已离开,但生命的接力仍在继续,第二批专家已经相继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到达了成都。他们已经和第一批医疗专家组成员进行了交接,对每位危重伤员做到病床旁“一对一交接”,以确保伤员救治的连续性。
作为第一批专家组的组长,陈香美院士依然留守,和第二批医疗专家组成员一起,继续担当拯救生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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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流行病学调查
忙,对于陈香美院士而言是个常态。自从4月21日带领国家医疗专家组来到成都后,陈香美院士就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地震伤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她去思考、去部署、去协调。不过,有一个想法自从5.12汶川地震后便一直盘桓在她心中。
5.12汶川地震后,“灾难医学”这一曾经被忽视的专业重新受到了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灾难是指某一突发事件所造成伤害的数目与治疗所需的医疗资源失衡。近年来,陈香美院士领导的医学专业团队围绕地震等突发事件的伤员救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为这次芦山地震后的救援提供了大量经验。不过,回顾这些年的地震救治工作,始终有一丝遗憾在陈香美院士的心头萦绕不去。
陈院士指出:“5.12汶川地震来势凶猛,震区的交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救援队无法在第一时间到达震中区域,加上灾区的伤亡率相对较高,各学科又分散在不同的医疗救治点,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从已经发表的医学论文和卫生部、四川省卫生厅掌握的数据中得到一些回顾性的分析,无法获取现场或前瞻性的分析。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汶川地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向世界公布,那才是真正的与时共进、与伤员共进。”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陈香美院士在第一时间想到,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向世界提供中国人在地震救治中的经验。灾区有足够的医务人员和信息采集力量,同样身后也有统计学专家的力量,合力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芦山地震发生后,累积6000多人次接受住院治疗,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伤员的流行病学基本伤情评估,了解他们的伤情演变过程,总结出伤员死亡或致残的风险因素,在今后遇到类似灾难时,就能够将医疗干预措施前移,从而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陈香美院士的想法与国家卫计委马晓伟副主任的想法不谋而合。4月27日~29日,马晓伟副主任在四川了解抗震救灾救治工作时做出重要指示:提供4.20芦山地震的科学数据,为中国的灾害医学乃至世界的灾害医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4月29日开始,卫计委专家组成员在白天查房会诊的忙碌工作后,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加班加点进行流行病学研究的方案设计。流行病学调查表的制定并不轻松——既要简明扼要,又要兼顾科学性和多学科特点。医疗专家组成员利用一个星期反复修订后拿出初步方案,请一线临床医生试填表格测试,发现问题后再整改,前后共修改了20余次,终于确定了包含7张表格的《4.20芦山地震伤员流行病学调查》。调查表由7张表组成:一般情况调查表、总体治疗情况调查表、外伤情况和处置调查表(按损伤系统分为骨外伤、神经系统损伤、胸外科损伤、腹部损伤、颌面部及颈部损伤、泌尿生殖系统损伤、皮肤软组织损伤7个亚专科分表)、地震伤员康复调查表、住院期间感染及主要抗菌药物使用调查表、地震伤员住院期间新发合并症调查表、实验室检查调查表。
在陈香美院士看来,一旦整理出此次芦山地震的流行病学数据,对国家来说,这便是最好的转化医学。伤员在受伤后第一时间需要哪些药品和医疗器械、需要输入多少量的血液和血浆制品,在伤员转运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如果医疗部门和决策机构能够制定出具有清晰路径和流程的基本规范,无疑将对今后类似灾害的科学救治提供宝贵的借鉴。受益的不光是医务工作者,普通百姓也将从中获得生存经验,更好地降低灾害导致的人员死亡率和致残率。
五年,我们进步了吗?
“五”,常被中国人当作重要的时间节点。2013年4月20日,再过20余天就将迎来5.12汶川地震五周年祭,却发生了7.0级的芦山地震。芦山所在的雅安市,是传说中女娲补天的地方,老天爷似乎有意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完成从汶川到雅安的审视。五年,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的智慧和行动力能否追上大自然对人类生存能力的考验?
时光首先穿越回37年前的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陈香美院士还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一名在校医学生,听说学校要去唐山抗震救灾,陈香美积极报名,作为第一批学生加入了抗震救灾的队伍。行进到离唐山还有30多公里的滦县,队伍再也无法前进。陈院士回忆到:“当时,我们无论是对挤压综合征诊断的认识和救治,还是对挤压综合征导致急性肾损伤的认识,都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挤压综合征和急性肾损伤的检出率和治疗率非常低,没有血液净化治疗的设备,当然更谈不上血液净化治疗。”
32年后的汶川,陈香美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带领9位学科专家在第一时间赶赴四川。汶川地震震区地形复杂、地震级别高,导致挤压综合征患者非常多。要想降低挤压综合征患者的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首先要把患者的急性肾损伤和相关器官损伤降至最低。经过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汶川地震的挤压综合征救治非常成功。不过,这只是汶川地震救治工作的一个方面。
在灾难发生时,医学救援面对群体伤员和极端恶劣的环境,其行动几乎涉及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灾难的评估及救援的效率,常表现为政府对全社会资源整合及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医疗系统,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
汶川地震初期,各自自发赶至灾区的医疗队出现了扎堆现象,加上庞大的志愿者队伍,震区交通几近瘫痪。与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中各级医疗部门对灾难的应对更加成熟,卫生部门在划分各医疗团体职能时,表现得更加有序和理性,前方救援队和专家医疗团分工合作的方式,使医疗资源实现了有机的分配,让救援、治疗工作事半功倍。毫无疑问,凡此种种快捷高效的应对,无疑是基于更充分的规范、技术和心理上的准备。
陈香美院士用“高水平、高层次”六个字概括了此次地震救援。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家卫计委统一部署,根据灾情从各地抽调医务人员并合理分配,这使得救治工作显得更加有序。
感染控制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武迎宏教授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感染控制的问题才被纳入救治工作考虑范围,而此次芦山地震,感染控制专家在震后不到一周时就已介入,这对伤员的治疗恢复和预后将产生很大帮助。
在基层的乡镇卫生医疗院,另一名感染控制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六亿教授欣喜地发现,各医疗点、病区的走廊上基本都配备了手消毒设施。病人告诉李教授:“我知道这是手消毒,住院时护士就教过我们怎么使用了。”这让李教授感叹,这是从量变开始的巨大飞跃。
在4月29日的“芦山地震抗震救灾救治工作通报会”上,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指出,芦山地震医疗救治水平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地震伤员的早期分诊和救治更加及时有效,为重伤员的救治奠定了基础;2、专业医疗队伍迅速到位、快速指导伤员救治,集中优势医疗资源,按照“集中伤员、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指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省人民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等大型综合医院为定点收治危重伤员的医院,制定了危重伤员救治系列措施和规范,建立了危重伤员筛查、登记、治疗、转运等工作流程,构建专家指导组进行会诊,科学制定救治方案,最大限度降低了危重伤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3、专家到达及时、指导高效,在医疗救治的技术环节上,充分体现了精细化、个体化特点,重视危重症隐患的提前发现和处理,更加强调康复的早期介入,更多地关注伤员的未来生活;4、医疗专家和震区的长期医疗支持还在继续,医疗专家不但救治伤员,而且提高灾区的医疗水平,希望未来进一步开展地震相关灾害医学研究。
2008年四川汶川8.0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7.1级地震,2011年云南盈江5.8级地震,2012年云南彝良5.7级地震, 2013年四川芦山7.0级地震。短短五年,我们目睹了5场巨大地震灾害。每一次,我们都需要直面生死,哀痛与别离,人类自身的渺小与无力。每一次,惨痛的伤亡都利刃般绞痛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反应一次比一次更沉着、更有序。尽管天灾难以准确预测更无法阻挡,人的力量却在不断累加。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巨大的社会进步为补偿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步的,也只有在斗争中反思、在斗争中总结、在斗争中认识和运用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难时,我国医疗卫生战线的白衣战士有冲锋在前的优良传统、有大爱无疆的品格、有精湛的医术,相信在应对和预防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提高人群救治水平等方面可以不断研究、总结经验,给世界灾害医学救治工作提供中国人的宝贵经验。
让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个开始。请记住被灾难痛击的沉重时刻,记住这一刻人与人之间的与子同袍、不离不弃,记住这一刻你我心中升起的爱与善,并将之灌注于我们寄身的世界、灌注于每一个当下与未来,使得念念相续,以至无穷——这也许就是天降苦难的意义,也是同胞遭受离丧之痛的价值。祝福芦山,祝福中国,以我们拥有的全部爱意!
(作者:马素平、张莉、贾玉华)
第二百一十七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医学发现-3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风险因素
意外结果
医学与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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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第二百一十八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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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风险因素-3
意外结果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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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医学发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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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进展-2
风险因素
意外结果
医学与社会-1
医学与社会-2
综合
第二百二十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医学与社会
综合-1
综合-2
研究者应该看到,2012年开放获取已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开发获取所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只是开放(不能自由获取)带来的收益。而且,开放获取还可能提高研究本身的效率,并为公共投资获得更大的回报。因此,政府和资助者越来越乐意采用或强调开放获取。
然而,仅仅强调自由获取是不够的。为了让公众利益的价值和投资回报最大化,研究成果必须是可重复使用的。这不仅意味着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获取数据或文章,更重要的是确保获取者能够处理这些素材,包括挖掘和转化,甚至是通过更具想象力的方式为新的读者表现出来。
2012年对开放获取推动最明显的政策来自于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RCUK)和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一个英国主要的生物医学基金会,后简称Wellcome)。从2013年4月开始,RCUK资助的论文必须提供免费获取。更重要的是,该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将研究成果的可反复应用性(reusability)最大化,而不是只仅仅提供免费获取。从让研究成果可用性出发,技术层面上规范的数据和知识的恰当表现形式可让其更容易转化。由于在该领域内建立了长期领导力,Wellcome加强了它的开放获取政策,以便与RCUK的政策保持一致。
让研究成果变得有用,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技术方面——通过将数据和知识标准化从而让它们更容易被转化。从法律上而言,知识共享许可制度(Creative Commons licences)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科学家们被赋予对任何研究成果重复利用研究的权利。Cameron将此定义为“可重用权”(reuse rights)。
知识共享归属(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CC BY)许可是有关RCUK和Wellcome开放获取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CC BY 许可的核心理念是,真正归属的版权所有者愿意提供的允许任何类型的可重复使用。Cameron曾经做过公共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的促进事务部主任,像其他主要的开放获取的出版商一样,PLOS经常使用CC BY许可。现在CC BY许可正在成为开放获取出版物的一种标准。RCUK和Wellcome的政策鼓励研究者将他们的论文投递至在CC BY许可下工作的杂志上,这是第一资助者所采取的措施和步骤。它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可免费获取和免费重复利用文献的关键模块:如果每个人都能从有效的研究交流中充分受益,其他人必须服从。RCUK和Wellcome已经是这方面的领导者。 目前,人们通常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免费获取研究论文。一种是出版商提供免费在线的(论文)记录版本(“金色库”)。第二种是在一个机构、学科或资助者资源库中提供一种可获取的版本(“绿色库”)。由于过去“金色库”已被滥用,Cameron更愿意采用期刊介导或资源库介导的开放获取方式,而不是“金色库”和“绿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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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都能获取
过去十年,资源库介导的开放获取已经提供了最大量的可获取资料。部分分析估计,全世界超过20%的同行评议的文献能够通过这种机制来免费阅读。这种发展要归功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公共访问政策(Public Access Policy)。该政策要求,受NIH资助的论文在经过同行评审后,或者以已发表的版本或者以最后的作者抄本,在发表12个月以内都必须被在线存入PubMed的中心数据库。到目前为止,这个存档文件库和其他数据库一样,可提供约250万篇可获取的论文。
Cameron认为,PubMed中心数据库和其他学科及机构资源库在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尽管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文章可供阅读,但大多数文章除了阅读并不能被用于其他任何方面。例如,如果您希望索引一组论文中所有基因的名字,并把它们放置在一个网站上,翻译它们,将前后文或图片汇总起来,或仅打印出所收集论文的几个拷贝,此时你只能使用具有知识共享许可制度的文章,而后者被限制在约50万篇论文中。如果想要进行任何商业用途,哪怕只是为一个班级或公司会议做几个简单的拷贝,则受到的限制更大,只有更少一些具备CC BY许可的论文可供使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研究成果的重复使用能够将创新潜能最大化。学术界曾经有一个自然实验,研究者与NIH签订了一项协议,研究中的一组老鼠品系可以更自由地被获取应用于基因研究,之后这个品系产生了更多的引用,并变得更加丰富而带来更多的应用研究。另外,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和它的可免费应用数据,仅仅在经济上,就产生了141倍的巨大投资回报。考虑到它广泛的影响,这些能够被应用的数据已产生了较原来资助的封闭检测基因组序列计划(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塞雷拉基因组,US biotech firm Celera Genomics)多30%的新型临床产品。
不幸的是,资助者不可能简单地要求论文有一个CC BY许可就能解决可重复应用性的问题。当资助者不能承担出版费用时,对他们要求某些特殊的许可条款就会非常困难。
RCUK和Wellcome都允许研究人员使用资源库路径来开放获取(相关论文),虽然RCUK和Wellcome都希望具有某些要求研究者重复使用的条款,但这并不是强制要求。传统意义上,作者可以控制出版商的重复使用权。为了这种改变,资助者必须对出版商施加影响。
购买出版服务是开放获取和重复应用的主要手段。当一个资助者支付了出版服务的费用,他们就有资格要求提供某种服务。例如:RCUK和Wellcome就要求他们资助的论文必须提供CC BY许可。SCOAP3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创建了一个杂志介导的开放获取环境。他们通过竞争投标,来获得他们需要的服务,让许可条款成为需求的一部分。
另一种方法是由NIH政策建立的,后者规定受资助的作者对其研究保留权利,这样其成果就可放入资源库中。为了将公众获益最大化,没有任何法律会禁止发放一个可以拓展至另一个拷贝的特殊许可。这就让通过资源库介导的开放获取来提供携带有正确法律工具的可重复使用的全文变成可能。
政治上的进步
在英国,相关决定是按照一定原则做出的。这个原则就是通过支持期刊介导的路径以更快速和更高效地获取和重复使用(论文)来达到收益。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资助者并不认为,他们对保留权利的做法有政治影响力。RCUK和Wellcome已经明确,朝着开放获取和重复使用方向进步最有效的方法是提供资源来支持期刊介导的开放(获取论文)。
资源库介导开放获取的优势主要集中于目前通过资源库能够接触到更大的研究池库,这样提供访问的费用也是更低的。
Cameron希望将他们在研究交流中的投入最大化地回报资助者,并希望应用资金所提供的杠杆效应要求获得最终发布的版本,并带有正确的许可。RCUK和Wellcome的政策是第一个这么积极做的,并代表了一种明显的进步。
RCUK的政策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多数主要集中在过渡期成本的问题上。现在,有些是执行开放获取与传统出版混合的方式,这意味着机构将同时支付订阅费和出版费。然而,根据目前采取开放获取的出版商和每年约有几百万论文的收费要求来进行的简单(信封背面)的计算显示,在完成充分的开放获取之后,会有明显的费用节省。英国机构的研究显示,所有机构都会通过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如果真这样做了,这几年的投资就是一种智能管理。
更多的是,机构必须与认购的出版商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谈判,并且按照有利原则进行安排来压缩过渡成本。
同时,Cameron还列举了粒子物理学研究中的成功案例。21年来,该领域近100%的论文是通过arXiv进行开放获取的,而这并没有降低粒子物理期刊的订阅。当这个研究领域通过“粒子物理开放获取出版资助联盟”模式(SCOAP3),利用其联合购买力时,整个领域就被转化为全方位的开放获取,而无需额外的过渡成本。
最后,Cameron强调,任何改变都是有风险的。今年的英国政策是第一个聚焦于确保研究交流并能将网络收益最大化的政策。其他资助者同样也会偏重于鼓励公共研究创新,后者必须继续保持这种领先。许可制度只是优化的一部分,但它是我们今天可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元素。
(作者:王敏骏、刘荣军)
参考文献:《Nature》2012;493:348-349
医务工作者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参与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会议,包括科室病例研讨会、基础和临床研究会议,以及大的医学各学科学术会议。这简直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绝大多数这样的活动中,主办方都会为与会者提供食物,形式包括早餐、正餐和茶歇等。虽然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些成员要求改变他们居住社区的食品环境,但他们较少关注医院、医生办公室以及会议中所供应食品的质量。
庞大的数字
2010年,在美国共有4万场认证的医学继续教育活动以及9千多个住院医生培训项目;很多项目每周至少有一个含“免费午餐”的会议,为住院医生提供免费餐卡。125个医学院中的大多数每周都会为医学生提供“免费比萨饼”,每年为4万6千名住院医生和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午餐。研究型会议也会提供食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健康基金会的2万1千笔补助金所资助的。
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处于饮食过量的状态,医生也未能逃避肥胖。一项针对医生的健康研究发现,2004年,44%的医生超重或肥胖。另有一项对军医的调查则显示,3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会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4磅。超重的医生可能会影响病人的护理,因为超重的医生不太可能对肥胖患者提出忠告。
医学研究所最近建议,医护人员应为他们的病人做好榜样,并且能够在肥胖预防方面起到领导作用,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和营养来源。然而,提供给医生的食物却并未发生变化。
研究表明,在儿童医院和学术医学中心的食物中含有过多的热量。医学会议所提供的食物几乎达不到任何营养标准。患者被建议多食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如今是时候将这一建议也纳入到医生的食物中了,这样医务人员才能言行一致。
与禁烟运动相关
许多年前,医生在医院吸烟是允许的。随着吸烟的危害得到确认,医生们马上意识到必须停止这种行为。近年来,作为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委员会标准的一部分,在医院内将不再允许吸烟。该政策导致医院工作人员的戒烟率增加。随后,医院开始只允许在指定区域吸烟。不久,许多医学院校完全禁止吸烟。这场运动对医学场所以外也产生了影响,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现在,许多国家和城市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可想而知,医学界也应该同样能够引发改善食品环境的运动。
改善饮食习惯
医疗机构的禁烟运动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首先不允许在病人的房间内吸烟,然后在整个校园禁烟。健康食品也可采用相同的策略,医疗机构可以采取一些起步措施。至少,会议组织者提供的食物要有热量标签,并标明这一热量是否高于或低于推荐的热量;可以用无热量的饮料取代含糖饮料;甜点和小吃的热量为100卡路里或更小。
随后,一大群医疗机构就能够保证健康的会议食物。开始时可以确保每餐少于700卡路里的热量,包括饮料和甜点。更详细的规格可参考每餐类似于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官网(ChooseMyPlate.gov)上所描述的,在餐盘上盛放一半的水果和蔬菜。
随后,各医学院、医院、资助机构、基金会就会要求只能购买满足这一标准的餐点和小吃。此种政策存在先例,虽然并不一定是以健康为目的。例如,美国加州大学禁止使用任何资金购买酒精。然而,购买含糖饮料是允许的,这表明当前的食物采购政策不一定是以健康为前提的。
一个健康的食品政策可能会提高医疗人员的健康。它也可能提高医学教育和工作效率,因为高血糖指数和不健康饮食能够导致医护人员在培训期间、会议后或者护理病人期间打瞌睡。健康食品政策甚至可以扩大到在会议期间每隔一小时进行10分钟的活动,产生更大的健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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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关部门开始采用这些政策,它的好处不会仅限于医疗环境。医学界开始设置无烟校园的标准,健康食品大抵也可如此。许多供应商和餐馆会意识到,要为大量的医护人员提供食物,他们必须能够提供这些“认证过的健康”食品。不久,其他行业(法律、会计、咨询公司)就会对这些健康食品感兴趣,从而将这些食品引入到他们的活动和会议中。这样餐厅就会有这些膳食的食谱,最终开始为普通大众提供这样的食物。
例如,在美国,医学会议中一份典型的午餐通常包括一个火鸡三明治、一包薯片、一袋饼干和一听12盎司的含糖饮料,共含1280卡路里的热量,这是大多数成年人所需热量的2倍,并且几乎没有蔬菜。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医院或出资者要求会议午餐只能是“认证的健康”膳食会产生什么影响。餐饮服务商将被要求提供这些健康食品,否则就可能失去这笔生意。餐饮服务商可以决定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满足这一健康食品要求,并获得认证。一份新的膳食组合可能包括蔬菜和全麦豆泥三明治、一小块黑巧克力以及不加糖的冰茶,总热量大约为 700卡路里。如此一来,医生们避免了过度的营养摄取或者不必要的食物浪费,提供这些产品的膳食供应商或餐厅的利润也会增加。将这些膳食服务提供给医疗机构后,餐厅可以列出这些菜单并为公众提供 “认证的健康”膳食,甚至可以打出“这些是医生们吃的午餐”的噱头,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医院附近的其他企业也会开始效仿。
在美国,医学界在减少吸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信他们也有能力在其自己的机构中鼓励食品系统的变化。这可能会减少医护人员的热量摄取,促进医生的健康,并可能对当地食品经济造成涟漪效应,形成健康的饮食风气,造福于民。
在中国
近十年来,中国医生们的学术交流会议越来越频繁,且形式基本已经和国际上接轨。每一年,每个学科的中华医学会分会、中华医师学会分会都会召开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议,而每个省、市、地区的学术活动更是不计其数。在积极参加这些学术会议的过程中,医生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的热量,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做到均衡膳食。而作为一个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医生而言,在很多时候,吃什么,都是身不由己。
可以想象,由于医生所接受的健康饮食教育本身就高于普通人群,因此绝大多数医生对自己的健康都有着负责任的态度。从医生这一群体来讲,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的。笔者清晰地记得,2010年5月,在西安所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全国风湿病年会上,大会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医生戒烟”,这和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医生戒烟举措不谋而合。然而诚如前述,医生们参加学术会议时,并没有太多的饮食自主权,而是被动地接受主办方所提供的食物。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学术活动中,笔者就深有体会。我们国家一位非常著名的医学专家,每天在被动地吃着貌似丰盛实则过剩的食物,持续多日,其实很难下咽,但又不得不吃。终于到了可以由她自主点菜的时候,她就要了一份青椒土豆丝,一份白菜豆腐,加上一小份的汤面,吃得十分香甜。这样清爽简单的饮食组合,既能保证基本的营养需求,又不会造成浪费,是医生们所喜欢和追求的,尤其是女医生们。
由此可见,改变医生的饮食习惯,已经不仅仅是医生们的个人问题,还需要会议的主办方能够换位思考,给医生们提供更加健康、合理的饮食。当然,由于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主办方们往往怕怠慢了客人,总是想方设法给医生们提供更加丰富的食物,这个时候,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饮食本身了。
期待着有一天,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医生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取健康的膳食,而不再是碍于面子,勉为其难或者不由自主地被动去吃太多营养过剩的食物。虽然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相信,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进步,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贺利军、贾玉华)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2;308:983-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