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6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向最尊敬的老师吴孟超院士告别，仪式很简单，没有传统的追悼会，没有悼词，连大厅内播放的音乐也不是传统的哀乐，而是巴黎公社的纪念歌曲“国际歌”。仪式虽然简单，但浏览花圈敬献者的名单，着实让人震撼，三届健在的现任及历任国家最高领导集体成员，都以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足以彰显国葬规格。大厅和广场，成为了悼念逝去伟人的花海，人们冒雨自愿排队等候，瞻仰世纪伟人遗容。

在不胜枚举的纪念文章中，毫无争议地将吴老定义为“伟大的医学家、教育家、科学家、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肝胆外科之父”，对我们这些学生，他更是“伟大的老师、伟大的父亲、可敬的长者、真诚的朋友、可信赖的伙伴、谦虚好学的学者、有胸怀的大家”。除此之外，吴老还是伟大的科学理念的创新者和引领者，是伟大的外交家。

作为吴老的学生，我在思考着，除了媒体朋友已经报道过的老师的生平事迹，对吴老一生99年的丰功伟绩还漏了什么，如何补充定义吴老的伟大人生成就，特别是在医学科学领域，从我们这些紧密跟随吴老的学生视角，应该展示和解读吴老对人类健康做出的独特贡献和创新，远远超越了肝胆。

吴老以他超前的眼光、深邃的思考、谦逊的姿态、坚毅的承担、海纳的胸怀，开创及提出了多个革命性的生命科学理念，并成为日后的国策或科学方向。

吴老曾7次在《生命新知》杂志举办的高峰论坛上致辞，每次论坛上的发言，以及“与疾病共生存”、“教育是科研及临床的基石”，都标志着一个系列的创新理念的诞生。

重温吴老创新理念和前瞻思想，不禁会感叹：“哇，这才是灯塔。”每每聆听，都震撼于他的胸怀、格局、远见、自信、豁达、智慧，更会感慨于他的好学和谦逊。这些优秀品质出自数十年如一日的执著和修炼，只有仰望，人生北斗。

在此，我将分享吴孟超院士在《生命新知》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以及视频。

吴孟超院士是我的恩师，农历牛年，是我拜他为师跟他学艺30周年。这30年于我而言是思想日趋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经验不断丰富的阶段。在人生这一“辉煌”阶段有幸成为吴老手术台上的“麻醉专职搭档”，让我没法不自豪与骄傲，我常把它称为“最美的相遇”和“一生的荣耀”。几十年的朝夕相处与默契配合完成了一台台完美的肝胆外科手术，救治了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也让我近距离地切身感受了恩师爱党、爱国、爱民的“三爱”情怀，深深体会了老师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不满足、永远争先的“四勇”精神和大医精诚。

拜师之难

进入大学伊始，我便立志成为吴孟超的学生，这一份崇拜之情至今难忘。在那个年代，解救患者于苦难之中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是每一位医学生心中的偶像。因此，我前半生的医学之路也是追星之路。但我的拜师之路极其曲折，历经12年的不懈努力才让我如愿投到吴老门下，但还是没能让我从事梦寐以求老师所擅长的肝胆外科专业。

我196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教师家庭。小学开始正规上课，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届时尚未恢复高考，最初的理想就是将来能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民教师。因为少年时代家庭成分的原因，初中毕业时想去当兵，未果，只好作罢。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及时雨。我的高中生活用勤奋和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80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七名。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强烈推荐下，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这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觉得能做个医生而且还是军医非常不错。这是我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第一次转折——去上海，当军医。

大学的第一场入学教育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创造了肝脏外科界数个第一的吴孟超教授作入学演讲。一气呵成听完吴老的奋斗史，年轻气盛的我一阵热血沸腾。也就是那一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跟随这位老师学本事、做大事。在来到大学之前，他代表了我的家乡人民对健康的向往；来到大学之后，他诠释了我对医学殿堂所有的憧憬。

经过五年苦读和军营锤炼，我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的同时，还注入了军人的坚毅气质和良好素养。1985年7月毕业，我以300名学员中第13名的成绩顺利留校进入长海医院。

当时我还幼稚地认为，成为吴老学生是三年后考研究生的事，进长海医院先做个普通的内外科医生再说。填报留科志愿时，我填了内外科均可，坚决不去专科。然而，我被麻醉科主任王景阳教授相中带进了麻醉科。我不理解、不情愿、不高兴地问王主任：“我没填专科，您为何把我带到麻醉科来？”老人家和蔼地笑笑：“你知道麻醉科是干什么的？麻醉科医生就是在外科系统工作的内科医生啊，既是内科又是外科的医生。全院就你一个人填了麻醉科的志愿，所以这是你的意愿啊！”天呐，我真是比窦娥还冤！但木已成舟、军令如山，我就这样被王景阳教授的逻辑降服了，成为一名“心不甘情不愿”的麻醉医生。

回到宿舍，我无奈苦笑地盯着我那修长而又纤细的，天生就为外科而生的双手发呆，立下“三年行动计划”——逃离麻醉科，转去肝外科，成为吴老的学生。

当时的麻醉科可不像王主任描述的那样，是“外科里的内科医生”那么美好，主要的设备就是立式血压计和听诊器，医生的主力是改行的护士。忍气吞声干了半年，我就吵着提前去内外科轮转。王主任这次很开明，让我干了半年心内科和半年呼吸科医生，又去干了半年普外科和半年心胸外科医生。干上外科真带劲，我的天赋加努力打动了两个外科主任。他们都跟王主任商量能否将我调到外科去，说“这小子入错行了，一个天生干外科的料”，甚至不惜用他们科的医生和麻醉科对换。但我那可爱的王老师“铁石心肠”般就是不同意，他的理论是：能干好外科的就一定能干好麻醉。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重要转折——被动接受成为一名麻醉医生。

1988年，我在长海医院工作已满3年，有资格报考硕士研究生了。我再次来到王主任办公室跟他软磨硬泡，要求报考吴老的研究生。可王主任只同意考麻醉科他本人的硕士。我迎考复习准备的一直都是吴老的肝外科，临时让我考麻醉科怎么考得出来呢，于是我只好放弃了当年的考研。

与理想擦肩而过的伤感无以复加，但我实在做不了什么。我倔强的决定回老家重新思考将来的路。当年老家的毛蚶被甲肝病毒污染了，我食用后又赶上那场甲肝大流行。祸不单行！一场大病加上大半年的病假，我渐渐收起了浮躁的心态重新回归现实。

1989年考研，我别无选择，只能报考王主任麻醉学的研究生，结果毫无悬念以第一名录取。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读完了麻醉学的硕士，可心里还是始终装着肝胆外科那些事。在选择研究方向上我还是得益于大师兄于布为的指点，选择肝胆麻醉，为将来考吴老的博士做准备。由于我对肝胆研究的极大兴趣加勤奋，硕士课题有关吸入麻醉药肝毒性机制研究取得很大成功。一时间，在那个还不讲SCI的时代几乎连续占据国内两大主流麻醉学杂志的头版，连续获得国内麻醉学青年论文比赛第一名。在当时，全国麻醉学一年也就一两项研究能获国自然资助的背景下，还不到30岁的我就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拿到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甚至有个麻醉学前辈夸奖说国内出现了一个高产的青年麻醉学者，国内麻醉学研究进入亚细胞和分子时代了。研究工作初试牛刀就获很大成功，极大地激发起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也进一步坚定了从事肝胆研究的信心与决心，更向往尽快成为吴老的学生。

1992年，我的硕士老师王景阳教授正式退休，而且当时二军大麻醉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结果，我考试成绩依然优秀，尤其是专业课肝胆外科学和专业基础免疫学考出了当年所有考生的最高分，照理录取应该无任何障碍了。可是，当年考吴老博士生的考生很多，吴老倾向录取有肝胆外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所以我复试就没有通过！眼看多年的努力又要付诸东流，我心情极其沮丧地回了家。家人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是否找吴老的得意弟子杨甲梅教授再想想办法？”当杨教授极力向吴老推荐我时，吴老根本不为所动。眼看我就要陷入绝望。

天无绝人之路。被认为最懂吴老的杨甲梅教授终于找到突破口，他问吴老：“您知道那个俞卫锋是谁吗？他是天天配合您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小俞的老公啊。”大家都知道吴老是出了名的对医生严厉对护士宽容。就这样，我最终还是借着老婆的光非常曲折但如愿投到梦寐以求的吴老门下。

多少成功的背后，都有很多曲折和痛苦。凡事都有因果与安排，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就会有怎样的回报。成功也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抉择， 不同的抉择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如果我们选择了积极，人生就充满动力和激情。若选择了消极，人生就平凡乏味，没有趣味。我的拜师之路可谓曲折，但我的抉择可谓热诚。

伴师之乐

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外大家都尊称他为吴院士，而我们学生更愿叫他“老爷子”、“吴老”或“校长”。他在当代医学界的江湖地位毋容置疑，想成为他学生的大有人在。所以每年报考他的学生无数，竞争不能说“激烈”，只能说“惨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就关门了，可我们“老爷子”一再延长招生的年龄。我1992年考他博士时他70整。

吴老的学生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我是极少数“旁门左道”的学生之一。所谓的“旁门左道”就是非外科医师，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当年还很落后，自己专业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挂靠外科的名师。所以我们这些少数人的拜师之路就更加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动机不良”的学生。

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呢？主要是我想通过挂靠途径由“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改行成为“牛逼哄哄”的外科医生。如前所述，我是 “屈打成招”而被迫成为麻醉医生的，当年我根本就不想做不能被人理解和尊重的麻醉医生，不做衬托红花的绿叶。现在，我终于投到老师门下可开始我的外科之梦了。当我还沉醉在沾沾自喜之中，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也低估了“老爷子”的“狡猾”，最终我也没逃脱他的“如来佛掌”。

因为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就是要组建世界上第一个肝胆外科医院，当然最缺的就是我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专业。

其实，早在他当时听从杨教授建议收我为徒时就已为我规划好未来了。结果就是我比人家付出更多的努力几经曲折成为了外科名师的学生，可是我依然还是一名麻醉医生，所不同的是一个还算很成功的麻醉科医生。

1994年的某天，我正在为博士课题埋头苦干，BB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老师呼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电过去。电话那头，老师只是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下。我当然不便刨根问底。晚上，我忐忑不安地第一次来到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老的住所——将军楼，老师与师母一脸慈祥满面笑容，又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泡茶。我受宠若惊也一头雾水。老师简单问了一下课题进展就很快切入正题，他让我第二天就回医院就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

我根本不相信，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师和师母，脑子一片空白。接着他说的许多话我根本没听进去，大概就是夸我能力强、医院需要、麻醉如何如何重要之类的话。可我志不在此啊！我千辛万苦逃离麻醉科不就为了成就外科梦吗？老师的突然安排再次让我梦碎一地！等我回过神来，就使出浑身解数向老师推脱。我坚定表示，考您的研究生就是想跟您学习外科，从没打算回到麻醉科去！博士刚读两年博士课题做了一半，还没有毕业的在读博士生怎么能做科主任？可是，吴老根本不理会我的解释。就这样，31岁的我稀里糊涂提前一年博士毕业，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这个年龄也是至今为止最年轻的全国三甲医院麻醉科主任纪录，估计以后也很难有人能打破。这可能是吴老一生最大胆的任命，也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转折。

人生需要妥协，妥协得好叫作与世界和解，妥协得不好叫作向现实认命。既然两位老师都认定我就是一个麻醉医生的料，那我就向现实认命吧。

认命归认命，但当时的东方肝胆麻醉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与其说这是个新医院新成立的一个科，倒不如说是就我一个人的科，我又如何承担得起“老爷子”的信任和巨大的责任呢？

不自信的后果是搞不定，搞不定的原因是你不自信。得不到总是最好的，这是宿命，得认！得到的就好好珍惜。

就这样，我作为最年轻的科主任，返聘4位已退休的老护士，再聘请长海医院麻醉科老主任刘树孝教授做顾问。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样一个平台上，在老师吴孟超院士的呵护下，开始了我那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不失较为成功的25年艰苦创业。

25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能配合老师完成一台台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老师每一个举手投足我都能心领神会，即使在外人看来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到无缝对接。几十年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下级医生绝无仅有，但我是个例外。这种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发展到最后就成了高度倚重，也为我日后离开部队去地方发展大大增加了难度。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老到底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事例可见端倪。

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先每个房间巡视一遍，发一顿“牢骚”：怎么年轻医生比我还晚到？逮到一两个不顺眼的外科医生就好好教导一番。开完刀还喜欢“赖”在手术室不走，再每个房间巡查一遍，少不了又是一顿指点江山。然后捧上我和护士长早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大杯雀巢咖啡瓶装的茶水，坐下来和我们一通海阔天空讲故事，故事内容几乎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牛奶的故事”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的过往。

所谓“牛奶的故事”就是他年轻时在麻醉科轮转了半年，期间有一次他做完麻醉后出去喝了一杯牛奶，回到手术房间发现病人心脏已停跳，虽经紧急抢救脱险，但病人预后不好。这次“擅离职守”令他教训深刻。以此教育年轻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责任心有多么重要。这个故事我听了不下百次，也和我的学生复述不下百次。还有，他把手术室亲切地称为“开刀房”，把麻醉科称为“麻醉房”。他习惯在开刀房洗澡和方便，即使他办公室在二楼，也要去三楼的麻醉房和开刀房的厕所方便。这种习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甚至年初一也不例外。为此，我们开刀房为他专门设置了老年人洗澡方便的安全设施，他见到这些虽然非常简陋但不失温馨的设施也是由衷地高兴。另外，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战士最高的荣耀就是战死在疆场”，我个人的理解这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用于表明他恪尽职守献身医学的决心。

记得我刚当主任没几年，一位患肝癌的患者需要手术，因手术难度很大，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在决定手术组成员时，主刀医生毫无疑问是我老师担当，因为人家就是冲着他的名声而来。主麻医生选择上就有很大分歧了，相当多的领导认为我太年轻缺乏足够的经验，主张外请著名老专家。可吴老力排众议力推我来担当，理由是我虽然年轻但在肝胆方面有独到研究，并已与他配合多年。他说，与一个熟悉的、相互知根知底的麻醉医生配合，一定优于一个非肝胆专业的、且相互配合比较陌生的麻醉老专家。

我初生牛犊，把老师的信任作为动力，但面对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我挑选了刚毕业的孙玉明医生为我的助手，背后站着我三位老师——吴老、王景阳和刘树孝教授。刚进手术室时，专家组一位院士就对我说：术中一切用药必须先请示她，然后才能用。当我快速熟练地在25分钟内完成硬膜外、颈内静脉、桡动脉置管和气管插管后，那位院士看到我基本功扎实技术娴熟，立即就表示术中常规用药由我自己决定，无需向她请示。术中我和老师密切配合，非常完美地完成手术，术中心率波动不超过10次，血压波动不超过10mmHg。术后恢复及术后镇痛均让专家组非常满意。那位院士后来还找到我，希望和我进一步合作进行科技部重大专项的研究，当时的我受宠若惊。

在以后职称晋升时我提到完成过很多这样的重要保健工作，一位不怀好意的评委提问：“难道这些保障对象与普通百姓在生理条件上有什么不同而麻醉难度不一样吗？”我回答道：“生理条件上确实没什么不同，但是在高压下能正常或超水平发挥，就说明我医疗技术和心理素质的过硬！很多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发挥出高水平，但一到奥运会就名落孙山，这说明运动和竞技水平的欠缺。”

这样的事情多了，我也就慢慢理解老师虽然从不口头表扬我，甚至还对我有点过于严厉，但他心里还是非常认可和喜欢我的。他当时为我选择的肝胆麻醉道路可能没有错，也验证了王景阳老师所说的“能做好外科医生就一定也能做好麻醉医生”的话。后来我们弟子们都有了共识，就是当老师严厉批评你时说明你还有救，他在乎你他要培养你。而当他表扬你时就一定要小心，他是在给你灌迷魂药，基本是好言相劝你转业到地方去了。当他把你放在一边冷落你时，一定是他决定彻底放弃你了。

还有一个吴老比较著名的故事，他的二女儿因肠癌肝转移入院。很多人劝吴老请其他人完成手术，可吴老坚持要亲自上台。一个90多岁的老外科医生要给60多岁的女儿手术，这是何等煎熬的场面，要有何等坚强的心脏啊！

当天，我们早早在手术室做术前准备，等待他们父女的出现。他选择了杨甲梅、沈锋、杨家和教授做他的助手，当然我来主麻。一切就像平时普通手术一样那么按部就班，所不同的就是不像平时手术那样轻松。整个过程是出奇地静，寂静得就像走进了一个无声的世界。平时吴老手术时总要免不了对下级医生指导或训斥，有时还“爱管闲事”地干涉一下麻醉或护理的事。那天我记得从头至尾他没发过声音，只是紧锁双眉，高度专注。打开腹腔后发现病情其实比预想的还严重，特别是肝脏的转移灶多得几乎数不清。作为一个经历无数大小手术的医生，处理很多复杂病情都得心应手，可面对自己女儿的严重病情又是那么无奈。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是心情相当沉重，很想安慰这个悲伤的老父亲，但确实找不出合适的言语。只能和他一起默默分担，并尽一切可能把手头工作做得完美。

他虽然长期专做肝胆手术，已多年不做肠道手术了，可他还坚持亲自为女儿切除肠道肿瘤。还不用现代常用的吻合器进行缝合，而采取最经典的传统手工缝合方式一针一线层层缝合。他是那么相信他双手的过硬技术，他要亲自用自己的双手缝合他女儿身体上的伤口，以抚平他自己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面对肝脏上众多的转移灶，大的一个个切除，小的用微波针一个个烧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能彻底根除，即使可见到的瘤子全部处理掉，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肿瘤细胞未来还会生出瘤子。但这位执着的老父亲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瘤子加以处理，生怕留下一个“种子”、放跑一个“敌人”。

经过了几个小时生理心理的双重挤压，看着老师略显佝偻的背影和踉跄的步伐渐渐向外走去，我们都非常伤感和心痛，那一瞬，老师仿佛又苍老了许多。

当他走到手术室门口，轻轻地回过头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晚上我携家人请手术组吃饭。”大家都劝吴老今天还是好好休息，改天再说。但他执意坚持，我们也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晚上他家里能来的都来了，加上我们手术组六人，满满一桌。我挑了离老师最远的一个位置坐下。可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刚坐定，他老人家拎了个酒壶绕了一大圈走到我面前给我敬酒，而且一下连喝三杯高度白酒。他说，作为病人家属和主刀大夫，感谢我出色的麻醉管理。这是多么高的礼遇，我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哪有老师给学生敬酒，哪有德高望重的长者给后生敬酒的道理。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这说明老师不但对我今天工作的满意，也是对我一贯工作的肯定。那个场景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眼眶湿润。当初千辛万苦选择成为吴老的学生，时至今日我深信自己选择肝胆麻醉专业是千真万确、终生无悔的决定。那晚，他给我们上了一场非常深刻生动的人文教育课，让你一辈子体会不完到底如何为人父、如何为人师？正如他常教育我们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陪伴老师的每一天都值得细细咀嚼，配合老师的每一台手术均是精彩过往。只能留作以后写回忆录时一一道来、慢慢品味了。

离师之痛

看过太多的分手场面，终于轮到我做主角了。

从1992至2017，我在老师身边工作整整25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5年。虽然我不是在吴老身边坚守最长的学生，但绝对是最忠诚的学生之一。25年中面对过许多外界外院抛来的橄榄枝，或是因为担心我的离开会影响老师的事业，或是因为在老师呵护下总感到那么安全与踏实，结果都被我一次次放弃了。直至2014年底我51岁，我决定抓住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闯荡拼搏的机会，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应聘担任该院历史上第五任麻醉科主任。

从1980年入学参军到决定离开，我已在二军大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34年。34年的军旅生涯，那里有我尊敬的导师、亲爱的战友和钟爱的事业。那里有我的青春、奋斗和梦想。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51岁的男人要做出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甚至有人还说如要走为何不早走，早在干嘛？我只能说，其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太多的机缘巧合罢了！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决定离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不是因为我干得不好或者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干得很出色才争议很大，离开的难度才不小。

现在上海各医院的各个学科从二军大引进的科主任非常多，麻醉学科更是如此。但大多数是退下来的主任或现任副主任，像我这样的现任科主任直接被引进的很少。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成立很晚，由我一手组建。科室也就20人左右，与国内很多综合大医院动辄二三百人比，可谓是“迷你”科室。但是，我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大，无论发表的论文还是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均排在全国前列，当年的科室在复旦学科排名第12位。我在肝胆医院培养了108位硕博士研究生，很多学生已是国内三甲医院的麻醉科、重症医学科或疼痛科主任，在上海我学生担纲主任的比例最高。在肝胆医院这样一个专科医院的平台上，我已是上海医学会麻醉专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的会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委。所以，无论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我个人发展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对肝胆外科医生来说绝对是个好平台大平台，但对麻醉学科来说确实太过局限，操持一些大计划大项目大成果难度太大。人家可能稍作努力就能获得的东西，我们就要付出超常的拼搏才能获得。所以我时常觉得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的状态，一直渴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现我的毕生所学。25年中这样的机会不少，但就是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放不下，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年过50后看到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是时候做出决断了，同时我也觉得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虽然有了要离开的想法，并自认为也考虑成熟了，但最终还得过老师这一关。

我怯生生地找到老师和盘托出我的想法，老师顿时拉长了脸，生气地说：“为什么要走？我对你不好吗？”对这样的结果我事先早有预料，如果他爽快地马上同意我走才觉得意外或失落呢。于是，我提出那能否去仁济医院兼职麻醉科主任呢？当然这也是我从仁济医院院长那里争取来的三年可兼职的优惠条件。我对吴老说：“同时兼职两家医院，使我们规模较小的专科医院麻醉科可依托仁济综合医院的大平台，实现在后备人才培养、医疗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双赢的局面”。此时，正好肝胆医院新建规模很大的安亭新院区，并探索大专科小综合的新路子，这一方案正好说到老师心坎上了。老师将信将疑半推半就地同意接受跟仁济医院分享一个麻醉科主任的折中方案。这个听起来两全其美的方案实现了我曲线救国的目的。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地两用人才”，从而开创了骑跨军地两界，管理一所综合一所专科三甲医院共8个院区麻醉科的国内先例。

三年时间转眼即逝，兼职的最后期限很快到了。2017年，第二军医大学又转隶海军成为海军军医大学。所以这种骑跨军地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也到了该真正离开的时候了。当然，这个时机相比于三年前也更加成熟了。所谓的时机成熟，一是此时老师已95岁高龄，不再像以前那么多进手术室开刀，对我的依赖性大大下降。也实现了我当时对老师的郑重承诺，就是一直陪伴他开刀直到他不开为止。这样也才使我那不安的心找到踏实的安放之处。离开老师虽然不舍和痛苦，但不至于愧疚，更不是背叛。再者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已经快速成长、羽翼丰满。我培养的一批批学生均已崭露头角，他们已完全能接过我手中的枪，新的学科带头人一定能带领麻醉科向更高峰攀登。我离开可为后人提供发展机会和成长平台，也算是甘为人梯。放下自己亲手培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学科，虽然还是略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然后是在地方工作一段时间，我完全融入了仁济节奏。

仁济麻醉科工作大踏步前进，4年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4项，实现国自然生命科学部重点课题的突破，拿下科技部干细胞重大专项，培养了麻醉学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优青”，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成立上海市器官保护与功能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复旦学科排名从20名开外一跃而为全国第六，上海和华东第一。老师看到我在地方发展很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深明大义的老师也看到地方更大的舞台更适合我，所以于2017年7月1日正式为我签署了放行的命令，为我37年的军旅生涯画上休止符。脱下习惯的军装，在老师骄傲的目送中，我继续前行，为中国麻醉学科去做更多的付出。

龚自珍说过：“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故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来到外面的世界里将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开放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互为映衬，正是我离别军营时的内心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则是老师的内心写照，陪伴老师是学生的孝义之情，去到更大的平台为中国医学事业持续付出，是一名成熟的学生对老师这位伟大医者最大的报答之义。

说实话，离别还是很忧伤的，师生情谊就像两个人相爱是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幸福的笑声，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绝望的泪水，所以说即便你再爱他，也未必能够长久留住他的情。分别虽有撕心裂肺的痛，但人生苦短，大可不必苦苦纠缠折磨自己不放。即使你对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但总归要做到该放就放。正如汪国真所说：“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请不要留恋身后的山水，也不要沉醉于当下的田园。背起行囊，剑指远方吧。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远方才会有广阔的天地。它容得下你的壮志，也安放得了你那不羁的心。唯有在广阔天地里创造出辉煌的成绩，才能真正回馈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大度理解！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记了自己，不求同行，只为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老师。我的老师与众不同，他的生命很长；作为学生，我非常平凡，我的人生苦短，我用我的前半生真情陪伴，我用我的后半生将老师的意志发扬光大，延续老师的医学生命。   我也学习老师那样教书育人，培养更多医学精英，回馈社会、回馈国家。陪伴老师是我前半生的荣耀，我的学生服务于中国医学发展，则是我后半生的荣耀。

我从拜师伴师写到伤感地离师而去，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可谓一气挥就。虽显太过冗长，但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好像文字不长不足以表达我和老师30年真挚情谊，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无比忠诚和深厚感悟，生怕多有遗漏。

此时此刻，我再次祝恩师生命之树长青！

（作者：俞卫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

2021年5月23日凌晨3点，夜不凉，心却如水。水者，万物的本源。

泰勒斯被誉为哲学之父，提出的著名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当他见到洪水退去后肥沃的土壤，以及土壤里饱满的胚芽和幼虫，他似乎发现了自然界最原始的生命力。水，是万物的基本元素，也可以说是水孕育了万物。

我的老师温润如玉，惠泽万千。谦谦君子德，磐折欲何求。我的老师也如有大自然力量般改写我国肝胆外科的历史，他横刀立马，剑指苍穹，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挡百万师。但我的老师的确是水，他生性洒脱豪迈，面对医学却始终恭谨自持，他传达给学生的不只是医学科学，而是最基本的医者态度。我的老师叫吴孟超。

去年老爷子进了医院，我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坚信老师能坚强地挺过这一关。还在今年一月底，我写了一篇文章《“侧”身吴门三十载，师恩春晖润我心》，在文中，我畅谈了我们三十年的师生之情。没想到，5月22日，老爷子于中午离开了我们，我这篇4个月前的文章被误以为是悼念文在朋友圈疯传。天知道，那是我为信念而写，学生们都期待老师健康如往昔，每时每刻在盼望着师徒情的续章。然而，这一切在今天嘎然而止，留在学生心间的，只剩追思。

作为一名麻醉科主任，职责是观察疾病、守护患者。也因此，我面对过无数的夜。今天的这个夜，漆黑中泛着湛蓝的光芒。这黑，黑如深海，压迫着我的胸腔，似乎将要倾泻而出；这片湛蓝的光，让我仿佛回到三十年前，我初入校园见到吴老的那一天，我确定我的人生将会改写。

多年后，我的想法成真，我天天近身陪在老师身边，成为老师钦点并唯一的麻醉科主任，老师也曾承诺我，他会带领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老师真的做到了，那是一个科学的世界，那个世界讲求逻辑却同时充满想象，有既定的节奏却随时拥抱着突破。这也为我一生的科研之路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我在老师逝世凌晨独自到科研室吊唁所得，陪伴我的是一支笔与一杯酒。此时我正望着上海的万家灯火，我并不是在寻找老师熄灭的那一盏灯，而是在自豪老师让那些患者光亮起来。医生这个职业实在太美好了，有多少患者说只求吴孟超亲自操刀生死不论。我虽然天天站在老师身边，却始终仰视着他，他一年比一年温润如玉，一年比一年洒脱豪迈，他永远是我头顶的一片光。

大家眼里的吴老就是"肝胆外科之父"和“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这样的学术权威，所熟悉的就是他的“三爱情怀”和“四勇精神”的大医精诚。可在我眼中，他是有血有肉有情的普通人，甚至普通得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普通。

记得有一场手术，所有参与者都是毕生难忘的，那天除了我，谁也看不出老爷子的紧张。当天的手术氛围非常焦灼，安静得大家都希望有一根针能够掉到地上，打破这凝固的空气。患者家属可能不懂，但是医生都知道，开开心心聊天的状态下，这台手术肯定是无虞的。即使是一名护士，在给自己家属打针的时候都会紧张。所有医务人员都是避开自己亲属的诊疗过程的。而那一天，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吴老要为自己的女儿做一台转移性肝癌切除手术，当腹腔被打开的一刹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不用下班了，癌细胞遍布，惨不忍睹。经验告诉医生团队只能一一切除，毫无其他讨巧办法。吴老的女儿当时年纪也不轻了，能够保证她经受住这台长时间手术的人，也只有我这个麻醉科主任了。正所谓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我能够做的就是维持老师女儿平稳的生命体征，让老师能够尽情发挥他技惊四座的手术水准。整整数个小时，手术室里只有监护仪发出的代表心跳的声音，当患者的心跳平稳，我们的心在颤抖，当患者的心率紊乱，我们更是“心如鹿撞”。万幸的是，老师到底是老师，他凭着技术、坚毅、隐忍和自信把病灶一一切除，最后以手工缝合技术为这台手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术后，老师很感谢我与他的合作无间，我却佩服老师作为父亲的这份坚守。当然，这台手术也验证了我与老师之间无比的默契。

至此，大家感受到的是吴孟超院士超乎常人的信念。

如果各位想知道吴老的一些小事，那在我与老师三十年的相扶相守中，比比皆是。

对吴老崇拜的人实在太多，有很多人想和吴老共进晚餐、促膝长谈。但大家肯定想不到，我们这些学生最怕和老师一起吃饭了。因为在“光盘行动”号召发出的50年前，吴老就已经开始执行，并且贯彻得坚决无比、滴水不漏。在我一月那篇文章被各个自媒体发布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了老师把碗里的饭菜分给我的照片，朋友们都纷纷打电话来表示感动，“原来吴老对你那么好，生怕你吃不饱啊”。天地良心，那其实是老师实在吃不下了，要我一定吃完，我照片里那个笑容是妥妥的苦笑啊。吴老的学生一定都知道，跟吴老聚餐，前半场吴老热情无比给大家分菜，致力于桌上的清盘，后半场则监督大家把碗里的食物吃完，一点不剩。如果是老师自己吃不完了，就分给旁边的学生吃，如果是学生吃不完了就必须打包回家，饭桌上必须“光盘”。即使是每天的手术餐他依然要求大家滴水不漏颗粒归仓，每当有学生来接吴老吃中午的手术餐，老师总会叫上我一起吃饭，我每次都恭恭敬敬地说，我收拾完手术室就来，就靠这个办法，我逃脱了好多次吴老的“光盘行动”。后来大家都感到跟吴老一起用膳绝对不是美差，不是吃撑了就是吃不饱。因为你菜点多了他就用吃撑惩罚你，到后来就不敢点菜，因此就吃不饱。当去年国家开始号召这个行动的时候，学生们都笑说，原来老师是这个光盘行动的先驱。

在外独当一面的学生们都在想，吴老这么大的专家，怎么这么“抠门”？只有我这个贴身服侍的学生才知道，在肝胆医院要添置些新设备、置办些新家当有多难。因为老师总说“世界上最好的手术器械就是my finger”,他要求大家练好过硬的手指功夫。老师的“抠”岂止于此，老师对自己才是最“抠门”的。几十年以来，我只见过吴老在国际会议上穿着西装，而且穿来穿去都是那一套，我严重怀疑老师的衣柜里只有一套西装。除此之外，老师一年四季都是穿着军装，从无例外。如果收集吴老不同时期的照片，就是个活生生的解放军各时期的军服变迁史。曾经，我每天服侍老爷子换手术服，只有我知道，老师连内衣都是那么“抠”，我眼看着老爷子的白色背心从白色到黄色再洗到褪色，多年后，那件白背心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状，谁知道这还不是老师最“性感”的时刻，因为后来背心开始慢慢破洞，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我看不下去了，“老爷子，您倒是换一件背心呐。”老爷子一脸无辜看着我，“旧衣服软，舒服，新衣服穿不得”。从那天起，我开始跟这件白背心较劲，到底是我陪老师久，还是这件背心陪得久。

谁也没想到，我最后输给了这件背心，一直到我离开东方肝胆，这件背心还在陪伴老爷子。

当年有许多医学院向我抛来橄榄枝，我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想不好，只能去问老师，老师的意思始终只有“再议”两个字。难道老师觉得我还不够成熟，但我明明已经对老师各种高精尖手术应付自如，在学术界也闯出了一番名堂。临床过关、科研过硬，老师究竟还在犹豫什么？原来问题出在教学上，一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必须承载学科的人才培养责任。那一年，是我陪伴老师的第27个年头，老师唯一一次没有亲自上手术台，而是在手术室里巡逻，从左到右，从里到外，双手背在身后，在手术室里监督了一整天。原来，每个手术室里都有我的学生在做麻醉，我带领的学生团队做科研已经名声鹊起，老师觉得是时候收获我的临床教学成果了。

就在那天下班以后，老师决定“赶我走”。“之前你说有哪几家医学院找过你？”老师笑意盈盈，轻松地说出了开场白。没想到老师突如其来的这一问，我倒是紧张了起来，只能老老实实再汇报一遍。“选一个适合你发展的平台吧，考察清楚就去吧。”说到这里，老师把头转向了窗外。多年的陪伴是这么的平和与实在，怎么也想不到离别能来得如此轻易。对于这次的分离，我想过好多次，老师也一定想了很久很久。但是决定权在老师，所以不论老师哪天跟我说，对我来说都是意外的。我看着老师的背影在想，他看向窗外，会不会是流泪了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原来流泪的竟然是我自己。我想说点什么，表达我的不舍，但一张嘴就哽咽了。此时老师回过头来，老师才没流泪呢，反而一脸的坚毅，坚毅得我意识不到其实老师已经老了，才会决定放手，逼着我独自去闯荡。“穿着军装哭什么？敬礼！”老师一声呵斥，我立马一个立正，敬了一个军礼。老师轻轻点了点头，便挥手让我出去。看着这双令无数外科医生崇拜的双手原来早已布满皱纹，我再说不出任何告别的话语，我只能对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

因为麻醉科交接的难题，最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东方肝胆医院同做麻醉科主任三年，也就职于交通大学医学院麻醉与危重症系任系主任。老师说过，派我去地方，一定不要丢他的脸。我在仁济医院工作四年，团队申请到34项国自然课题。春节，我照例去老师家里汇报工作，不论我说得怎样眉飞色舞，老师始终淡淡的。只是在临走的时候，老师让师母往我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糖。

我当时想，老师还是偏爱我的，他是不舍得我在外吃苦受累，一定要我收下这一点甜。当然，后来我冷静下来又想，应该是老师怕家里糖吃不完，找我一起“”来着。

回想当年，我31岁，连副教授都还没评，对麻醉学还没更深的理解，吴老就凭借我的各项成绩大胆任命我为麻醉科主任，带我一起去东方肝胆“创业”，这是何等的眼光？当我在学术界年少成名，想要去地方再次“创业”的时候，老师及时叫停，让我扎扎实实把医教研都磨练好，把学科带头人的社会责任感都刻到我的骨子里，才大方放手，坐看我大展宏图，这是何等的睿智？

临床技术，同行们都能做到有目共睹；科研功力，更是用数据来体现；只有教书育人的学术担当，是当一名医生走到自己生命终点的时候，由后人评说的。老师对我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和耳濡目染，老师除了在医学方面会严肃地对我们授教，平时生活中却是一个无比风趣的“顽童”，他从来不会矫情地讲一些人生哲理，这也许是解放军军人的性格吧。但是他对待疾病的严谨和对待患者的医者仁心，确是学生们终身受用的教材。正是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共情，才造就他成为一名守护生命健康的科学家。

老师用一生的奋斗告诉我，怜悯之心是一名医者的本心，这也是我之后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最想教授给学生的。如今，我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系主任已6年，培养了120名硕博研究生，我后期收的学生都不曾见过吴老，但对吴老的音容笑貌都非常熟悉，因为我常常跟他们说起我陪伴吴老的点点滴滴。在工作的时候我给他们举例，老爷子曾经为了一个复杂疾病通宵达旦与我讨论更安全的手术方案，也曾为一个凄苦的患者家庭唉声叹气一整天，动脑筋在经济上优化术后治疗计划。在茶余饭后我会说起吴老的“怪癖”，例如我告诉学生其实吴老像个洁癖，九十多岁还要天天洗澡，但我只能服侍他替换衣服，他坚决不让我护着他洗澡，因为吴老非常害羞，认为不能与学生赤膊相见，老爷子居然不知道他那件破洞白背心下，我什么都看见了……

收到吴老离世的消息，学生们都打电话来慰问我。学生们的孝义，我认为是一种传承。其实我和我的师兄弟们对吴老的孝义之情肯定是同等的。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向崇拜的偶像求学，受到吴老学术的恩泽，从而救死扶伤、造福一方。甚至，我并不是吴老肝胆外科技术的嫡传学子，我只是一个兄弟学科的学生。对于吴老的离世，我的肝胆外科的师兄弟们必定是痛心疾首的。相比于他们，我更是多了些家人的感情，因为我陪伴他的点滴日常实在太多。在吴老羽翼下学习、工作、生活的日子三十多年，再加上我因为崇拜他而艰苦求学的过程，对我的人生来说，吴老就是我的故乡。每年春节，在外打拼的孩子总想回家分享自己一年的历程，有疑惑、有迷茫的时候总想再承庭训。这一切，从吴老离世的那个瞬间，我彻底失去了。此时，我突然想起著名作家王朔的一段话“有一种悲痛是心里号啕，掉下来的咸泪是扑簌簌的心头肉，悲痛之后身体是空的，像在山谷里听回声，听已经远去的疼。“

我在今年一月老师病情焦灼的时候曾写道：我用我的前半生真情陪伴老师，我用我的后半生将老师的意志发扬光大，延续老师的医学生命。我也学习老师那样教书育人，培养更多医学精英，回馈社会、回馈国家。陪伴老师是我前半生的荣耀，我的学生服务于中国医学发展，则是我后半生的荣光。我绝没有想到，这是老师生前，我为他写的最后的告白。学生俞卫锋，泣于此！

九九归一，终成正果。吴老99岁生命的终点，相信是我党领导下医学腾飞的新起点，吴老至真至纯的学术精神将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作者：俞卫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

第一次感受吴孟超教授的风采是在1980年，那时我刚刚考入第二军医大学。作为入学教育的必修课，学校为我们放映了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于1964年拍摄的纪录片《向肝胆外科进军》。影片展示了吴孟超教授率领的三人小组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攻克肝脏手术禁区的故事。影片中挂着解放军少校军衔的吴孟超教授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些医学院的新生，许多同学都暗暗下决心，毕业后跟随吴孟超教授学徒，成为肝胆外科医生。

成为吴孟超学生——现场考试“不及格”

1985年，我幸运地加入了吴孟超教授团队，成为住院医生，终于有机会跟随吴孟超教授查房，同台手术。吴教授指定老“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陈汉教授对我严格训练。记得一次与吴老和陈汉教授手术，我在拉勾，吴老突然用血管钳指着一根分离的血管问我：“这是什么？”

我回答：“是肝动脉”

“它从哪里来？”

我回答：“腹腔动脉”

“之前的分支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我只答对了一部分，我顿感无地自容。“基础还不扎实呀，你要向他好好学”，吴老半失望半鼓励地指指陈汉教授对我说。手术结束后，吴老给了我一本《克氏外科学》：“听说你是外语班出来的，这是外科‘圣经’，先通读肝胆章节。”并指示陈教授在查房和手术时考我。那时的外文教科书是影印本，上千页，翻到有关肝胆的内容才体会到，自己的专业英语无比的差。从新华书店买来中文译本对照着看，这才发现，陈汉教授是这本大部头书的编译者。

从那以后，那本《克氏外科学》成了我的伙伴，根据吴老指示“正着”通读章节，依据陈汉教授白天的问题“挑着”翻阅，每次病例讨论，我都带在身边。从此，理论知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大外科轮转—“不愧为吴老的学生”

入科半年后，开始了大外科轮转，骨科、普外、泌尿外科、烧伤、急救等，手术技术及医学知识有了拓展。每个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必须回肝胆外科，吴孟超教授问起我轮转情况时，我自豪地告诉他我能保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阑尾炎手术，他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还没遇到难的病例”。直到我经历了“肝下位阑尾”及“腹膜后阑尾”，冒着大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那“小东西”找到并捞下来时，才理解了大师的告诫。

那时，普外一科的主任是华积德教授，副主任是王本茂教授。我被安排到王本茂教授一组。一天夜里，一个剧烈腹胀，怀疑胃幽门梗阻的老年女病人被急诊收治在我的病床。这位病人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有胆囊结石病史，偶有发作。她很高雅，但控制不住地呕吐，把她的病号服沾满黄色胃容物。次日早晨观察发现，病人病号服上的呕吐物已经变暗，有点发臭。王本茂教授查房后组织了一次病例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对这位病人作出了各种可能的鉴别诊断：肿瘤、肠梗阻、肠扭转……我冒出一句：“也有可能是胆石性肠梗阻”。我的话音刚落，被两个上级主治医生批评：“你们这些年轻医生就是会猎奇，哪里找出这样的怪诊断”，“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不可能”。王本茂教授打断群起的批评，炯炯地盯着我问：“你说说你的依据”。整个医生办公室安静下来了：“这个病人入院时呕吐胃容物，6小时之后呕吐物为上中段小肠液，说明梗阻部位在下移，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我翻开吴老送给我的《克氏外科学》，对照着那个章节：“反复发作的胆囊炎与十二指肠粘连，形成胆囊十二指肠瘘，胆囊内的石头掉入十二指肠，沿肠道滚动下滑，形成梗阻并呈随时间迁延部位下移的临床特征，这个病人的病史、病程与《克氏外科学》上描述的‘胆石性肠梗阻’的诊断高度吻合。”我觉得所有人都惊鄂地看着我，只有王本茂教授微笑：“是吴老让你读这本书的吧。”我点点头。“这个诊断不排除，把它放到最后一种可能”。最后的共识是“继续观察”，做好剖腹探查的准备。

中午来临，我迎上刚刚吃完饭的王教授：病人腹胀加重，电解质出现紊乱，开始吐大粪。王教授马上到病房查看病人及呕吐物：“胆石性肠梗阻的可能性上升到第一位，开进去。”王本茂教授站在助手位，我主刀打开腹腔，用双套管“机关枪”减压粗如轮胎的小肠，迫不及待地顺势下摸。“石头”，我兴奋地大叫一声，手里抓住了三颗鹌鹑蛋大小的石头。王本茂教授露出标志性的微笑，但这次发出了笑声：“不愧为吴老的学生。”

人生第一篇文章——超前NEJM30年

“能做、能说、能写”，这是吴老对每一位学生教导的名言，据说，这六字箴言来自他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同时，他让我们要怀有好奇心，仔细观察病人，一追到底。

那还是在1986年，我在门诊遇到一位手掌、口腔及消化道黏膜黑色素沉积，常有阵发性腹痛的男性病人。胃小肠钡剂X光片提示胃、小肠多发息肉。除了色素沉积，这个病人还有眼睑倒置。我给他开了住院证，回到宿舍赶快检索《克氏外科学》，发现这个病人的体征符合Peutz–Jeghers Syndrome，又称PJ综合征：黏膜色素沉积，肠道多发性息肉为病变特征，易发生肠套叠导致的肠梗阻，多以急腹症就诊。第二天，我跑到图书馆检索眼科书，发现另外的眼部病变是Komoto综合征：表现为倒眼睑（下眼睑覆盖上眼睑），上睑下垂，内眦赘皮，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PJ综合征也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分别均有报道，但两种遗传病合并到一个家系同时发生，还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再问病人病史，其兄妹三人均有类似表现。好奇心驱使我动员他的两个兄妹来沪检查，我负担交通住宿费。果然，病例增加到了三位。我无比兴奋地向科主任华积德教授汇报，华主任回以同样的微笑，说出了同样的话：不愧为吴老培养出来的学生。遂华主任立即请医院影像室的专业摄影师到病房，为这一家系兄妹三人拍下了宝贵的照片。

1987年，在普外科主任华积德教授的指导下，我将这一家系合并PJ综合征及Komoto综合征的病例总结，投稿到当时外科最权威的杂志《中华外科杂志》，被接受，刊登于1987年第8期（第25卷）的期刊上。

我利用周六政治学习的机会，把发表的文章给吴老和陈汉教授看，陈教授带着京腔连说三句“不错”，吴老拿过杂志扫过封面，劈头一句：“你小子不要骄傲，最近看你有点翘尾巴。”他仔细看过后说：“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是不错”。后来，我把王本茂和华积德教授的评语告诉了吴老，我们爷仨大笑，我和陈汉教授接过吴老递来的香烟。

2019年春节，我像往常一样，利用假期阅览国际医学期刊上的文章。已过午夜，正当我准备收工时，一篇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的病例报道让我一颤，“Peutz–Jeghers Syndrome”，仅一例病人，我抑制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不就是我1986年发现的病例嘛！

揠苗助长——吴老的试验

1988年，吴孟超教授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了。经他批准，我回北京休假。刚刚到家，就接到吴老的电报：有重要事情，速回。我用海军大院的军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才知道，他命令我结束轮转，回肝胆外科担任“协理医生”（住院总医生）。肝胆外科的协理医生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都是高年资主治医生担任，我的水平完全不够格，心里无比惶恐及不安。

“吴老，我资历太浅，承担不了。”

“怕什么，有我在，我带你”，这是吴老的回答。

回到科里，他严肃的对我说：我就是要拿你试试看能不能揠苗助长。

与伟人的一天——飞转的陀螺

协理医生的日常职责是负责签署住院证，安排床位；每周协调主治医生们的手术室顺序；会诊，以及全权处理下班后所有的医疗事务。除此之外，肝胆外科的协理医生，还是吴老贴身的医疗助手。我每天要跑三个地方——华侨病房、高干病房及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完成早交班及排手术后，就小跑到300米外的华侨病房。那里每天住着几十个华侨及外国病人，都是慕吴孟超教授的大名来的，豪华单间内多有家属陪同，除写病例及病程记录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回答家属提问。500米外的高干病房条件较差，只装修了三间空调房，为吴老的手术病人专用。

吴孟超教授作为负责医疗教学的副校长，每天下午在大学校办开会办公，没有周末，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近70岁的年龄，他仍健步如飞，穿梭在三个病区之间，永远把我们年轻人甩在后边。他对病人无比体贴，在行听诊检查之前，总是用手将听诊器温热后再放到病人胸前，他能记住所有病人的名字，永远伸出双手热情地同病人握手。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同时充满了关爱。吴老每天傍晚来查房，会当即确定第二天的手术病人，常常在决定手术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必须马上与手术室商量安排手术，与血库商量备血，找病人家属谈话，下医嘱备皮、禁食等等，第二天早交班后，随吴老手术。每每手术顺利完成后，在更衣室内，吴老总奖励我一根香烟，同他一起美美地深吸几口。术后上级医生奖励助手们香烟成为那个年代的外科习惯，当年的香烟还要凭票购买，记得陈汉教授比我们每月可以多买几盒“大前门”。病人常常送医生烟，医生只在手术成功后收下，并分给同事们共同享用。

吴老的每一天，都如同飞速转动的陀螺。

最香的一顿饭——师母情深

1989年大年初一，吴孟超教授带领我查完房，问我：“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自从我1980年上二军大，就没回去过过年，已经9年了。”我回答。

“9年算什么，我都40多年了。走，晚上到家里吃年夜饭。”他边脱白大衣边对我说。

当我踏进吴老家的房门，一股喷香的鸡汤味扑面而来。师母端上一个砂锅，她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汽锅，云南的老同学送来的，她在学着做汽锅鸡，让我先喝汤，趁热吃。我说：“等等其他人吧。”“今天只有咱们三口人，吃吧。”师母深情的说：“吴孟超专门让我准备晚饭，就请你一人。”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每每同师母回忆起那个情景，她老人家都热情地邀请我再到家里尝她的拿手菜。尽管很多采访报道中没有描写吴孟超教授夫人吴佩煜的篇幅，但她是我们学生最尊敬的母亲及老师，她是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她耐心地接听着每一个找吴孟超教授的电话，她是吴孟超教授的好帮手。吴孟超教授感慨地告诉我，若没有师母70年的理解与支持，就没有肝胆外科的今天。

吴老和特殊病人——巨人的肩膀

1988年的一天早上，吴老带我为一位特殊身份的病人做术前准备。他叫宦乡，是我国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180公分以上的个子，留着描写鲁迅的那种平头，目光炯炯，声音浑厚，笑声爽朗，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问及倾听和看书。宦老已80岁了，在肝右叶发现了占位性病变。通过近半个月的接触，我了解到宦老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最高官衔共产党军官，曾是国民党战区司令顾作同的中将高参，1949年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的助手，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及外交策划，后任部长级驻英国代办。曾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中写道“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的名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文革前已由周总理提名，欲任命为负责外交的副总理。文革后出任我国驻欧共体、比利时及卢森堡的总大使，回国后担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有关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及国际关系的观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的著作成为多国使用的经典教材。

我整理好病历，象往常一样到了院办小会议室，吴老和心血管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都在场，由我向上海市委汇报手术准备情况，时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的曾庆红同志及中央保健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这样的汇报已有过数次。

回到病房，宦老象往常一样迎接我们，其实，吴老心情很复杂，作为医生，我们善意的向他瞒着病情，“骗”他患的是肝血管瘤。这是惯例，但很痛苦，终归我们在骗病人，更何况又是一位尊敬的长辈。他很配合地躺下，我为他备了皮，他风趣地问我多长时间剃下的毛会长出来。

下午，汪道涵同志来了，我和吴老在场，他们谈论着一个秘密行动，宦老带队，同汪道涵及钱三强一起赴新加坡，会见台湾当局的代表。汪道涵笑着对我说，要精心治好宦老，手术恢复后陪他们去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秘密行动”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作为医生的我差点亲历。

傍晚，我下好医嘱，正打算去食堂吃饭，护士让我接电话，我到了值班室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了邓小平办公室的声音，在询问宦老的情况后，让我代问宦老好。紧接着，又有电话进来，总机告诉我总书记赵紫阳要同宦老说话，我忙叫总机将电话转到宦老房间，我冲到宦老的电话前，听到了一句河南话，将话筒递给了宦老。约半个小时以后，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吴老、校长、政委及大批随从到来，都穿着军装，校长政委立正，向宦老行军礼，握着宦老的手说，总书记和邓小平来电话了，这是我校的莫大光荣和荣誉。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宦老推进手术室，吴孟超教授主刀，陈汉教授做一助，我做二助。手术中发现宦老的肿瘤位置极差，无法行一期切除，吴教授为他做了肝动脉结扎，并注射了抗癌药（5-FU），希望肿瘤在缺血的状态下缩小，行二期切除。

手术顺利完成，我们爷仨同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抽了一根烟，但心情并不轻松，毕竟宦老的肝癌无法一期切除。

宦老很坚强，他配合治疗，坚持自己上厕所。直到我10年后自己开了个阑尾，才知道术后病人是多么痛苦，需要多大的毅力。宦老没吭一声，恢复很快。

之后，在探望宦老的身影中出现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及市长朱镕基，我都有幸陪伴在宦老的左右。1989年吴孟超教授推荐我去了美国，一天，我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惊讶地发现，我曾有幸握过手，交谈过的探望我病人的访客成为了世界最大国家的总书记及总理。不禁感叹：居然曾经站到巨人的肩上，让我见识了很多，看得更远，感谢巨人吴老。

学部委员——无心插柳

1988年，医教部的副主任拿着一张腹部CT片找我开住院证，按规矩，医生必须看到人，以及必要检查结果，才可以开住院证，而开好住院证，也只是意味着可以排队等待住院了。而医教部直接找我的一般都是冲着吴老的名气北京介绍过来的。我好奇地问：“又是中央保健局？吴老知道吗？”“吴老已经会诊过病人了，北京不敢开，杨总长亲自打电话过来关照过。”副主任回答。（注：杨总长即为杨成武总参谋长）我扫了一眼CT片，吸了一口气，自言了一句，“难怪，也只有吴老敢接。”

当时，干部病房、外宾病房都没有床位。而医教部告诉我，得马上安排住院。于是，就把我们当时中三楼肝胆外科大办公室边上的一间很小的抢救室给腾了出来，紧急布置了一间病房，让这位病人住进去了，他的名字叫吴仲华。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吴仲华就是杨总长的亲戚。住进来以后，我们好奇地了解吴仲华的情况，才知道吴仲华是航空界赫赫有名的“三元理论”的发明者。

手术很艰难，但巨大的肿瘤在吴老刀下，成了盘中的俘虏。我印象中，吴仲华是非常坚强的，他很有修养。记得当时在他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吴老去查房。查房的时候，吴仲华就跟吴老说过这样一句话：“吴主任，你要考虑一下当学部委员。”

当时吴老听了有点儿懵，“什么是学部委员？”

“中科院学部委员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学术荣誉。”

吴老紧接着追问：“怎么才能当？”

吴仲华就讲：“要由两名学部委员推荐。”

吴老接着说：“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呀！”

吴仲华回答：“我是一个。”

“那还有谁呢？”

“还有一个，就是她。”吴仲华就指指站在旁边微笑着的妻子李敏华。

那位老太太也特别有修养，瘦瘦的，她常常露出那种甜甜的微笑。这一段温馨的场景是我亲历的，可以说至今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实，确实是这两位大家推荐的吴老，我是亲历这个场景的。其实，吴老当年对“学部委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在很坦然的这么一种情况下，两位慈爱的老人、两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提出这样的动议，觉得吴老有资格被推荐。当然他们也不是瞎提的，他们是负责任的，是查了吴老的背景资料、发表的文章等，是实地调查了吴老的建树与口碑的……因为我跟当年的病人吴仲华教授接触得很多，从早到晚都得要照看他，到后来熟了，更是推心置腹。他们时常向作为学生的我问起吴老的日常点滴及学术成就。对于这样两位学术大家, 真是问者有意，答者诚实，听者有心啊！

1991年11月28日，经中科院所有学部委员多轮严格的评审与选举，报请国务院批准，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肝胆外科主任吴孟超教授果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作为推荐者，吴仲华和李敏华夫妇自然十分欣慰，作为伯乐， 他们相中了一匹“千里马”。（本小节参考了方鸿辉所著《吴孟超》）

推荐出国——幽默的不舍

在我任协理医生期间，有幸遵吴老指示，配合基础和临床研究，有幸配合胡宏开、师兄屠振兴开展微波烧灼肝癌治疗，观摩了师兄郭亚军肝癌免疫及肿瘤疫苗研究，师兄杨广顺的半离体肝项目研究，羡慕地送走师姐孙君泓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聆听了师兄何为讲述世界肝移植的历史，并有幸翻阅了移植鼻祖英国剑桥教授的肝移植专著。这些启蒙，让我对基础研究更加好奇，特别是肝移植，梦想着有一天，人类器官可以像汽车一样，更换零件。

1989年，在我完成一年的协理医生任务后，我向吴老提出想去学习肝移植，将破坏性的肝脏切除术与重建性的器官移植结合起来。吴老表示支持，并慷慨地给我签署了推荐信。但明确提出必须有美国大学的资助。

在美国，匹斯堡的Starzle教授是公认的肝脏移植鼻祖，他实施了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第二个人物是他的学生，芝加哥的Williams教授，曾在丹佛跟随Starzle教授学习，之后建立了美国第二家肝移植中心。我把我的简历、吴老的推荐信，以及GRE、TOEFL成绩单寄给了两位教授。很快，两个中心都给了我回复，其中，Williams教授提供我生活费资助。

由于我工作不到5年，不符合总后及总政的出国审批标准，需要吴老特别支持。我再次找到吴老，本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他利用副校长的权利特批我的出国申请，但吴老比我想象的豁达得多，他给外办直接打了电话，对他们不是命令，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和师兄宗明一起乘外办专车早早的到达杨浦区公安局外事办，等待吴老的到来。这是办理护照的预约。吴老进门，一脸严肃地问我：“你怎么在这，不好好上班。”遂转头对公安局的人员指着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头脑一片空白，护照办理人员也懵了，仔细查阅文件，问：“吴老，所有文件你都签字了，手续齐全，你要改变主意吗？”吴老笑了，“我吓唬吓唬他。”原来是吴老的幽默。后来吴老对宗明说：“我把肖飞吓坏了。”2005年，在吴老即将荣获国家最高奖时，我和吴老同机飞上海，一路聊了很多，我问起当年“吓唬”我的事，他坦诚：“舍不得你呀”。

办好出国手续，我有幸得到刚从匹兹堡回国的师姐孙君泓教授的悉心指导，让我出国更加从容。1989年5月3日，怀揣着吴老的嘱托：“学习肝移植技术体系、建立国际交往渠道、发表研究文章、打磨好英语”，踏上了飞往美利坚的航班。

肝胆外科医院落成典礼——两位老师上海拥抱

我运气很好，到美国后遇到了一个好老板，Williams教授，他在大学就有社会主义情节，对中国很感兴趣。作为他接受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我成为他探索中国的标本。我有幸快速证明我的手术技术，在Williams教授的帮助下，拿到外国医生许可，可合法参加手术，并很快承担了主持供体器官手术的责任，任务是飞往美国各地医疗中心对脑死亡的病人实施器官摘取手术，并参与所有的受体手术；因实验室没有医学院背景的研究者，在我获得第一个NIH基金，并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三篇文章后，Williams教授让我将主治医生们的技术员及PhD管理起来，包括所有的试验设计、实施、总结、撰写论文。因此，我在到达美国两年后，兴奋地向吴老汇报，我基本实现了几个目标：熟悉肝移植体系、参与研究及发表文章、熟练英语，同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Williams教授非常认可吴老培养的学生，他愿意提供两位吴老的学生加入他的队伍学习肝移植，并邀请吴老在合适的时候来访。

1993年，吴老决定派师兄杨甲梅和马立业加入Williams团队学习。同时邀请Williams教授参加“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落成典礼。

1993年4月，我陪同Williams教授从芝加哥飞到上海，从上海的上空望去，没有一点城市的繁华，一片漆黑，到了宾馆，还赶上停电。那时的上海只有虹桥机场到虹桥开发区的一段高架，从机场乘车到五角场，花了近5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向Williams教授抱歉地表述，中国还很落后。Williams教授打开宾馆窗户，通过浑浊的空气指着隐约可见的吊车，“我到过洪都拉斯开刀，那里的街道和这里差不多，但这里的不同是蓬勃的气息，有像你一样受过良好教育、勤奋聪明的年轻人，还有吴孟超教授这样的智者。只要国家稳定、政策开放，中国会无比繁荣强盛，相信我。”Williams本着这种眼光和信念，同吴老成为最好的朋友及伙伴，他本人也坚定地支持我在中国创业，并且每次遇到美国朋友，包括众议院议长、美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副总统，他都自豪地讲起1993年的那段话，当然，他在中国的投资也为他的后代创造了超过百倍的回报，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Williams教授受聘二军大教授，两位老师紧紧拥抱，并相约“芝加哥见”。

出访美国——成为美国同行的老师

1994年，师兄沈锋也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加入了Williams的团队，至此，我们已经有4个来自二军大的外科医生在同一个大学的同一个Boss（老板）下工作，这是十分罕见的。我们4位吴老的学生几乎主导了移植免疫实验室的工作，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肝脏、肾脏供体手术。在大家的推动下，吴老和师母的来访终于落实，所有费用由Williams教授承担，并在芝加哥大学安排了讲座、授予了名誉教授、准备了盛大的希腊餐晚宴。

吴老全程用英语讲课，展示了肝脏手术“吴氏刀法”和肝癌术后长期随访数据。演讲后，吴老被Williams授予Rush医科大学访问教授，这个头衔是以Williams终身教授的职位命名的，另一位获此殊荣的是Starzle教授。吴老的演讲让美国同行无比震惊，对吴老团队实施肝癌治疗的数量及质量频频赞赏，多个著名的外科教授放下平时高傲的姿态，马上表示，“我也是您的学生”。这其中也包括大外科主任，著名的Economo教授，并决定以大外科的名誉举办宴会，欢迎吴老夫妇到访，当然，宴会的地点很自然地选择了芝加哥最著名的希腊餐馆，以彰显主人的文化背景、用心的诚意。

吴老不愧为伟大的外交家。

肝移植—大度和宽容

吴老送我们学习肝移植的初衷是重振肝移植项目。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开展过肝移植，但因为没有合适的免疫抑制剂、手术模式不成熟，以及适应症选择的是肝癌，因此，和全国的其他中心一样，病人均死于肝癌复发，后来，肝移植项目都停止了。长海、长征及东方肝胆都是二军大的附属医院，吴老作为副校长，统管三家附属医院的医疗，但各家医院均有特色及重点，都有在全国领先的科室，而吴老创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骑绝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但吴老的学生已经培养了几代，特别是一些高年资的学生，已开始有能力建立肝胆外科项目，其中就有许冠南教授，在长征医院自立门户，并一改东肝时的内敛和保守风格，决心开展肝移植。在1995年，时任长征医院院长李家顺教授利用访美的机会与我会面，提议派长征医院的傅志仁教授到Williams的中心强化学习半年，之后开展肝移植项目，并表示他铁了心支持许冠南教授的突破。

长征医院行动起来，傅志仁教授启程来美，医院拨款支持开展大鼠和猪肝移植研究，组建肝移植队伍。我帮助许冠南教授团队成功开展了大鼠及猪肝移植手术，并开始筛选肝移植受体病人，当长征移植团队初步练习成功之时，我向吴老汇报：如果东方肝胆不立即开展肝移植手术，长征医院就会于近期实施，他们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吴老沉思了一会儿，决定筛选病人。几乎在同时，两个中心都筛选出了自己的受体病人，趁Williams在上海讲课的时机，让他帮助检查鉴定一下肝移植受体候选人。东方肝胆的候选人是一个中年男性，乙肝后肝硬化，根据Williams教授的经验，在那个没有控制乙肝病毒药物的年代，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接受肝移植后，因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几乎100%乙肝复发，很快就会摧毁移植肝脏。作为开展肝移植项目的第一例，应避免选择这样的病例。吴老和师兄杨甲梅教授认真听取了Williams教授的意见。同时，Williams教授来到长征医院检查病人，长征医院准备的受体病人是一个12岁的男性病人，罹患Wilson病，这种因肝脏铜代谢异常导致的肝衰及眼、脑神经豆状核病变，属恶性遗传病，但肝移植术后预后良好。因此，Williams教授对长征医院的候选病人表示满意，嘱咐要寻找体表面积相似的供体。

1996年5月21日，应长征医院邀请，Williams教授带着Thomson拉钩架来到上海，我配合准备5月23日的肝移植手术。5月22日我接到吴老电话，紧急召见，吴老跟我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东方肝胆也要5月23日实施肝移植，受体是那位乙肝肝硬化的病人。我很为难，很纠结，自知无法改变对长征医院的承诺，望吴老原谅，Williams教授表示，一旦完成长征医院的手术，马上到东方肝胆指导。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吴老。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晚上，一边是承诺，一边是老师的呼唤。

第二天，我收住心中的不安，定下了神，走进长征医院的手术室。Williams教授像往常一样作为第一助手，我主刀。我和许冠南、傅志仁、丁国善教授同台，发挥在老鼠、犬身上练出的显微外科技术，以及近百例参与移植术的经验，肝动脉、门静脉、肝上及肝下下腔静脉缝合均顺利，包括因解剖结构异常实施的腹主动脉桥接，在按程序逐步恢复血供后，居然没有一点儿出血，不需要补针。移植肝脏恢复正常颜色及质地。这位当时中国最小年龄的肝移植病人，至今仍然健在，成为中国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移植病人，他的名字叫张希，已大学毕业、结婚生子，每一秒钟都在创造着中国的纪录。

因为此事，我一直觉得对不住吴老，唯一的安慰是，师兄杨甲梅教授发挥他在美国学习的本领，同日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我期盼着向吴老致歉的机会。

一天，我接到吴老秘书的电话，让我到东方肝胆医院为第二例移植病人会诊，我兴奋地接受，觉得是立功赎罪的机会。那是一例移植后出现黄疸的病人，当时无法判断是肝脏缺血导致的损害，还是排异反应。我在美国曾经见过类似病例，多为供肝冷缺血导致毛细胆管内皮损伤，术后发生的毛细胆管炎，多可自然恢复，预后良好。我提出我的意见，并经越洋电话得到Williams教授的认可，保守观察。

会诊结束后，陈汉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上香烟，我深吸一口，鼓足勇气恳求陈汉教授替我转达对吴老的歉意，希望得到原谅。陈教授笑眯眯地告诉我：“那天你可把吴老气坏了，天塌下来都不会影响他吃饭睡觉，那天晚上，吴老没吃饭，晚上没睡好觉。”我无比内疚，再次恳求陈教授替我求情。陈教授哈哈一笑，说：“有人提议整整肖飞，但吴老拒绝，吴老说过，肖飞对肝胆外科医院作出过重大贡献，是唯一一个没有从医院拿到任何东西的人，要好好对待。”听到这话，我无比感动，感慨吴老的胸怀，感动他的意气，这就是伟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师长。吴老在日后的《生命新知》高峰论坛上，始终从容坦诚、不断理念创新，再次体现了一位医学大家的坦荡、虚怀、海纳、谦逊的品质。

最高科学奖

2004年，我接到师兄沈锋的电话，告知总后要为吴老申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需要一个国际著名的专家写一封推荐信，因Williams教授是肝脏移植及肝胆外科的著名专家，且吴老和Williams教授结识超过十年，并互聘为客座教授，希望Williams承担此职。我把这一提议告知Williams教授，他没有丝毫犹豫：“吴孟超教授是世界资历最高、成就最大、无可争议的伟大外科医生”。很快，Williams亲笔签署的推荐信寄过来了。

2005年的一天，我在广州机场过安检时看见了几个月没见的吴孟超教授，我兴奋地大声喊“吴老”，差点被安检人员以大声喧哗的罪名扣留。在休息室，吴老和我紧紧抱在一起。吴老让我同他一起坐在头等舱，我们回忆着过去，聊到了宦老，他告诉我，在北京有关“最高科学技术奖”评选的过程很顺利。不久之后，我在头版头条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授予吴孟超教授“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在CCTV的镜头里看到了Williams的推荐信，听到了播音员摘录信中来自美国医生的评语。吴老当之无愧，他是世界上开肝癌手术最多的医生，也是世界上年纪最大还在开刀的医生。2006年12月，我亲眼看到他将600万元的奖金作为科研基金捐献出来。在此时，我舒了口气，我终于无愧于吴老的嘱托：到美国后“学习肝移植技术体系、建立国际交往渠道、发表研究文章、打磨好英语”。

（作者：肖飞）

我曾在2007年协助上海浦东张江药谷举办科普活动，话题是“与疾病共生存”，会议组委会期盼能邀请吴孟超教授到会演讲。因会议规模较小，级别较低，我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向公务繁忙的吴孟超教授发出邀请。他二话没说，准时到场，为会议作了主题发言。

我给吴老设定的讲课题目是“肝炎、肝硬化及肝癌”，Williams教授的讲课题目是“终末期肝病与肝移植”，我的题目是“学会与疾病共生存”。吴老一进会场，看着会议的主题驻步，紧锁了一下眉头，略有所思，对我了一句：“我刚看到邀请函，吃了一惊：肖飞在搞什么名堂，我们要与疾病作斗争，消灭疾病，你要与疾病共生存。但后来一想，也对，我们肝炎无法根治，肝硬化无法逆转，好多带瘤生存的病例，事实上是在与肝炎、肝硬化和肿瘤共生存，是要学会与疾病更好的共生存，最后把疾病带进坟墓”。

这次研讨会，开启了吴老、Williams教授与他们共同的学生同台研讨的序幕。

会后，沈锋教授受《医学论坛报》约稿，于是，“与疾病共生存”这篇文章顺理成章地发表。

2007年发表在《中国医学论坛报》的文章，很具前瞻性，但也引来争议，然而此后，“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逐渐被接受，与艾滋病共生存、与肿瘤共生存、与肾病共生存……不断衍生。

——肖飞

在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的追求战胜疾病、实现长寿的梦想，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逐渐意识到了能力的局限。在无奈、困惑、震撼及觉悟中，开始了思维方法的转变（Paradigm Shift），从消灭疾病的幻觉中醒来，学着与疾病共生存。

胜利的喜悦与长久尝试的失望

40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为36岁，到1800年，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1岁，达37岁。当时平均寿命最长的为瑞士妇女，可活到45岁。人们努力地同各种疾病作斗争，尝试着各种自然界可获得的物质，缓解痛疼、发热等症状，挣扎着与疾病格斗，但多以失败而告终，以早亡而进入尾声。

1794年，英国Jenner医生发现，挤奶女工常患牛传播的水疱─牛痘，痊愈后不再感染天花。于是他将水疱内容物放入8岁儿童菲利浦手臂皮下，两周后，将菲利浦混入天花病人群中，小菲利浦未患天花。此文章发表后，轰动了西方世界，奠定了通过接种疫苗获得主动免疫，以疫苗预防疾病的基础。进入20世纪，疫苗得到了广泛应用，人类通过接种疫苗，减少了脊髓灰质炎、麻疹、水痘等传染病的传播。并在WHO的主持下，发动了两万余名医务工作者在非洲、亚洲挨家挨户为新生儿童接种天花疫苗。1980年WHO宣布人类消灭了第一个疾病——“天花”。

在享受这一科学战胜疾病奇迹的同时，WHO把目标移向下一个要征服的疾病——脊髓灰质炎。自1955年美国完成了180万的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并将此疫苗推向全世界，50年过去了，虽然WHO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但脊髓灰质炎仍在局部流行，而近年来更有加剧趋势。于是国际权威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以“消灭脊髓灰质炎是否实际”、“我们是否应放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为题目的文章，对消灭疾病的努力提出质疑。

除此之外，人类不断面临着新的威胁，如艾滋病。自1981年艾滋病被发现以来，全世界投入了大量资金，至今发病人群仍逐年增加，已有超过4000万人携带HIV，每年有超过300万人死于此疾病。由于强大的适应性及变异能力，人类仍未发现有效的预防HIV疫苗。更何况可寄生于满天飞的鸟类的禽流感病毒。因此，人类必须承认，暂时无法轻易用复制战胜天花的模式来消灭疾病，人类应该改变思路，与疾病共生存。

共同的挑战与全新的思路

人类步入20世纪后，不仅传染病可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如1918年禽流感大流行造成5000万人死亡，而且慢性病导致的病死率也快速增加，如心血管疾病成为第一位死亡原因，糖尿病、肾病等已成为前十位的致死原因。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心脏病学会（AHA）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心血管疾病的相关因素为吸烟、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等，于是实施了全民教育、医生带头戒烟、控制血压、加强锻炼、降血脂等措施，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了150%。人类再次为之兴奋，兴奋的理由不是消灭了第一杀手——心血管疾病，而是人们找到了其发病机制，控制了致病因素，减缓了病程发展，与这一致死的疾病共生存。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同一时期，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却稳步上升。

目前，许多学科与心血管科医生一样，制定了“金字塔”方案（图5）：第一层为筛选风险人群，控制风险因素；第二层为急性发病期积极干预治疗，避免进入慢性期；第三层为当疾病进入慢性期，试图改善病程，避免受损器官走向终末期；第四层为当器官走向终末期，采用替代疗法，如肾脏衰竭使用透析疗法等待器官移植；第五层为顶层，此时只能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标志着外科手术的最高境界，集合了破坏及重建手术技术以及术后免疫抑制剂使用的智慧。但由于可移植的器官紧缺，仅有1/10的等候移植的幸运病人最终可接受移植。因此，人类不能等待病人的器官功能进入终末期后再开始治疗，而应该借鉴心血管领域的经验，按照“金字塔”指导原则，积极筛选风险人群，控制风险因素，预防疾病进入临床发病期。

早期发现风险人群是与疾病共生存的关键。如上所述，各学科所建立的“金字塔”指导原则依赖于临床标记物，如糖尿病的血糖、肾病的蛋白尿、心脏病的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来确定风险人群。寻找这些标记物取决于每年的普查，而当这些标记物被找到时，病情多已进展，部分病人的预防时机亦已错过。因此，不单纯依赖于临床标记物而早期发现风险人群成为疾病防治者的迫切需求，也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点。

但不幸的是，许多慢性疾病无法找到其危险因素，无法确定风险人群，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肿瘤等，预防性治疗无法实施。因此科学家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它的慢性进展期，寻找慢性疾病的共同发展规律，阻止病程发展成为多学科共同努力的方向。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主任Eschenbach提出了与癌症共生存的理念。他认为，人们不应该把癌症看作是医生束手无策的终末期疾病，而是一个病理过程。我们的治疗理念已从“寻找而消灭之”转到“瞄准而控制之”，我们不应期盼“神奇的子弹”而应建立“神奇的策略”。这一“神奇的策略”需要多领域（基础研究及临床实践，政府部门及广大民众）及各学科（物理、化学、药学、医学、伦理学等）的共同努力，发现新的早期诊断疗法，可靠的监测病程发展的标记物，精确的靶向，安全有效的药物，及时合理的干预治疗，将恶性疾病转变成急性、慢性疾病，逆转及延缓慢性病病理，与疾病共生存，把它们带进坟墓。

迎接新的挑战及探索新科学

人类基因研究的进展使这一需求得到满足，并成为可期待的目标。1953年Watson教授发现了人类遗传密码DNA后，当代科学家为解开这一双链人类基因密码而不懈努力。1985年，“人类基因组”项目启动。至2003年，经数百位科学家的努力及30亿美元投入的支持，人类30亿个碱基对及近3万个功能基础序列被描绘出来。人们期待着每一个新降生儿都接受这一生一次的基因序列检查，保存在U盘中，随时解析生命密码；期待着这一科技的革命让人们预知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疾病危险，并通过与医生配合，及早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环境，适时用药来预防及治疗，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但这种期待是否能实现目前尚不得而知。

人类并未止步于发现基因，科学家们正试图改善基因。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男孩，一生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气球内，被称为气球中的男孩。他一出生即被诊断为基因缺陷疾病─严重混合型免疫缺陷综合征（SCID），由于T细胞无免疫功能，他不能抵抗自然界任何微生物。美国宇航局为其特制了与世隔绝的宇航服，他在其中生活了12年。12岁时，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实施了骨髓移植，但他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他妹妹骨髓中的EB病毒，淋巴瘤在体内生成，4个月后男孩夭亡。

1990年安德森医生将生成T细胞受体的正常基因装入腺病毒的基因组中，将重组病毒输入4岁患SCID病的小女孩Ashanti体内，完成了人类第一例基因治疗的壮举。Ashanti生活良好，恢复了正常免疫功能。但是人们认识疾病和控制疾病的道路是曲折的，继Ashanti之后，法国医生实施了10例ACID基因治疗，近期疗效良好，T细胞恢复正常，但5年之后，2例病人发生了T细胞剧烈增多，淋巴瘤生成。进一步研究发现，以病毒为载体转入的基因未转入病变基因部位，而是形成了致癌启动基因。新的科学发现及尝试给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及挑战。

新科学需要新思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总想在发生问题的层面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不更换思维方法就没有“相对论”。面对21世纪的科学及社会发展，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跳出传统的以器官为线索的“盲人摸象”的思维方法，实现多学科的合作，多国的合作，走向大一统医学。接受新生事物，容忍失败。如今的摩天大厦是建立在多次地震倒塌、洪水冲垮的失败的建筑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们中国人尤其需要这一品质，对摸索者尊敬，对失败者鼓励。我们步入了信息时代，一个主题词可检索出数万个内容，真假难辨，这需要我们的智慧。

1988年，Kernick在《Lancet》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不确定性是医学领域的灰色地带，要与不明确共生存，在无能力找到事实真相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坚持诚实。”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太有限了，往往随着一个新的科学方法及手段的出现，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及视野会发生变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会随之而变。新的现象呈现，我们能做的是真实地描述它、接受它，形成新的理念，直到更接近事实的结果产生。

1928年Dublin医生预测人类寿命的极限是64.5岁，之后科学家多次预测人类寿命均趋于保守。WHO大胆预测2020年人类平均寿命为90岁，我们现在活着的人都有机会看到满街走动的百岁老人。长寿是我们的追求，人类的长寿需要医学科学的保驾，长寿会带来新的疾病挑战。科学是无边界的，通过全世界政治家、科学家及患者的共同努力，利用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更准确地认识疾病的规律，改善人类基因，改善病程，改善生存环境及生活习惯，在了解疾病的过程中，与疾病共生存。

（作者：肖飞、吴孟超、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