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神药,阿司匹林应该当仁不让。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数百年的打磨,以及一百多年的雕琢,她从止痛降温、到抗炎抗血栓、再到预防肿瘤,续写着祖先、药师、医药公司、医生们不断创造的传奇。
阿司匹林的活性成分为水杨酸,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的药典。四千年前,古埃及人已经用白柳树皮粉治疗发热及疼痛。而中文名的水杨酸也取自其源自的植物“白柳”。白柳树皮粉作为解热镇痛药,沿用到中世纪,直到中国的烈酒制造工艺——蒸馏术,随传教士传到西方,方将白柳树皮中的成分通过蒸馏分离,结晶出高纯度的有效成分,水杨酸。由此,水杨酸粉成为医生出诊包中的必备药品。水杨酸镇痛效果显著,但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其中胃溃疡及胃穿孔会有致命后果。
1899年的德国,一个名叫霍夫曼的药师,应用化学工程师修饰染料的工艺——乙酰化,修饰水杨酸。他的动机很简单,他的父亲因罹患关节炎服用水杨酸而胃穿孔,痛苦无比,他要用化学的方法,将水杨酸的胃肠道副作用降低。经过一夜的试验,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自然界没有的全新化合物,乙酰水杨酸,他当即带回家,把新的化合物给老父亲服用。父亲服用的反馈:没有恶心、没有胃烧灼感,发热及疼痛迅速缓解。霍夫曼的东家——拜尔公司将这个新化合物命名为“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可解热镇痛,但没有水杨酸的胃肠道严重不良反应。
霍夫曼没有停止试验,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副作用极强的天然提取物,吗啡。几天之内,他合成出了另一个全新化合物,二乙酰吗啡。拜尔公司给这个新化合物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海洛因。海洛因有更强的止痛效果,但却没有吗啡成瘾性的严重不良反应。于是乎,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作为两个重磅的“非处方药”,在全球隆重推出,成为医生出诊包中必备的药品。在使用20万人后,海洛因导致的成瘾性是吗啡的数十倍,于是,海洛因成为魔鬼毒品的代名词,至今还是世界禁毒的主要目标。阿司匹林则继续作为临床的经典用药,不断扩大使用范围。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阿司匹林成为协约国向德国索偿的战利品,取消了专利保护,没收了阿司匹林的商品名。
尽管成了家喻户晓的普药,但科学家们对阿司匹林的研究脚步并没有停止。科学家发现,阿司匹林的消炎止痛作用是通过抑制“环氧化酶-1”(COX-1)起作用,COX-1的抑制同时可导致血小板聚集性降低。笔者在做外科医生的时候,每每做术前准备的过程中,必须询问病人是否服用过阿司匹林,如果有服用,必须停药三天后方可实施手术,否则会有凝血障碍。而这一降低血小板聚集的副作用,日后成就了阿司匹林预防血栓形成的新用途。
解热、镇痛、抗炎、抗凝血,阿司匹林并没有止步于此,老药新用的尝试还在进行。微炎症,是肿瘤生长的土壤,如果降低微炎症,理论上可以阻止肿瘤的生长,但这一推理至多是个假说。今天,临床医生们通过循证医学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说: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传奇在续写。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吃2年阿司匹林,持续防癌20年。
如果评选神药,阿司匹林应该当仁不让。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数百年的打磨,以及一百多年的雕琢,她从止痛降温、到抗炎抗血栓、再到预防肿瘤,续写着祖先、药师、医药公司、医生们不断创造的传奇。
阿司匹林的活性成分为水杨酸,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的药典。四千年前,古埃及人已经用白柳树皮粉治疗发热及疼痛。而中文名的水杨酸也取自其源自的植物“白柳”。白柳树皮粉作为解热镇痛药,沿用到中世纪,直到中国的烈酒制造工艺——蒸馏术,随传教士传到西方,方将白柳树皮中的成分通过蒸馏分离,结晶出高纯度的有效成分,水杨酸。由此,水杨酸粉成为医生出诊包中的必备药品。水杨酸镇痛效果显著,但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其中胃溃疡及胃穿孔会有致命后果。
1899年的德国,一个名叫霍夫曼的药师,应用化学工程师修饰染料的工艺——乙酰化,修饰水杨酸。他的动机很简单,他的父亲因罹患关节炎服用水杨酸而胃穿孔,痛苦无比,他要用化学的方法,将水杨酸的胃肠道副作用降低。经过一夜的试验,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自然界没有的全新化合物,乙酰水杨酸,他当即带回家,把新的化合物给老父亲服用。父亲服用的反馈:没有恶心、没有胃烧灼感,发热及疼痛迅速缓解。霍夫曼的东家——拜尔公司将这个新化合物命名为“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可解热镇痛,但没有水杨酸的胃肠道严重不良反应。
霍夫曼没有停止试验,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副作用极强的天然提取物,吗啡。几天之内,他合成出了另一个全新化合物,二乙酰吗啡。拜尔公司给这个新化合物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海洛因。海洛因有更强的止痛效果,但却没有吗啡成瘾性的严重不良反应。于是乎,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作为两个重磅的“非处方药”,在全球隆重推出,成为医生出诊包中必备的药品。在使用20万人后,海洛因导致的成瘾性是吗啡的数十倍,于是,海洛因成为魔鬼毒品的代名词,至今还是世界禁毒的主要目标。阿司匹林则继续作为临床的经典用药,不断扩大使用范围。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阿司匹林成为协约国向德国索偿的战利品,取消了专利保护,没收了阿司匹林的商品名。
尽管成了家喻户晓的普药,但科学家们对阿司匹林的研究脚步并没有停止。科学家发现,阿司匹林的消炎止痛作用是通过抑制“环氧化酶-1”(COX-1)起作用,COX-1的抑制同时可导致血小板聚集性降低。笔者在做外科医生的时候,每每做术前准备的过程中,必须询问病人是否服用过阿司匹林,如果有服用,必须停药三天后方可实施手术,否则会有凝血障碍。而这一降低血小板聚集的副作用,日后成就了阿司匹林预防血栓形成的新用途。
解热、镇痛、抗炎、抗凝血,阿司匹林并没有止步于此,老药新用的尝试还在进行。微炎症,是肿瘤生长的土壤,如果降低微炎症,理论上可以阻止肿瘤的生长,但这一推理至多是个假说。今天,临床医生们通过循证医学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说: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传奇在续写。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吃2年阿司匹林,持续防癌20年。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和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 常常同时存在,并伴有体重超标或肥胖。虽然超重对关节的影响可以解释下肢OA,但研究人员试图探讨T2DM是否与超重以外的OA有关,以及T2DM是否在OA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作用,T2DM对OA预后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意大利研究人员Nicola Veronese回顾文献,以探讨T2DM与OA的相关性,是否存在OA的位点特异性关联,以及T2DM的存在是否影响OA的预后。研究人员还回顾文献以评估对T2DM患者抗OA治疗的安全性。
研究发现,T2DM通过氧化应激和慢性高血糖、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低度慢性炎症这2个主要途径对OA起致病作用。2型糖尿病是OA进展的危险因素,对关节置换术的预后有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最常用的抗OA药物,包括扑热息痛、非甾体抗炎药和皮质类固醇注射的安全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而其它抗OA药物可能可以安全用于T2DM的OA患者,如葡萄糖胺和关节内注射透明质酸。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的研究要更好地了解控制和预防糖尿病是否能调节OA的发生和发展。选择治疗T2DM患者OA症状的方法,可能需要仔细考虑基于循证研究的证据,以避免出现用药安全问题。(编译:朱浪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肾内风湿科)
参考文献:Seminars in Arthritis and Rheumatism 2019;49:9-19
意大利贝加莫省的研究人员最近在《柳叶刀》上提出了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相关的一种新发炎症综合征。研究称SARS-CoV-2可能导致一种类川崎病(Kawasaki-like disease),目前在SARS-CoV-2流行的国家中可能会暴发类川崎病,需要进行迅速和更积极的管理。对川崎病和类似综合征病因的进一步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病毒的免疫应答方面。
川崎病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发现,是由高水平的炎症引发的,可导致血管和心脏等部位的问题,偶尔还会引发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和死亡。经典的症状包括持续高烧、皮疹、红眼病、手脚肿胀和嘴唇干裂。目前还没有检测这种疾病的方法,所以医生们依靠这些迹象和其他实验室检测来确定一个孩子是否可能患有这种疾病。当川崎病被及时发现和治疗时,通常是可以治愈的。医生通常使用抗体治疗,有时使用类固醇和其他药物,如阿司匹林。
尽管川崎病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研究人员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川崎病。甚至在COVID-19出现之前,就有一种假设认为是失控的免疫反应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前的研究甚至在川崎病病人身上寻找其他冠状病毒的证据,但总体上这些证据只是微弱相关。
然而,在COVID-19疫情严重的地区出现的新模式意义重大。尽管意大利的研究规模不大,但研究人员指出,在他们分析的当月,与疫情暴发前的发病率相比,该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了30倍。
到目前为止,孩子们基本上已经从这种疾病中康复了。“好消息是,像川崎病一样,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治疗的,经过治疗后他们痊愈的几率很高。”纽约诺斯威尔健康儿科主席查尔斯•施莱恩说。(编译:杜泽一)
参考文献:Lancet 2020;395:1771-1778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易受疱疹病毒科感染,包括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zoster virus,VZV),这种感染偶尔发生,但往往会导致严重疾病如脑膜脑炎和角膜炎。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VZV感染上,对HSV感染的研究很少。
中国台湾研究人员Tzu-Hao li等人对1997年至2012年台湾登记的SLE患者进行分析,将其与一个非SLE队列进行比较,评估了出现以下病症的重症HSV感染的发生率(incidence rate,IR):脑膜炎、败血症、眼部和内脏受累、以及其他需要住院的特殊并发症。采用Cox多变量比例风险模型对SLE患者发生重症HSV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纳入122520名患者(24504名SLE患者,98016名年龄性别匹配的非SLE患者作为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SLE组重症HSV感染发生率高(IR比=3.93,P<0.001)。在SLE患者中,既往口腔和外阴感染(HR=2.29,P=0.049),静脉激素冲击治疗(HR=5.32,P<0.001),每日口服泼尼松龙剂量大于7.5mg(HR=1.59,P=0.024)是重症HS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年龄≤18(HR=0.45,P=0.029)是一个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 factor)。
SLE患者发生重症HSV感染风险高,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大于18岁、HSV粘膜感染史、近期接受激素冲击治疗、每日口服激素剂量大于7.5mg泼尼松龙。这项研究表明,HSV应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鉴别诊断,特别是对那些存在危险因素的人,如接受类固醇治疗的SLE患者,应及早治疗以防止严重的并发症。(编译:吴迪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2019;78:941-946
自身免疫病可能与早期痴呆有关。目前,干燥综合征(Sjogren's syndrome ,SS)与痴呆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中国台湾中山医科大学Huang-Hsi Chen等人对此展开研究,旨在为这种关系提供流行病学证据。
这项为期12年、全国性、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了SS队列中痴呆发生风险。研究人员还使用台湾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纵向健康保险数据库数据对SS患者的痴呆发病率进行研究。为了平衡队列中患病率,研究人员使用倾向评分来匹配两个队列中的共患病。我们还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不同潜在风险患者中SS与痴呆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对2000年~2012年随访数据的分析,SS组痴呆发生率是对照组的1.21倍(95% CI:1.02~1.45,P<0.05)。在年龄大于65岁的一组中,痴呆的发病率更高(校正危险比[aHR]=5.30,95% CI:4.26~6.60,P<0.01)。在校正了包括帕金森病(aHR=2.98,95% CI:1.80~4.94)、失眠(aHR=1.45,95% CI:1.14~1.85)和高血压(aHR=1.43,95% CI:1.19~1.71)在内的共患病后,SS与痴呆症之间的关联仍然显著。
这项在台湾开展的为期13年的人口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SS患者的痴呆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即使在调整年龄、高血压、帕金森病和失眠之后,这种风险仍然显著。(编译:朱浪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肾脏内科)
参考文献: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2019;78:94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