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接不接受,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有1/3最终会以“痴呆”的状态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一过程,在生命40岁时,就悄然发生了,我们对此却全然不知。痴呆(Dementia)是一种脑神经系统疾病,涉及思考、认知、记忆力的减退,可同时伴有情绪及语言障碍。
“痴呆”来自于拉丁语de(out of)“失去”和mens(mind)“意识”两个词语的组合,而“痴呆”常常带有贬义,伴随着困惑及侮辱,寓意着诅咒及惩罚。因此,很多文化忌讳“痴呆”二字,人们抵触及拒绝“痴呆”的诊断。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DSM-5)”停止使用“痴呆”,取而代之的是“主要神经认知障碍(major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以示一类“大脑发育正常,但有神经病理基础的认知障碍疾病”。
古希腊的先知及医生发现“痴呆”与衰老相关,人们自此接受“痴呆”是老年病,遂继承及沿用着“老年痴呆”的俗称。直到1901年,德国医生Alois Alzheimer发现了一位50岁的“痴呆”病人,病情快速进展,病人于1906年去世。尸检发现,其大脑萎缩,内有大量棕色斑块沉积。之后,多位学者陆续发现了多例相似病例,命名为“Alzheimer病”,成为替代了“老年痴呆”俗称的术语。
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占50%~70%,血管型痴呆及Lewy体痴呆紧随其后。
目前,全世界有5000万人患有痴呆,预计到2030年,该数字将上升至7500万,直接及间接的医疗费用将由8000亿元升至2万亿元,目前已成为最为“昂贵”的疾病,消耗大量的社会及家庭资源,一个病人可拖累全家,照顾痴呆病人的家人,常常因不堪重负,罹患焦虑和抑郁。
医学科学在不断进步,我们从容地应对着传染病,骄傲地画出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的曲线,甚至可以笑对可怕的癌症,高调地宣告人类寿命的延长,但面对“痴呆”,我们汗颜了,在发现其病程规律及病理表现的100多年后,仍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对其病程予以改善,更没有治愈的思路。目前美国FDA批准的5个治疗“痴呆”的药物,没有一个产生有临床意义的延缓病情或控制病情的效果。
虽然“痴呆”的症状通常发生在晚年,但其潜在的脑部病理学发展往往在很多年前就出现了。影像学证据显示,痴呆无明显症状的病理表现可始于中年(约40岁~65岁),这一坏消息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干预的机会窗口,即在中年重点解决痴呆的风险因素。英国《柳叶刀》杂志针对“痴呆”发布了一个“预防、干预、监护(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的共识(The Lancet Commissions),确定了在生命的不同时期9个导致“痴呆”的可变风险因素,如果消除,则有可能降低超过三分之一(35%)的“痴呆”发病几率。这些风险因素包括:儿童时代的低教育水平、中年时的听力丧失、高血压、肥胖、老年时的吸烟、抑郁、缺乏锻炼、社交孤立和糖尿病。因此,抵抗“痴呆”的努力应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存周期,并遵守“加强大脑认知功能储备”、“减少大脑损害”及“降低大脑炎症”的三大干预原则。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显示,锻炼和地中海饮食,是全周期有效贯彻三大干预原则的基石。令人骄傲及惊喜的是,我们的团队和中国医生一起,早已倡导、推动及正在实践:锻炼+地中海饮食+科学知识传播。
由于错误的观念:痴呆是衰老的一种自然后果,或者个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记忆问题而寻求帮助,痴呆的诊断往往会被延迟。只有不到一半的痴呆症患者有正式诊断,且多在疾病达到晚期才被诊断,因而错过了机会窗口。因此,更加凸显出对公众开展教育的重要性,针对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生活方式、临床和社会风险因素入手,推行相应公共健康策略和自我管理,从而降低痴呆症发率,或大幅延缓其发病期。尽管预防所有痴呆不太可能,但是推迟痴呆症的发病年龄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即使只延迟发病1年,也能在2050年前预防900万例痴呆病例,延迟发病5年,能让痴呆症的全球患病率减半。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防治痴呆:公共卫生的优先选项”。
不论你接不接受,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有1/3最终会以“痴呆”的状态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一过程,在生命40岁时,就悄然发生了,我们对此却全然不知。痴呆(Dementia)是一种脑神经系统疾病,涉及思考、认知、记忆力的减退,可同时伴有情绪及语言障碍。
“痴呆”来自于拉丁语de(out of)“失去”和mens(mind)“意识”两个词语的组合,而“痴呆”常常带有贬义,伴随着困惑及侮辱,寓意着诅咒及惩罚。因此,很多文化忌讳“痴呆”二字,人们抵触及拒绝“痴呆”的诊断。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DSM-5)”停止使用“痴呆”,取而代之的是“主要神经认知障碍(major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以示一类“大脑发育正常,但有神经病理基础的认知障碍疾病”。
古希腊的先知及医生发现“痴呆”与衰老相关,人们自此接受“痴呆”是老年病,遂继承及沿用着“老年痴呆”的俗称。直到1901年,德国医生Alois Alzheimer发现了一位50岁的“痴呆”病人,病情快速进展,病人于1906年去世。尸检发现,其大脑萎缩,内有大量棕色斑块沉积。之后,多位学者陆续发现了多例相似病例,命名为“Alzheimer病”,成为替代了“老年痴呆”俗称的术语。
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占50%~70%,血管型痴呆及Lewy体痴呆紧随其后。
目前,全世界有5000万人患有痴呆,预计到2030年,该数字将上升至7500万,直接及间接的医疗费用将由8000亿元升至2万亿元,目前已成为最为“昂贵”的疾病,消耗大量的社会及家庭资源,一个病人可拖累全家,照顾痴呆病人的家人,常常因不堪重负,罹患焦虑和抑郁。
医学科学在不断进步,我们从容地应对着传染病,骄傲地画出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的曲线,甚至可以笑对可怕的癌症,高调地宣告人类寿命的延长,但面对“痴呆”,我们汗颜了,在发现其病程规律及病理表现的100多年后,仍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对其病程予以改善,更没有治愈的思路。目前美国FDA批准的5个治疗“痴呆”的药物,没有一个产生有临床意义的延缓病情或控制病情的效果。
虽然“痴呆”的症状通常发生在晚年,但其潜在的脑部病理学发展往往在很多年前就出现了。影像学证据显示,痴呆无明显症状的病理表现可始于中年(约40岁~65岁),这一坏消息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干预的机会窗口,即在中年重点解决痴呆的风险因素。英国《柳叶刀》杂志针对“痴呆”发布了一个“预防、干预、监护(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的共识(The Lancet Commissions),确定了在生命的不同时期9个导致“痴呆”的可变风险因素,如果消除,则有可能降低超过三分之一(35%)的“痴呆”发病几率。这些风险因素包括:儿童时代的低教育水平、中年时的听力丧失、高血压、肥胖、老年时的吸烟、抑郁、缺乏锻炼、社交孤立和糖尿病。因此,抵抗“痴呆”的努力应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存周期,并遵守“加强大脑认知功能储备”、“减少大脑损害”及“降低大脑炎症”的三大干预原则。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显示,锻炼和地中海饮食,是全周期有效贯彻三大干预原则的基石。令人骄傲及惊喜的是,我们的团队和中国医生一起,早已倡导、推动及正在实践:锻炼+地中海饮食+科学知识传播。
由于错误的观念:痴呆是衰老的一种自然后果,或者个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记忆问题而寻求帮助,痴呆的诊断往往会被延迟。只有不到一半的痴呆症患者有正式诊断,且多在疾病达到晚期才被诊断,因而错过了机会窗口。因此,更加凸显出对公众开展教育的重要性,针对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生活方式、临床和社会风险因素入手,推行相应公共健康策略和自我管理,从而降低痴呆症发率,或大幅延缓其发病期。尽管预防所有痴呆不太可能,但是推迟痴呆症的发病年龄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即使只延迟发病1年,也能在2050年前预防900万例痴呆病例,延迟发病5年,能让痴呆症的全球患病率减半。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防治痴呆:公共卫生的优先选项”。
美国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Paul S. Mead等人研究发现,寨卡病毒(Zika virus,ZIKV)RNA可在有症状的男性感染者的精液中存在最长9个月时间,但性传播风险可能仅发生在头一个月内。
ZIKV是一种蚊媒传播病毒。2007年以前,ZIKV 只零星感染人类,而从 2007年开始,出现了 ZIKV感染暴发。截止到2017年3月份,全球约80多个国家报道了ZIKV的蚊媒传播感染。ZIKV感染人类,通常情况下只引起低热、斑丘疹、关节疼痛、结膜炎等症状,但其感染孕妇,可能导致胎儿脑部先天性发育畸形,造成小头症;ZIKV感染也是古兰-巴雷综合征诱发原因之一。先前曾有研究显示,人与人之间可通过性接触传播ZIKV。
研究共纳入 184例美国男性感染病例的精液和尿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在海外病毒高发地区旅行,共提交了 1327份精液样本和1038份尿液样本。
研究人员在7位(4%)男性的尿液和60位(33%)男性的精液中发现ZIKV RNA;而对于30天内收集的精液样本,61%(22/36)的男性检出ZIKV;在发病后3个月内,精液中排出的ZIKV RNA明显减少,但1人(1%)持续至281天。
病毒RNA排出时间延长的独立风险因素包括年龄大、射精频率低以及在最初患病时存在某些症状。在78个检出ZIKV RNA的精液样本(均为在发病后30天内收集的样本)中,从3个样本中分离出传染性ZIKV。
研究提示,ZIKV RNA通常存在于有症状的ZIKV感染的男性精液中,并在部分男性中持续存在超过6个月。相反,精液中传染性ZIKV的排出不太常见,仅限于发病后的最初几周。(作者:宫健)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8;378:1377-1385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确定,第一次出现的基因突变——称为“从头突变”(de novo mutations),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病例中约占四分之一。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新的罪魁祸首:非编码DNA区域中罕见的遗传变异,这个罪魁祸首或可解释一些ASD的风险。
ASD的遗传基础是变异不耐受(variant-intolerant)基因的“从头突变”。研究人员假设,这些基因中的罕见、可遗传的顺式调控元件结构变异(structural variants in cis-regulatory elements,CRE-SVs)也会导致ASD。研究人员对2600个受ASD影响家庭的9274名受试者的全基因组进行了调查。在由829个家庭组成的发现队列中,在启动子和未翻译区域内,结构变异体被耗尽,且父亲遗传的CRE-SVs优先地传给受影响的后代,而不是其未受影响的兄弟姐妹。在1771个家庭的独立样本中,父亲的CRE-SVs被患儿复制。研究结果表明,罕见的可遗传的非编码变异使儿童易罹患ASD,父亲和母亲的贡献各不相同。
在过去的十年中,微阵列和外显子组测序研究已经表明,在所有ASD病例中,“从头蛋白”变异导致了约25%的病例。ASD基因的大部分等位谱都还未被探索过,尤其是在非蛋白质编码序列中的变异。最近的研究在确定整个基因组的调控元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下一个挑战是识别影响遗传调节元件的ASD风险变异。然而,有害的顺式调控变异与基因组中的中性变异的巨大背景并不容易区分。因此,迄今为止,ASD的全基因组测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WGS)一直没有足够的效能去检测与ASD相关的罕见的顺式调控单核苷酸变异(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SNVs)。
结构变异(structural variants,SVs),如缺失、复制、插入和染色体倒位,比SNVs更容易影响基因调控,因为它们有可能破坏或重排基因组中的功能元件。最近研究人员与1000个基因组联盟合作进行WGS研究,揭示了在每个基因组中的数千种罕见SVs,这些SVs在以前是无法通过微阵列或外显子测序技术检测到的。
相对于SNVs,SVs有更大的潜力影响基因功能和调控,因此这类基因变异在历史上已被证明对阐明疾病遗传因素是有效的。这项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SV分析在表征影响ASD风险的遗传调控元件方面的效用。(作者:高建臣)
参考文献:Science 2018;360:327-331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Cecilia Orellana等人研究发现,口服避孕药可降低RA的发生风险,尤其是降低抗环瓜氨酸蛋白抗体(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s,ACPA)阳性RA的发生风险。
研究共纳入瑞典基于人群病例对照研究流行病学调查(2641例患者/4251例对照)的成年女性患者,并完成关于口服避孕药、母乳喂养和潜在混杂因素的问卷调查。研究人员调整了年龄、居住区、吸烟和饮酒等影响因素。计算由于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归因比例(attributable proportion,AP),评估是否存在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与从未口服避孕药的患者相比,现在和既往口服避孕药的患者的RA发生风险和ACPA阳性RA发生风险均降低,OR 分别为0.84和0.83。口服避孕药与ACPA阴性的RA发生风险无显著相关性。与从未口服避孕药的患者相比,长期口服避孕药(> 7年)的患者ACPA阳性和ACPA阴性RA发生风险显著降低。长期母乳喂养仅降低ACPA阳性RA的发生风险,但在校正混杂因素后,未再发现这一相关性。对于ACPA阳性RA的发生风险,未口服避孕药与吸烟之间有显著相互作用(AP=0.28)。对于母乳喂养,未发现相互作用。
研究提示,口服避孕药降低了RA的发生风险,尤其是ACPA阳性RA,并观察到未用口服避孕药与吸烟的相互作用。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降低了RA的风险。本研究未发现母乳喂养与ACPA阳性或ACPA阴性RA之间的关系。(作者:叶绿 浙大二院 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2017;76:1845-1852
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的Briel M等人对糖皮质激素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pneumonia,CAP)的利弊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糖皮质激素治疗CAP弊大于利。
CAP是一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也是全球第二大常见死因。约20%的CAP成人进行住院治疗,这些患者的死亡率约为30%~50%,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是抗生素和机械通气,但并没有改善CAP的死亡率,糖皮质激素是炎症最重要的抑制剂,但目前国际上对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CAP存在较多争议。
为此,研究人员对糖皮质激素治疗CAP的利弊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检索了MEDLINE、EMBASE、Cochrane Central等数据平台,对6项试验中的1506名CAP患者进行分析。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激素组(n=748):CAP患者接受≤1mg/kg/d的激素治疗;对照组(n=758):接受安慰剂治疗。
研究发现两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两组死亡人数分别为37人和45 人,死亡率分别为5.0%和5.9%(调整后OR=0.75)。与对照组相比,激素组临床稳定时间和住院天数约减少1天。
与对照组相比,激素组高血糖风险增加,两组高血糖人数分别为160(22.1%)和 88(12%),调整后OR=2.15;激素组再住院风险增加,两组再住院人数分别为33(5.0%)和18(2.7%),调整后OR=1.85。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激素显著影响CAP严重程度或炎症程度的改变。
研究提示,与对照组相比,激素组CAP患者临床稳定时间和住院时间约减少1天,但总体死亡率无显著差异,而且激素组CAP患者高血糖和再住院风险增加。因此,CAP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弊大于利。(作者:宫健)
参考文献: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18;66:346-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