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不幸的儿童,在他们出生不久,或被遗弃,送到福利院;或被忽略,父母外出打工;或被寄养,由他人看护,被剥夺了家庭的关爱,这样的儿童统称为“被剥夺者”。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过去,我们只是对他们报以同情,对父母予以谴责,我们隐约感觉到,在成长、学习、工作等人生进程中,“被剥夺者”群体遇到的麻烦更大,问题更多。
早在1939年,John Bowlby就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英国儿童因安全问题被送到了不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导致这些儿童出现心理障碍,他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世人“2岁至5岁的儿童离开父母会导致重大心理问题。”
但是,“剥夺家庭”多长时间会对“被剥夺者”造成损害?会造成什么损害?损害的时间持续多久?损害如何量化?损害随着年龄如何变化?Edmund Sonuga-Barke及其同事们对被英国家庭收养的、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的被收养人进行了队列随访,给出了让人们震惊的答案。
研究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随访了两组共217名被收养儿童。在罗马尼亚,儿童领养前经历过极差的社会环境,而在英国,被收养的儿童很快进入了温暖的家庭。他们在儿童期的6岁、11岁和15岁时接受评估,在成年期的22岁~25岁时再次接受评估。第一组是从出生后不久到43个月大就被罗马尼亚寄养机构抚养的儿童,经历了家庭“剥夺期”,随后被英国家庭收养。第二组是在英国被英国家庭收养,在养父母关爱中长大的儿童,为“即收养者”,作为对照组。研究者使用标准化程序,对被收养人及其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以测试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社会交往障碍、行为或情绪问题、认知障碍及智商测试。结果显示,在孤儿院生活的时间少于6个月的“被剥夺者”和被英国家庭领养的“即收养者”,他们的问题比较少,无显著性差异;而在孤儿院6个月以上的“被剥夺者”,则对其个人造成了长期的不利影响,表现为青少年时期的自闭症谱系障碍、社交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尤其明显的是,在成年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即收养者”对照组相比,孤儿院组“被剥夺者”的教育成就更低,失业和精神障碍的比例更高。
这个研究纳入了极端的群体,孤儿院中的“被剥夺者”,然而,这一科学研究足以给人们一个警示,童年早期被剥夺了家庭的关爱及环境,是儿童及青少年期精神、行为、认知、智力、学习障碍的风险因素,还能损害成年后的工作机会、个人成就、导致情绪失控。研究显示,以上损害的程度,与“剥夺”的时间呈正相关。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我们需要反思家庭的意义。在城市,父母对孩子们的期望日益增高,攀比施压,让后代在畸形“关怀”的环境下自幼打拼,极端时的冷酷甚至不亚于孤儿院;在乡村,城市化导致的大量移民,让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自幼失去家庭关爱,加之生活环境的险恶,足以让他们符合“被剥夺者”的定义;大量的海外留学人员,因工作和生活所迫,将童年子女送回国内寄养……这些情景,均导致了儿童成为“被剥夺者”的隐患。在此,依据Edmund Sonuga-Barke的研究结果,我们不难画出数条可怕的曲线,数以亿计的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正经历着精神、认知、智力、学习、社交障碍,更有数以亿计的城市儿童,以及数十万的留学人员子女,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反思当今,儿童自闭症发病率上升、少年行为异常、青年反社会情绪泛滥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我们要正视“被剥夺”儿童群体的现状,重视这一现状导致危害的风险,开展针对我国社会特色的研究,为明确问题、量化程度、寻找干预手段提供科学依据。
当然,可以让我们安慰的是,“被剥夺”的时间小于6个月,造成的伤害不明显,我们要珍惜及争取这6个月的窗口期。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被剥夺者“都会被伤害,研究显示,在孤儿院生活超过6个月的罗马尼亚儿童,还有五分之一从6岁之后未发现问题。或许,这也吻合了我国农村“被剥夺者”也有出类拔萃、考入名校的范例。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儿童的持续伤害——父母及家庭的警示。
一、 我的未来在哪里?
1984年的冬天,我的右手无名指莫名地疼痛,此后的一年,时而出现跑步腿一软就摔跤的情况。1986年的夏天,开始出现类风湿关节炎症状,从此开始了一个幼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人生之路,类风湿关节炎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家庭,也改变了我们家每一位成员的人生。1994年,我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96年,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发展严重、并且确诊右髋关节股骨头坏死晚期,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从此以后,为了能够重获健康,重返工作岗位,我执着追求治愈类风湿关节炎、执着于中医药治疗的信念,却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一直尽各种努力接受各种各样的治疗,然而,屡治屡败,身心俱毁。最终全身的关节,没有几处是好的,差不多所有的关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可逆畸形,造成严重残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000年,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希望了,别说治愈,就是生活自理都变成了奢望。我从报纸、杂志、电台、熟人介绍等各种途径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了多种治疗。之所以这样,还有我对西医治疗的极度不信任,“西医治标不治本”、“西医治疗副作用大”、“西医治疗中的副作用会导致股骨头坏死”……这些错误的想法主导了我的大脑。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反思当年的错误,才找到正确的答案,才发现我的股骨头坏死其实和激素的关系不大。
刘德华的“天意”这样唱到:“我不怕苦、不怕输,只怕一切努力都无助。”这句歌词就是我既往三十多年人生的真实写照。我生在农村,想跳出农门,改变和父辈们一样的命运。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上了大学,有了工作,然而,疾病却让这一切得而复失;面对疾病,我选择在中医药院校读书,我选择在医院工作,我想尽所有的努力,治愈疾病,然而,一路走来,我不但花尽家财,严重残疾,而类风湿关节炎却依然顽强地存在……
在我家简陋的小院,我有时步履蹒跚地走动,有时躺在树荫下的小床上,看天空的流云飞鸟、看叶绿叶黄、看金庸武侠……我心中没有了自杀的念头,也没有了对未来的任何希冀,没有了治疗疾病的愿望——我对治疗彻底绝望了,我对人生彻底绝望了,人如果觉得生不如死,那么,他的心中一定是没有了任何欲望、希望、梦想,唯有痛苦……
我的人生,就是一天天的数日子而已,刚过了三十岁,我已觉得人生了无生趣。但是我不筹划死亡——死亡对我是解脱,然而,对于父母、家人却是最严酷的打击。他们不但要背负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可能会背负沉重的良心不安。他们一定会觉得,是他们做的不够,我才选择了自杀。父母、弟弟、妹妹因为我的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我不能再因为自己的自私和懦弱,在他们心上插把刀。
这些年来,上学、治病、卧床不起……是家人的牺牲让我可以如此任性地去追求治愈的梦想,我不缺钱治病,我不缺人照顾,我所有的治疗都可以实现。可是他们呢?妹妹虽然比我身体好、天赋好,却初中毕业后上不用交学费的师范专业,做了小学教师,在家乡教学。大二那年妹妹暑假去北京玩,我们拍的照片里,妹妹没有一张是笑的。
我不知道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只比她大一岁半,我们在小学、初中时,在所有老师同学口中总是被一并提起,因为我们同样的优秀。可是,我得病那一年,她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后来,我成了北京的大学生,而她成了乡村教师。比我小的她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妹妹,和父母一起为了给我治病操劳奔波。
父母辛辛苦苦、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我的身上。他们长年累月吃最简单的饭菜、穿最需要的衣服、做能够挣钱的所有事情,岁月染白了他们的黑发,皱纹堆上了额头。十几年来,我们家依然是那所家徒四壁的房子。
我弟弟虽然是老幺,是独子,可时时处处都懂事地让我,以他的方式关心我。在外地上学的他,知道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就在捉襟见肘的生活费里,用每天少吃一顿饭的方式,省钱给我买收音机、买小说……我亏欠家人的太多太多,今生今世,我知道我没法报答他们任何的付出。
现在,我维持我的生命、以自生自灭的方式正常结束我苦痛的人生,就算是来报答他们的恩情吧。也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选择自杀,很多时候是一种自私,是一种任性,是一种无情。人也许应该具有掌握自己生死的权力,但是,在行使这个生与死权力的时候,不要伤害任何人,也是人的本分和义务。世上所有的权利,都与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相关。即便是死亡,也有它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这一点点心念,让我不再抱着寻死觅活的心态;也因为这一点点心念,当重生机会来临的时候,我可以抓住。
二、暮春的阳光
2003年,非典疫情席卷了中国大地,从城市到农村,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烈性传染性疾病,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抗击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然而,这个非典肆虐的年份,却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暮春时节,小小庭院中的枣树、石榴树枝头茸茸簇簇的新叶在阳光下泛出亮亮的光泽,生命经过严冬风雪的洗礼,更加茁壮,焕发出灿烂的光辉,勾勒出美丽而且动人的春景——春天之所以美丽,不是因为花朵明媚,而是因为生机无限,蓬蓬勃勃的生命之芽带来的希望。天气暖和的时候,母亲把我挪到院子里,沐浴春风,晒着暖洋洋的太阳。我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听收音机,日子一天天倒也过得很快。
一天傍晚,我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二套节目,正好是栗占国教授讲关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及其临床发展。栗占国教授讲到类风湿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常规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我第一次听到免疫抑制剂、来氟米特、爱若华、骁悉这样的词。
在节目里,栗教授特别强调的是类风湿关节炎的规范治疗,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抑制剂在治疗中的基础性作用。栗教授深入浅出、提纲挈领的讲解,像春雷一震,猛然唤醒了我那蒙尘已久的心智。醍醐灌顶,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那些厚重的阴霾,给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栗教授说,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在免疫学等领域发展特别快,这些发展支持着临床治疗的迅速发展,让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治疗发生了重大改变——类风湿关节炎的规范治疗,免疫抑制剂是基础性用药。最近1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进步迅速。也是这段时间里,我却通过不规范治疗,几乎失去了一切。这么多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追寻治疗类风湿的良方秘籍、一直不相信没有治疗类风湿的药物,一直梦想着彻底治愈类风湿,还我一个健康的人生。当现实终于让我撞得头破血流,走到了身心俱毁的绝境,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在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我真的完全不曾想过,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想法是错的,反而坚信自己选择的是治愈类风湿关节炎的希望所在。但是,事实却是我对类风湿关节炎、对治疗的无知和偏执,在我的意识中所构建起来的看似光华四射的一切其实都是梦幻的。
我是真的不了解医学,我抓住的只是对中医药宗教般的信仰,我错把文化当做了医学。中医药理论本身是哲学观念和治疗实践的混合体,作为普通的患者,其实没有能力从中遴选医学事实。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疾病知识,那么它就可以配合你的心理需要,建立合情合理的憧憬。而这个憧憬不但欺骗你,而且可以被骗子、游医、伪中医所利用,诱骗你去进行充满希望但是却收效甚微的治疗。我们患者自身的不理智,是所有骗子得逞的前提。
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段里,工作几乎因为非典疫情停滞,我的同学们在网络上聚集起来,他们得知了我的情况。北京的同学,拿着我的病例去协和医院代我看病。赵岩医生,给出了治疗方案。2003年12月,我开始使用“爱若华+甲氨蝶呤+乐松”的治疗组合,这个组合起效很快,一个月后检查时,血沉从七十多下降回到四十多,而且身体方面,疼痛症状也出现了明显好转,同时肝肾血象等副作用监测正常,我继续进行治疗。自此,我告别了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无效的悲催历史,差不多二十年的类风湿关节炎,终于在规范治疗下逐渐稳定下来。
三、与疾病共存
2006年,我的大学同学给我送来了一台神舟电脑,通过网络,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类风湿关节炎的知识,通过心理学知识审视自己的心理状态,开始了心理重建。我进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论坛“爱康之家”,在那里和病友们交流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于疾病的认识,写了“片片落花”系列,获得广大病友的共鸣。
在病友们给我的留言中,我震惊地发现,我不是个案,那么多患者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难过的是,现在还有人像我当年一样迷茫、一样执着,一样不了解类风湿关节炎。我买来教科书,学习免疫学、病理学等关于西医学方面的知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也解答病友们的疑问。但是我慢慢感觉到,一些病友们似乎很相信我的话,一开始我觉得能够被这样重视很高兴,也很乐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后来我想,在这样一个非专业的自发的患者论坛上,我也许无意识间鼓励了不规范用药、网上购买处方药物(论坛有相关药物出售),于是我渐渐离开了那个论坛。
后来,我发现了手牵手博客站这个网站,在那里可以获得许多关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资讯。在和病友的交流中,我发现我们内心有共同的困惑:我的类风湿关节炎既然不能治愈,那么该怎么样面对它?作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我们一辈子就是病人吗?我们该怎样生活?如果人生是由一个个离得或近或远的困境组成,如果人生是过了沟还有坎的话,那么,每个困境都有应对的方式,每一个沟和坎,都可以有通过的方法。只是有时候幸运地可以及时地遇到,好像冥冥中有贵人相助一般。而有时候却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黑暗中探索,这个时候往往是自己封闭了出口,就像我过去十年的时光。
这时,我幸运地遇到贵人相助——2007年8月2日《医学论坛报》,发表了署名肖飞、吴孟超、沈峰的文章——《与疾病共存》,后来这篇文章出现在手牵手博客站,我差不多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它。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肖飞是谁,吴孟超是谁。我不知道让我的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效果卓著、让我重新获得健康和生活希望、改变我人生的爱若华的发明人是肖飞博士,吴孟超教授是他的中国导师,也是我国肝胆疾病领域的泰斗、国家院士。肖飞博士后来去美国读博士,在那里研发出来氟米特这个专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免疫抑制剂,从此造福全世界范围的类风湿患者,而我只是万万千千获益者中的一个。
我认真地读“与疾病共存”,一字一句、逐句逐段,并且以我的理解,写下了差不多原文章四分之一的笔记。有时候,在某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深刻困扰你的东西,突然间就有了答案。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席话,都可以改变你的想法。“与疾病共存”这篇文章,对于我意义是这样的。学习文章内容,我写下了自己的理解(文后附有我写的部分心得)。
四、“天生我材必有用”——存在感的回归
因为身体的严重病残,我一直受到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不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舒服地生活。这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得享清福的生活。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过日子,只能让人觉得没有存在感,自己的存在轻飘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感觉,不是快乐的,更不是幸福的。我却又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在我心里和家人心里,都认为我是一个病人,我不能够也不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再忙,也要把我照顾好。以前疾病不能被有效治疗的情况下,我不会对自己要求更多,随着类风湿关节炎控制稳定,我对被照顾的人生产生抵触,但是,内心还是不自信,放不开“疾病与残疾”这个沉重的字眼——我没有信心,不确定这样的我还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又一次机缘巧合,这真有些神奇了。也许,肖飞博士他太了解疾病、了解患者、了解现实,同时又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利用大众媒体,普及医学知识和新理念,让迷茫中的患者得到指引。在医学视频《寻找治疗慢性病的更高目标》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治疗的更高目标——给予病人健康。但是,健康不是给予的,是靠病人自己来争取的。WHO在1947年第一次大会上,宣布了健康的定义:健康是一个无病的状态,精神的愉快,以及社会价值的体现。在最近(2012年)发表的柳叶刀杂志上,又重申了这个定义。我们要记住这个定义,它不单单是无病的状态,还有我们病人的精神愉快、以及社会价值的体现。最近,健康的定义又有了改善,现在有很多往往是无法治愈的,无法消灭的,有的时候,疾病也是无法预防的,那该怎么办?很多患了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人们,会不会有健康呢?
健康的定义,被扩展之后成为:健康是一个人适应现在状态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面对一个病人,如果让他接受了他的状态,并且适应了他现在这个状态,他可以精神愉快,可以恢复他的社会价值,同时,治疗努力控制他的病痛,那么他就拥有了健康。
当健康的定义被扩展以后,任何人任何状态、任何疾病的患者,都可以拥有健康,这个健康不是医生给的,不是药物给的,而是在医生和社会的帮助下,让患者实现健康,那就是他接受、适应他的状态,然后医生和他共同努力,减少病痛;社会和今天支持他,帮助他恢复他精神愉快,同时他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恢复他的社会价值,所以实现他的健康。我们现在治疗慢性疾病,不是只是让病被治愈,不是把疾病消灭,不是只是控制疾病,而是在医生、社会以及家庭的帮助下,病人正确的对待他的疾病,解除病痛,精神愉快,恢复社会价值。这样的话,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健康,所以健康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更高目标”。
这个视频,及时准确地解答了我的困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寻找积极生活的方式。“适应现在状态的能力”也是一种健康,我该如何判断我的能力?该如何去做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我发现作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必和任何人攀比,只是做自己可以做、愿意做的事。曾经,我不知道如何报答我的家人、我不知道自己严重的病残之躯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回顾自己的过往人生,看到的只是一步步的错误,菲薄如烟云。但是现在,我突然领悟到,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真正没有意义的。我的错误,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因为这些错误,让我更加了解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担心、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类风湿知识、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为什么我的文章受病友欢迎,素昧平生的他们,为什么会信任我——因为我是类风湿患者,因为我走过的误区,他们也正在迷茫。
我参加手牵手网站举办的“我的求医路”征文、并且以“遗憾与感激——我与爱若华不得不说的故事”获得二等奖,得到包括刘湘源教授在内的许多风湿病医生和病友的肯定和回复,这让我重新获得自信。长期疾病的折磨、严重的身体残障,早已经拿走了我的自信心,让我长期生活在自卑和焦虑中,我无所事事。而现在,突然之间,我发现健康的定义如此宽广,而且我还有能够做的事。我重新整理和写作文章,把它们发表在我手牵手的博客里和广大病友们分享,因为这是专业网站,我不再担心自己的一己之见,会给病友带去误解。我期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朋友,我祈祷自己的经历不要在其他患者身上重演。我很快得到手牵手网站工作人员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贾医生、钱医生、宫医生、张医生,她们每个人都是我今生需要感谢的人。还有肖飞博士,百忙之中竟然也看到了我写的文章,并且给予鼓励。这来自我感激和尊敬的偶像的鼓励,让我更加欢欣鼓舞!
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打开了心结,走过了人生的迷茫,我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花开花落,感受到了身边真实的幸福。我放下了疾病、残疾这些字眼,不再让病残磨钝感知幸福的能力,不再让他们成为我逃避现实的借口。我不再好高骛远,追逐那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回归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再是“病人”。随着小侄女小侄子的出生、成长,我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我是我们家受教育最多的人,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来教育他们的责任。
我甚至发现,我可以实现独特的“挣钱”方式:通过了解疾病,把握自己的疾病,寻找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疾病稳定、节省药费,就是“收入”;给老爸老妈充当健康参谋,他们少生疾病,不用去医院,也是“收入”;给小侄女他们辅导作业,也节省上补习班的费用……让我有些自得的是,因为这些年来类风湿关节炎的经历,因为曾经心理重建的经历,对于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心理学的学习等等,这些有助于于家庭教育的理解,也让我越来越对孩子们的成长充满兴趣,让自己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感知到我自身的存在感。
去年冬天,母亲不幸股骨颈骨折。原来一直饭来张口的我,自告奋勇给母亲做饭,按照我所拥有的医学观念,调理母亲的饮食。没有想到我居然可以在母亲住院期间,一天做够三顿饭。经历过大手术的母亲,没有出现便秘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拉肚子。母亲没有想到,她的有生之年可以获得我的照顾;我也没有想到,我在今生可以有能力回报母亲深恩。我曾经只是愿望:“来生妈妈你做我的女儿,我还报您今生为我所有的付出。”但是,作为无神论的我也知道这只是文字的空许诺,我能给母亲的只有这个罢了,心里满是酸楚。而现在,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心愿了。
我还有一个愿望,要写一写我三十年的生活历程、治疗历程、心路历程,并且起了一个书名《穿越幽暗的岁月》。只是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折腾,一直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去学习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不断思考我重新出现的困惑,无意之中,成了我生活中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我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认识类风湿关节炎,提升对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深度。做这件事不会改变我的生活状态,却在改变我的精神世界,一路走来,这竟然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促进我的成长。人们做什么事情,总是需要一个借口,言正则名顺;也是需要一个动机、一个动力支持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事情的发展和结局,可以不是当初的动机和愿望,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不会白白去做的。任何人的时间都不会白白虚度,只要你给自己一个名目去做一件喜欢的事情。
患类风湿关节炎固然不幸;身体重残固然不幸;但是,因为它,我获得了来自亲人、同学、同事、朋友、单位、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感受人情之美善;因为它,我弯路走尽,山穷水尽,但也结识风湿病领域最杰出的人们,得到他们指点迷津的帮助,从此改变困境、改变人生;因为它,我开始思考和学习,逐渐揭开我为什么会那么错误的原因,让我对于医学、健康有更明白的解读;因为它,让我去认识自己,从而去认识人生、人性、社会、历史,有些东西,如果不是特定的病残生活,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去理解;比如,安心、踏实是获得幸福生活的方式,再比如,健康不是定义而是自己把握的人生态度……这所有的一切,让我心存感激——患上类风湿关节炎,是我人生之大幸!
英国谢菲尔德皇家哈勒姆郡医院产科的新生儿保健中心最近引入了一台小桶大小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设备,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小的MRI设备。一年多前工程师对这台原型机进行最终的调试后,迄今为止,医生已经采用这台设备对大约四十个新生儿进行了出生后的脑部扫描。经过新生儿父母的许可同意,在新生儿被带回家之前,临床医生对其进行了单次扫描成像。护士首先确定婴儿喂养后进入非饥饿状态,然后用毯子将婴儿谨慎地包裹好,再用适合婴儿尺寸的耳机将耳朵遮住。之后,研究人员将婴儿置于足够大的托盘上,并将其放入MRI扫描仪进行扫描。谢菲尔德大学的生物工程师Martyn Paley说,“通常情况下,婴儿会入睡并保持一动不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对其扫描成像”,Martyn Paley参与了这台MRI设备的设计。
MRI扫描利用了水中氢原子质子旋转轴方向的改变,来获取内部器官和结构的详细图像。当氢质子在外部磁场作用下改变旋转轴方向时,会发射能量,然后被接收线圈检测到,这为计算机提供了创建详细解剖图像所需的信息。传统的MRI的开口直径大约有70厘米,适合成人进行扫描,而这种新的“迷你MRI”的直径只有普通MRI扫描仪的一半大小,刚好大于篮球的直径。这样的小型MRI扫描仪可以放置于新生儿病房,从而避免了婴儿往返影像科的麻烦。这种小型机器能够使研究人员在新生儿病房中直接获得清晰图像。在将婴儿放在机器内20分钟,临床医生就可以获取一系列图像,这些图像不仅可以显示结构,还可以显示新生儿脑内的血液流动和生物化学物质的运动等多种信息,这些方面的成像在该原型机出现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约十年前,研究人员对胎儿产前大脑发育的认识,还主要来源于堕胎或流产胎儿大脑的研究分析。但是这种死后大脑的研究可能混淆研究人员的认知,科学家们无法明确大脑损伤是来自于出生前还是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然而,随着近年来MRI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好的磁铁、更好的接收线圈和对于仪器所获取数据的算法的进步,终于使研究人员能够实时研究发育中的大脑。
有了这些进步,研究人员最近才能够了解正常大脑的发育情况,以及了解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异常。例如,近几个月来,MRI技术已经可以深入了解寨卡病毒(Zika Virus)对胎儿大脑的影响,以及先天性心脏病如何影响大脑皮层的发育。就在不久前,2017年2月15日,研究人员宣布了对106例婴儿的MRI研究结果,其中部分婴儿只有6个月大,研究显示,更多、更深的大脑皮层褶皱可能意味着自闭症发生风险的增加。同时,研究典型婴儿脑发育的科学家希望最终能够借助这种小型MRI扫描仪对早产儿开展相关研究(早产儿有较高的脑部损伤的发生风险)。如果技术上可以实现并获得批准的话,临床医生们希望最终能够在子宫内或出生后不久有脑损伤的体征时就进行早期干预治疗,以预防发育障碍。
MRI技术进步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MRI已被用于医院,但临床医生最初认为这种仪器对胎儿和新生儿而言并不安全。由于MRI通过使用发热的电磁场来获取信息,研究人员担心胎儿会因过热而造成损伤;部分人员还担心该机器太吵,可能会损害新生儿的听力。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研究表明,使用MRI扫描子宫内的胎儿,长期随访并未观察到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怀孕期间进行MRI扫描胎儿的方法开始得到推行。
在妊娠过程中,胎儿大脑从神经管发育为更有组织的体系。然而,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神经放射学家Gregor Kasprian说,出生前的胎儿生命仍然是一个并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需要一些非侵入性手段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MRI技术仍然是最有望实现这一点的手段。
在研究人员确定胎儿成像技术的安全性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挑战,就是胎儿的活动。Paley说,当我们在应用MRI拍摄图像时,有些婴儿可能正在“翻筋斗”。通常情况下,当患者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MRI是最有效的。但是对于直接通过子宫或通过孕妇的血液系统使胎儿处于镇静状态的方法(比如让胎儿暴露于镇静剂),让临床医生非常犹豫。但是自2005年以来,工程师们通过增加接收器线圈的数量改善了图像的细节,并通过更高频率地拍摄图像,解决了上述运动的问题。尽管有的科学家认为MRI的运动校正策略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但是过去十年的进步,使得临床医生已经能够通过对孕妇进行MRI扫描,从而取得很好的宫内婴儿大脑图像。
通过对子宫内胎儿使用MRI,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怀孕后期发生的许多正常发育事件。美国国家儿童健康系统的发育神经科学家Catherine Limperopoulos和她的同事们,对166名健康怀孕母亲开展了每周一次、为期21周的胎儿MRI扫描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最大规模的队列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为怀孕后期正常大脑发育的情况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参考数据。
最近,来自荷兰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早在孕24周时即可明显地观察到大脑独特的发育模式(如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连接)。他们推测,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或许有一天临床医生可以早在这个阶段就评估是否可能存在大脑发育缺陷。Limperopoulos说:“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孕24周时神经连接的变化会对后期发育产生何种影响”。由于脑组织发育早期变化如何影响孩子长期发育结局并不确定,因此这些研究可能会围绕流产合理性引发伦理学问题。然而,现在预测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是否会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被证实,或者它们是否会最终影响到临床实践,还为时尚早。
加深对疾病的理解
除了解正常的大脑发育之外,研究人员还使用MRI来研究诸如早产儿之类疾病的神经学基础。全世界每年受早产影响的婴儿多达1500万。在2017年1月,研究人员使用MRI扫描发现,足月产的婴儿与早产儿的大脑神经元回路结构并不相同。虽然这项小型研究仅仅纳入了32例怀孕女性,但这是第一次有研究显示,早产儿在32周时左脑负责语言发育的区域神经连接较弱。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早产的因素也影响了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MRI还可帮助研究人员研究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efects,CHD)婴儿的认知功能障碍。CHD是很常见的出生缺陷。虽然CHD患儿在出生后几乎是立即接受心脏矫正手术,但其中仍然有许多人发生了学习、语言、社会或行为障碍。这些观察结果促使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CHD患儿是否在出生前就已经出现了神经方面的异常,胎儿MRI扫描是目前探讨这些问题的最佳手段。科学家使用MRI扫描诊断为CHD的胎儿,与无CHD的健康婴儿相比,这些CHD婴儿存在长达三周的发育迟缓。早在妊娠25周时即可检测到这些差异。
目前该先进的MRI技术最新、最紧迫的应用之一,就是了解寨卡病毒是如何影响大脑发育的。该病毒会引起小头畸形,这是一种婴儿出生时具有异常小头和脑损伤的疾病。但科学家尚未充分了解寨卡病毒在怀孕期间如何对胎儿造成伤害。通过使用MRI,研究人员首次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中,观察记录到其母亲感染寨卡病毒后胎儿发育异常的过程:病毒在感染后十天内攻击胎儿大脑。这是个“坏消息”。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美国华盛顿医学院的妇产科医师Kristina Adams Waldorf指出,“当母亲意识到自己出现感染症状时,胎儿的大脑可能已经被损坏了。”
此外,寨卡病毒感染患者后,可以在胎儿大脑中引起许多只能通过MRI检测到的症状:包括脑室容积扩大、较小的后脑(通常控制运动和其他功能)、脑细胞的丧失和脑细胞之间连接的丧失,以及大脑两个半球间连接的减少。这些症状共同构成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的一部分。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的医学专家Magdalena Sanz-Cortes说:“如果我们不用MRI评估大脑,我们对寨卡病毒的评估将会受限。”
尽管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宫内胎儿开始应用MRI,但许多易发生寨卡病毒疫情的发展中国家却并不熟悉这种做法。因此,对于易于发生寨卡病毒疫情的国家,当地医护人员需要更多的专业培训和专业知识,来管理和解释胎儿MRI技术。
同时,针对胎儿/婴儿的MRI技术的进展,正持续帮助科学家研究一系列问题。迷你MRI将有助于研究人员监测大脑在出生不久后将如何进一步发育。目前MRI主要用于怀孕后期子宫内胎儿成像,而有些科学家对回答怀孕前期的一些问题也表示了兴趣。但是由于此阶段大脑更小,宝宝移动速度更快,因此可能更具挑战性。
最终,胎儿MRI的最大功用将是探讨子宫内观察结果与发育结局之间的相关性。美国密歇根州韦恩大学的发育神经科学家Moriah Thomason指出,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挑战。Thomason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水晶球来诊断和预测子宫内的疾病,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赵永刚)
参考文献: Nature Medicine 2017;23:270-271
化学家是梦想家。每天,他们想象着分子漂浮在空中,原子在舞蹈的场景。他们在精神上想象分子旋转,从不同角度查看分子,甚至扭转每个分子,直到打开化学键,形成新的化学键。
化学家的脑海里播放着这样的电影,所以他们可以想象(可视化)分子的反应过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化学家Dwayne Miller说,所有化学学科统一的思想实验是想象原子的实时运动。这是整个领域的研究者的梦想。
自分子结构概念的提出,至今150年以来,化学家一直有个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逐渐成为现实。研究人员用一系列技术,在实验室中“导演”着分子电影,其中大多数时候是利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光脉冲或电子照亮场景。有时依赖于扫描隧道显微镜(scanning tunnelling microscopes,STMs)的原子精度,而其他时候则利用X射线的强烈爆发,以揭示靶标的结构。
他们的目标是拍摄在皮秒(picoseconds,ps,10-12s)或飞秒(femtoseconds,fs,10-15s)内发生的事件,其中原子的运动距离在皮米(picometres,pm)水平(氢原子的直径约100pm)。在这种分辨率下,研究者得以直接观察一个分子扭转的慢动作、原子键振动和断裂,甚至电子来回运动。随着这些技术变得越来越主流,收益可能是巨大的。它们可以提供关键信息,从而产生更好的催化剂、人工形式的光合作用或操纵分子的新方法。
这些“电影”里的“明星”通常有多个“分身”,数十亿完全相同的分子(整齐地形成微小的晶体)一起拍摄“群戏”。不过,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将单个分子放在聚光灯下,以发现更多关于分子真实性质的信息。
随着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开发新的方法来捕捉运动中的单个分子,他们发现,每一种技术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分子的行为。一些方法更擅长原子的精确定位;一些方法擅长在极短的时间内拍摄分子。这些方法可能前所未有地详细展示了化学过程。这些技术的组合可以产生真正的分子电影。
灯光,摄像机,开拍!
分子电影摄影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分子捕获快照的方法。一种超前技术(泵浦探测光谱学技术)使用仅仅持续飞秒的激光脉冲来触发化学反应,片刻之后,第二个飞秒脉冲到达,与样品分子相互作用。该方法改变了光线,可被检测器测量,并将其转换为分子的“照片”。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实验,改变两个脉冲之间的延迟时间,研究人员可以建立一个翻页书(原始动画),来显示每个阶段的化学反应。
这种技术是一种飞秒化学技术,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化学反应的内部运作,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分子转变为另一种分子过程中短暂中间体的身份。然而,飞秒化学中的激光的波长远远大于单个原子之间的距离,因此该技术无法揭示分子中原子的位置。
为了获得单个原子的清晰照片,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依赖于X射线晶体学或电子衍射,研究光子或电子在通过分子时如何散射。同时,诸如STMs和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s,AFMs)的工具可以提供单个分子中原子及其周围电子的详细照片。然而,这些技术通常需要几毫秒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成像,这太慢以至于不能捕获原子的来回运动。
针对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分子电影制作人员将飞秒化学、衍射和原子成像的各方面相结合,以建立一个混合技术的工具箱(联合了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显示自然环境中的原子和分子。
2016年,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激光脉冲,大幅提高了STMs的快门速度。这种显微镜的顶部非常尖锐,窄至单个原子大小,其可在卡在表面的分子上移动。随着尖端移动,电流大小的改变揭示出分子周围电子的形貌。
在雷根斯堡大学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通过STMs的尖端发射太赫兹(terahertz,THz)辐射(频率在微波和红外之间)激光脉冲来触发每次快照。这在尖端和靶分子(并五苯)之间产生足够的电压差异,使电子从分子通道逃出。该通道在THz脉冲的单个周期内打开,使STM快门速度可以达到100fs,时间足够短,以产生并五苯电子轨道在该时刻的冻结帧。
在失去电子后,并五苯分子被电势拉至表面,导致其上下摆动。研究人员在不同的时间间隔使用THz脉冲首次见证了这种振动。研究团队的领导者之一物理学家Jascha Repp说,在单个分子中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观察到这种振动。
尽管该实验本质上是一个概念验证,但Repp认为他的团队可以将THz-STM的时间分辨率缩短到10fs,因此可以揭示更快的过程:电子吸收光线后滑过分子,或氢离子在不同位点之间来回跳跃,这个过程被称为互变现象,它可以影响许多生物分子的反应活性。DiMauro指出,这可能具有革命性意义,“你可以在表面上观察原子特异性反应”。
瑞士苏黎世IBM研究院的物理学家Leo Gross和Repp也希望投入使用AFMs。该仪器有一个尖端,像一个唱片唱针一样,在样品上滑动,其振动受到下方原子的轻微吸引力和排斥力,这提供了比STMs分辨率更好的图像。
轰动的作品
STMs和AFMs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不锈钢真空室和探针簇的设备可以安装在一个小实验室中。这些技术是分子电影制作的独立工作室,研究人员相对容易获得。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加州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4.41亿美元的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Linac Coherent Light Source,LCLS)完成的分子电影大片。这个巨大的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X-ray free-electron laser,XFEL)能产生明亮的相干脉冲,从而揭示蛋白质结构。在这台机器上的实验时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2016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报告称,使用LCLS的X射线脉冲首次观察到关键的生物过程。该团队的目标是光敏黄蛋白(photoactive yellow protein,PYP),这是一些细菌的光传感器。PYP的核心包含不能自由扭曲的刚性碳-碳双键的光吸收区域。双键任一端的大基团通常指向相反的方向——称为反式构型。但是该团队使用蓝色激光脉冲暂时断裂的一个键,允许大基团扭曲成顺式的构型,指向相同的方向。这种反式-顺式异构现象经常发生在生物系统中,如视觉中的化学过程。
该团队使用一系列40fs长的x射线脉冲,追踪初始激光爆发,产生显示原子位置的衍射图案。将这些串成一部电影,他们发现,光激发PYP后约550fs会发生异构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家Petra Fromme吃惊地说,这种异构化不是瞬时的,“它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这个反应的看法”。
该实验针对的是漂浮在溶液中微米级晶体,但其他研究人员试图使用LCLS拍摄气体中的单个分子。2015年,他们制作了一个打开环形分子(这是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经典反应)的电影。由于X射线波长太长,不能直接分辨原子,所以该团队依靠理论模拟将图像锐化为16帧分子电影。不过,目前成本10亿美元的升级LCLS-II正在建设中,这应该能提供更短波长的X射线(更短、更高频率的脉冲),预计将提高分子电影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Fromme希望新一代的紧凑型XFELs(可能花费不到1500万美元)可以让更多的科学家使用该技术。她现在正在与合作者研究两个原型,并表示明年可能会完成第一个原型——位于德国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实验室的AXSIS。这些台式XFELs将产生仅数百阿秒(10s-18s)长的X射线脉冲。由于这些脉冲时间很短,所以不会摧毁目标分子。
分子自拍
LCLS中能量最高的X射线波长是150pm,这有点太长,导致不能选出单个的碳和氢原子。为了进一步提高分辨率,研究人员可以使用快速移动的电子,因为电子的波长更短,通过分子衍射可以提供更好的空间分辨率。这是冷冻电子显微镜背后的原理,其目前正在革新结构生物学的世界,特别是它提供冷冻样品中蛋白质的详细结构,而不需要样品制成晶体。
虽然冷冻电子显微镜可以提供多个分子的合照,但其他技术使用电子来成像单分子。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光子科学研究所的主管Jens Biegert带领的一个团队报告称,他们用激光诱导电子衍射来研究乙炔的单个分子。在这种技术中,红外脉冲沿着一定方向排列分子,然后第二个脉冲将两个电子从其中敲除,破坏乙炔的两个碳氢键之一。
像任何形式的光一样,激光脉冲是由振荡的电场和磁场制成的。第二个脉冲的电场接受释放的电子之一,并将发送回分子。电子在第一次逃脱后约9fs到达,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像一个波浪破碎在岩石海岸一样发生衍射,所形成图案揭示了快门速度小于1fs的原子位置。这可能是最终的分子自拍。
每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电子衍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Biegert团队必须重复一次又一次该过程,收集足够的数据来建立乙炔片段和从其分裂的氢离子的清晰照片。在重复约十亿次后,团队取得了几帧的分子电影,展示了化学键的断裂过程。
Biegert指出,该LIED技术通过用分子自身的电子之一来成像分子,避免了传统电子衍射的问题。传统的成像方法使用“电子枪”,也就是说,在整体样本发射电子束。这些电子在飞行中会互相排斥,从而增加脉冲的长度,使得很难将快门速度设定在10fs以下。
在下一阶段的分子电影制作中,研究人员希望将快门速度从飞秒提高到阿秒,从而产生慢动作电影。在这些快门速度下,原子似乎以缓慢的速度移动,电子运动变得更加清晰。DiMauro说,这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电子的行为最终控制原子的运动。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好的技术来观察原子运动,“但是如果想看到真正的分子电影,我们需要观察电子”。
(作者:高建臣)
参考文献: Nature 2017;544:408-410
我是外科主任,做了多少台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数不出也记不清,但那一天的手术我终生难忘。
病人是一个15岁的男孩,叫小胖,安徽人。因父亲和哥哥都在天津打工,他做梦都想到天津看看,这不,学校刚放假他立即买了车票连夜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小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来天津后让哥哥领着上这儿看看那儿转转,小胖转不够,玩不够。
转了十几天哥哥受不了了,因为哥哥还要上班,不能天天请假陪他玩。这难不倒小胖,没人领自己转。他借了辆自行车自己上街到处玩。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骑车在十字路口左拐时被后面的大货车撞倒了,车轮从小胖的腿上轧了过去。小胖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抢救室时,已昏迷不醒。
他的左腿血肉模糊,皮肤裂开、骨头外露,伤口不住流血。我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看到这重伤后的惨相,心情异常沉重。马上命令准备手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毕竟他才15岁。术前准备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可血型化验报告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小胖是Rh阴性,这种罕见血型占几万分之一,而且医院血库没有此种血。怎么办?
没有血意味着手术不能进行,小胖只有等死,真是急死人!我命令急救科、医院血库立即向市中心血站求援,并通过他们向卫生部求援,向全国求援,尽快搞到血浆,让手术尽快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秒针每动一下都让人感到刺心般的疼痛。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谢天谢地,市中心血站有Rh阴性血,但仅有几百毫升,卫生部也正在积极与全国各地联系。手术有希望了,小胖立即被推进手术室。
当我给小胖做了细致的清创才发现,小胖的左腿伤得太惨了,比想象的还要惨,左侧大腿、小腿多处粉碎性骨折,神经、肌肉全部碾挫、毁损,血管撕断。就是说小胖的左腿已无法保留,等待他的只有左下肢的高位截肢,也就是说小胖将变为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尽管他只有15岁,尽管他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太惨了!
他人生的路还很长,以后他该怎么生活呀?可为了保命,为了抢救他,高位截肢、立即止血是抢救小胖的首选治疗方案。小胖的父亲哭了,小胖的哥哥哭了,小胖的乡亲们都哭了,就连手术室的医生、护士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此时此刻,手术室静极了,静得都能听到呼吸和心跳。大家都在看着我,都在凝视着我,等待我的决定。是呀,作为医生,对这么一个孩子做出这种决定实在太难了,太残忍了,我的心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我的泪水在流。血压在下降,麻醉师紧急呼叫,我被惊醒,时间就是生命,不允许再有丝毫犹豫,我宣布手术立即开始。
经过五个小时的努力,手术做完了,小胖的血止住了,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了,生命保住了,手术室医生和护士紧张的心情放松了。
几周过去了,经过细心的治疗和护理,小胖慢慢恢复了。我专门去超市为了他买了一斤最好的鸡蛋,煮熟后送到床边,并且剥开亲自喂他。看着小胖吃着香喷喷的鸡蛋,看着小胖能坚强地面对现实,我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希望他永远坚强,坚强地面对人生,面对未来,面对一切。祝他一生平安、幸福。
至今,回想起挽救小胖那忙碌、紧张、惊心动魄而充满泪水的一天,实在让人百感交集……
救死扶伤就是医生的天职。
(作者:幺景满 天津医院外科)
今天是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轮到我值班。因为正值两节期间,医院放假,所以没有手术。早上交接班后,和往常一样查房、看病人、调整用药医嘱,给术后病人换药,记录当日病程,等到忙完,已到中午了。
从食堂买完饭,我来到休息室准备吃饭。刚吃了一半,就见值班护士匆忙跑进来,说道:“朱大夫,你去看看吧,39床的大爷,家属喂了一半饭,突然意识不清了。”我赶紧来到病房,只见病人躺在床上,口唇青紫,已经昏迷。凭着多年经验,我感觉可能是由于心脑血管意外引起的猝死,因为患者多年长期自行服用激素,这种可能性更大。来不及多想,立即组织抢救。
我让护士立刻给病人戴上心电监护,氧气吸入,同时开通静脉通道。此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血压为零,心率为零,无法从静脉输入液体。怎么办?没有静脉通道,所有抢救药品都不能起作用,情急之下,我想到了静脉切开,于是急请外科会诊抢救,同时请来麻醉科医生,给病人行气管插管,行心肺复苏。两三分钟以后,静脉已经开通,升压药、强心剂、呼吸兴奋剂等急救药品陆续注入患者体内,同时我在床旁持续为患者行心外按压。
这时科主任和上级医生也陆续赶到医院组织抢救。一分钟、两分钟……血压心跳仍无恢复。“立即准备除颤!”我对护士说道。电除颤、体外心肺复苏……再次除颤、持续心外按压、静脉给升压药、强心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抢救已进行了十分钟,也就是说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了十分钟。
按照医学常理来讲,心跳呼吸停止十分钟以上,复苏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况且患者年龄偏大,心肺功能极差,不同于因溺水或触电所致猝死的青壮年,所以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但大家仍不肯轻易放弃,竭尽全力继续抢救。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着,已经将近二十分钟了,正当大家开始绝望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心电监护上出现了一个QRS波,是不是我所做的胸外按压产生的机械波呢?我继续按压,同时紧盯着屏幕,一个波形、两个波形,然后仍然是一条直线,可能是患者的自主心律!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一闪而过,于是我继续心外按压的同时,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大家。顿时每个人有如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大家又看到了希望,“继续抢救!”
患者的呼吸心跳停止二十分钟之后,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感动了上苍,奇迹出现了,一个QRS波、两个QRS波……最终连成了自主心律。此时我擦了擦额头涔涔的汗水,摸着患者复苏后那强劲有力的脉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生命跳动的节奏。
经过大家近半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挽救了病人的生命。抢救成功了!患者被转入ICU病房继续治疗。
时至今日,那次经历仍令我难以忘怀,抢救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使病人奇迹般地生还,更重要的是,使我悟出了一个人生哲理——生命有时如琴弦般脆弱,有时又是那么顽强,在医学圣殿中探索的我们,只有尊重生命,才能把握生死,从而体味到生命赐予我们的回报!
(作者: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