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杂志
2013年07月号
卷首语
大猩猩为什么遵守公平,而我们不能?
采编总监

    对人类行为学的研究,科学家常常采用一些游戏模拟。其中,“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UG)”,以及“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DG)”是常用的两种经典模型。UG的规则为:参加游戏的两方分别是提议者及回应者,提议者向回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回应者同意这一方案,资源的分配则按照提议者的主张分配;如果回应者不接受这一方案,则方案作废,两方均无法获得任何资源。在以往的人类试验中,研究者发现,多数提议者愿意提出公平的50%比50%的分配方案,当提议者将分配给对方的比例降到20%时,40%的回应者会拒绝接受,导致双方无法享受任何利益。

    Proctor医生对大猩猩及儿童实施了UG试验。结果显示,我们的近亲以及儿时的我们,均会提出公平的方案,平均分享可能获得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UG试验中,提议者没有最终决定权,如果提议者的资源分配方案不公平,回应者能以不接受的方式终止方案实施,导致两者共输的后果。这一制约力,促使提议者必须三思而提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DG试验,提议者有最终决定权,不需要回应者参与。结果显示,当提议者变成独裁者后,自己多占资源的现象成为主流。在儿童DG试验中,资源是“粘纸”的分配,享受不公平待遇的小孩大喊:“你得到的比我多”、“我要更多的粘纸”、“这不公平”。

    物竞择天的残酷角逐推进了物种的进化,合作及分享促进了物种的强大,而关怀及公平,成就了我们人类这样的高等动物。尽管分享是我们物种的潜质,但是占有更多的资源,是人类的本能。因此,资源公平的分配,需要监督及制约。否则,具有支配权的阶层会毫无悬念地占有更多的资源。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方案制订者多为政府机构,为了维护公平,许多社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给予回应者(公众)选择的机会,采取不流于形式的听证及投票,甚至允许抗议及请愿。

    然而,除了公共资源应全体公民平均分享外,社会因分工不同、责任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相应个体得到的报酬也不同。从而,在社会应公平分享的福利之外,个体能支配的劳动所得不同,有的甚至差别巨大,否则,劳动所得若平均分配则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在公平的社会里,只有让通过学习而掌握技能的人、对社会贡献大的人获得更丰厚的收入及认可,方显公平。社会分工与受教育程度相关,若经过8到12年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同小学文化的农民工的收入相差无几,何为公平?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修理”患者的白衣天使,工资收入不如小学文化的足底按摩师,孰能接受?

    除了以教育背景为纵向的比较,公平还应体现在与国际同行在待遇上及地位上的横向匹配。医生在任何一个国度,均为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文化素养的代名词。在开放的今天,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与国际接轨的呼声,而恰恰是我们这一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违反了国际惯例。

    法律及道德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两大机制。法律面前本应人人平等,但“同情弱者”成了惩治守法“强者”的刑具,推进了社会不公。当违反交通规则的非机动车与守法的机动车擦碰时,法律不公平地惩罚了守法者。在社会的道德被扭曲、人类间的信任被践踏、感恩之心已泯灭的今天,仇恨被引向了医者。人们无视劳动与所得的荒谬不公,反而在无良者的误导及推动下,将愤怒及暴力指向了救命者。

    分享及合作是我们人类成为最高物种的基础,但这一基础是有条件的,是相互及礼尚往来的,这就是公平。我同女儿Mandy聊起她在美国的分享经历:同学们会轮流带吃的到学校,与同学分享,而这一规律被破坏的结果有两个。其一,那个不带东西与同学分享者,会被毫不留情的孤立起来;其二,这个公平分享的社会秩序从此中断,同学们不再贡献,灰心而散。

    不难想象,当医者按照诊治原则医治病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挨患方打、挨院方罚、挨愚民谴、挨媒体诛,何来公平和分享?规则制订者如同在玩DG,不公平的方案无法被制约,回应者只好听之任之,无奈的忍受及接受,悲哀的期待着大猩猩也追求的公平。

    请关注本期医学里程碑:《自私与公平——黑猩猩的博弈论》

(作者: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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