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飞)
“上帝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标准模型”中17大类基本粒子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找的一个波色子。这个希格斯波色子的意义在于,它赋予其他粒子质量,如果无法证明它的存在,整个标准模型就将瓦解。6000名科学家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并对2011年11月的结果反复计算及核实,终于在2012年7月份宣布,“上帝粒子”被发现。
生命科学研究中可以与希格斯波色子媲美的,当属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规律、DNA双链结构的建立。但在这些发现之后,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匮乏。英国《自然》杂志针对此现象,发动全世界科学家投票,评选生命科学的“上帝粒子”,以期为今后制定科研方向。《自然》杂志在2012年3月公布的生命科学“上帝粒子”包括:寻找地球外的生命、地球上的非DNA生命、生命的起源、实现延缓衰老及健康长寿。
无论是物理学的波色子,还是《自然》杂志推举的生命科学的“上帝粒子”,大部分的研究方向离我们人类的生活似乎很远。
医学是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它离我们的生活更近。在医学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因此,我们将2012年《康复•生命新知》杂志医学高端论坛的主题设置为:“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这次论坛,我们有幸请到了吴孟超、王振义、陈香美院士,James Williams、沈峰、张奉春、栗占国、曾小峰、赵明辉教授等嘉宾,与来自全国的近200位多学科专家分三个阶段互动探讨:(1)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是什么?话题涉及:目前对疾病病因、诊断、预防、预后、评估、治愈及合并症等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临床实践中的困惑及难题。(2)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话题涉及:如何利用人类基因组学、GWAS、表观基因及EnCode等研究成果,遵循循证医学与医学循证的原则,采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思路,寻找疾病的共同规律,建立疾病的诊断、预后、评估模型,实现个性化治疗及实施精准医学。(3)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话题涉及: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临床医生,如何造就临床医学科学家;如何掌控诱导免疫耐受、刺激免疫增强、维持内环境稳定;如何利用干细胞技术实现组织修复、器官再生、病理模型建立及药物筛选;如何利用当今科学发现延缓衰老,实现健康长寿;如何平衡我们的内微生物环境及外环境;如何重新定义健康,树立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
让我们更加兴奋的是,就在“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高端论坛举办的前一天,美国《科学》杂志公布了“2012年世界科学重大突破”评选结果,位居榜单第一的就是物理学“上帝粒子”的发现。
尽管“上帝粒子”被发现后,世界一片欢呼,但基于标准模型的粒子物理学也仅仅能解释约5%的宇宙现象,还有95%的物质,维系着宇宙的收缩及扩张间的平衡,可以通过引力感知到它们的存在,但目前的科学手段无法发现它们的存在形式,被称为“暗物质”及“暗能量”。科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找到一个“上帝粒子”之后,更多的“上帝粒子”在向人类招手,等待我们去探索。
请关注本期“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高端论坛专题报道。
(作者:肖飞)
“上帝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标准模型”中17大类基本粒子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找的一个波色子。这个希格斯波色子的意义在于,它赋予其他粒子质量,如果无法证明它的存在,整个标准模型就将瓦解。6000名科学家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并对2011年11月的结果反复计算及核实,终于在2012年7月份宣布,“上帝粒子”被发现。
生命科学研究中可以与希格斯波色子媲美的,当属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规律、DNA双链结构的建立。但在这些发现之后,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匮乏。英国《自然》杂志针对此现象,发动全世界科学家投票,评选生命科学的“上帝粒子”,以期为今后制定科研方向。《自然》杂志在2012年3月公布的生命科学“上帝粒子”包括:寻找地球外的生命、地球上的非DNA生命、生命的起源、实现延缓衰老及健康长寿。
无论是物理学的波色子,还是《自然》杂志推举的生命科学的“上帝粒子”,大部分的研究方向离我们人类的生活似乎很远。
医学是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它离我们的生活更近。在医学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因此,我们将2012年《康复•生命新知》杂志医学高端论坛的主题设置为:“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这次论坛,我们有幸请到了吴孟超、王振义、陈香美院士,James Williams、沈峰、张奉春、栗占国、曾小峰、赵明辉教授等嘉宾,与来自全国的近200位多学科专家分三个阶段互动探讨:(1)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是什么?话题涉及:目前对疾病病因、诊断、预防、预后、评估、治愈及合并症等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临床实践中的困惑及难题。(2)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话题涉及:如何利用人类基因组学、GWAS、表观基因及EnCode等研究成果,遵循循证医学与医学循证的原则,采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思路,寻找疾病的共同规律,建立疾病的诊断、预后、评估模型,实现个性化治疗及实施精准医学。(3)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话题涉及: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临床医生,如何造就临床医学科学家;如何掌控诱导免疫耐受、刺激免疫增强、维持内环境稳定;如何利用干细胞技术实现组织修复、器官再生、病理模型建立及药物筛选;如何利用当今科学发现延缓衰老,实现健康长寿;如何平衡我们的内微生物环境及外环境;如何重新定义健康,树立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
让我们更加兴奋的是,就在“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高端论坛举办的前一天,美国《科学》杂志公布了“2012年世界科学重大突破”评选结果,位居榜单第一的就是物理学“上帝粒子”的发现。
尽管“上帝粒子”被发现后,世界一片欢呼,但基于标准模型的粒子物理学也仅仅能解释约5%的宇宙现象,还有95%的物质,维系着宇宙的收缩及扩张间的平衡,可以通过引力感知到它们的存在,但目前的科学手段无法发现它们的存在形式,被称为“暗物质”及“暗能量”。科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找到一个“上帝粒子”之后,更多的“上帝粒子”在向人类招手,等待我们去探索。
请关注本期“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高端论坛专题报道。
(作者:肖飞)
第二百零一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诊疗进展-3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风险因素-3
医学与社会
病例报道
第二百零二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医学与社会-1
医学与社会-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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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三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诊疗进展-3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医学与社会
综合
第二百零四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医学与社会
综合-1
综合-2
由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康复•生命新知》杂志主办的第三届医学高端论坛于2012年12月22日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隆重召开。
为探讨什么是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来自全国各医学领域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展开积极讨论。
会议邀请了著名肝胆外科专家、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肾脏病学专家陈香美院士,美国著名移植外科专家、芝加哥大学医学院James Williams教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沈锋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张奉春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曾小峰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赵明辉教授等专家作为嘉宾。
吴孟超院士致开幕词
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大家好!看到许多老朋友的面孔,还有许多新朋友也来了,非常非常地高兴,欢迎你们!今天,由我名下的医学科技基金会以及肖飞博士创建的《生命新知》杂志共同举办科学高峰论坛会。这样的论坛已经举办了三届了。从第一届的《医教研高端论坛》,第二届的《科学发现的三大规律》,我欣喜地看到大家对论坛的主题和内容都非常地有兴趣,激发了科学的热情、开拓了科学的视野、提升了科学的思维、推动了科学的合作。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什么叫上帝粒子呢?后来我学习了一下,所谓的上帝粒子指的是物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物理学家们寻找了半个世纪,终于发现了“标准模型”理论预言的所有基本粒子,这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找到的,就是“上帝粒子”。
回想我个人做医生的历程,正是在寻找医学的“上帝粒子”的轨迹、探索医学未知的征程。20世纪50年代,为了开展肝脏切除术,我带领一个三人小组开始艰苦的攻关,揭示了中国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解剖体系,这个“上帝粒子”为突破肝脏手术的禁区打下了基础;为解决肝脏手术出血的难题,在动物实验基础上,我建立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切肝技术,这个“上帝粒子”为安全实施手术提供了保障。临床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寻找的“上帝粒子”,执着努力、不畏艰难,是寻找医学“上帝粒子”的途径。将科学发展的“上帝粒子”应用到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是我们医生的追求。因此,“上帝粒子”就在我们身边,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现在我们对疾病病因和机理的认识已经达到分子水平,分子靶向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陆续出现,我们要不断作出新的医学发现,寻找新的“上帝粒子”,加快转化速度;同时我们要关注和推动理念更新,我和肖飞共同提出的“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已经被广为接受,美国科学院在五年后公布了同样的理念。当今医学研究的视野已经从如何生存拓展到了如何健康地生活。不管是理念上的革命,还是知识上的更新,都在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
今天各位朋友聚集到这里,又一次展开智慧的碰撞,对医学的困惑进行梳理,对医学的进展进行探讨。希望大家深入思考,从中获得启发,并且把这些思考和启发应用到大家的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去,发现我们医学领域更多的“上帝粒子”。我相信有一天,在座的各位会回味今天论坛的启示,为找到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而欢呼,为战胜疾病而骄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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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2500年前,古希腊的先知希波拉底,开创了医学及医学伦理学,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发明了针灸,并创建了经络、气血与疾病,情感、环境与健康的理论体系,两位大师同时开拓了依据症状及其部位,命名及诊断疾病的体系。这种描述性的疾病诊断体系,如:偏头痛、口疮、癌症、关节炎仍不绝于耳,沿用至今。
在为祖先的智慧自豪的同时,我们顿感惭愧。我们仍按发病时间,将疾病划分成早、中、晚,按感觉及观察,将疾病评估为轻、中、重。传统的诊断、评估、分类、分期、预后体系,无法指导临床医生实施精确疾病预防及治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更新理念,颠覆传统,以新的科学手段及思维,建立新的医学模式及体系。
纵观人类历史,政治革命的特点是,将现状颠覆(turn upside down),这种革命常常是残酷的,或有人因此被送上断头台。科学革命的特点是,将内在的密秘挖掘出来(turn inside out),这种革命常常是快乐的,或有人因此站上领奖台。
1937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匈牙利的Nagyrapolt教授对科学发现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科学发现就是看到所有人可看到的,思考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让我们静下心来环顾四周,启动思考,什么是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王振义院士
内科血液学专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发现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感到非常意外。”作为国家最高技术奖的获得者,王振义院士谦虚地将全反式维甲酸的发现归功于“意外”。纵观历史上多项重大科研发现,许多都涉及一种“快乐的意外”(happy accident),这类机缘型科研发现的背后是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50年代血液科在内科中属小科,并不十分重要,大科室是心脏科、呼吸科、消化科。我当初为什么选它?因为觉得比较‘简单’,利用显微镜、血液图片和血细胞试剂就可以了解病情。当时主要依据显微镜、骨髓穿刺和血液涂片这三种方法来诊断血液病。”
王院士当初选择血液科是因为“简单”,而“简单”却能创造辉煌。科学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世界上的复杂问题尽可能转化为简单问题。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血液科从原先的“简单”变为现在的“复杂”,王院士化繁为简,取其精华,创立了中国疗法,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一不治之症的治愈成为可能。
王院士还针对血液病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大部分血液病的致病原因还不清楚, 因此,血液病预防的方法还很少。有些相关因素,如:苯、工业涂料可能诱导血液病的发生,但这些中毒并未引起注意。如果我们减少空气污染及工业有毒物,白血病的发病率可能会降低。小孩子免疫功能不佳,若有病毒感染,也会增加血液病的风险,因此,父母要特别注意,避免小儿感染病毒,也许可以减少小儿的急性白血病发病率。”
赵明辉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病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赵明辉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认为目前的肾脏病诊断和分期方式都欠佳,尚未实现精准治疗。他评价道:“肾脏病不能算精准诊断,目前主要根据临床表现、病理检查以及医生的经验相结合。CKD(慢性肾病)的定义存在争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成人中10.8%患有该疾病,其实CKD的病因有多种,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肾小球肾炎等,仅以CKD作为诊断,是不完善的。”
针对疾病的治愈和用药问题,赵明辉教授提到:“疾病的治疗首要是生命,其次是生活质量,然后才是疾病的治愈,核心的问题是找到疾病深层的发病机理,才能掌控这个疾病,实现真正的对因下药及对症下药,而非盲目地重病下重药。”
张奉春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风湿免疫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风湿病分会主任委员
张奉春教授提出疾病的诊断和分类应从全身总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着眼于发病器官。“风湿病诊断和治疗有很大进步,但是离精准诊断还有很大差距。目前仍是沿用传统模式,发现哪个器官有病就认为是什么病。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某些器官的疾病,可能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研究疾病应从全身和系统上着眼及开展。”
针对风湿病的预防,张教授则认为,就目前对疾病的认识水平,盲目实施预防性治疗往往是害大于利。“很多病人,在未出现症状之前,抗体就出现了。有抗体出现,不等于一定会得病,而且有一部分病人肯定终身不得病。因此,对于提前治疗,连药物究竟治疗哪个靶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害大于利。”
张教授还认为作为临床医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对于疾病的研究需要各科医生的联合协作。“我觉得疾病划分不清,是因为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只能按照器官划分。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样的思维一定会影响对病人的诊断,因为病人的表现一定是综合的。所以我觉得研究疾病,仅作为研究及发表文章,可以是针对一个器官损害的疾病,但作为临床医生,应该意识到,疾病是系统性的,多学科的,因此,医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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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以艺术家为先驱的大师,为了解开人体的奥秘,开始了人体解剖,并将人体内部的器官,逐一对应症状表现的部位,拉开了追溯病因及寻找疾病靶器官的序幕。18世纪,法国率先建立了医学院,并赋予医院新的功能,诞生了教学医院的理念,开创了教学、医疗、研究为一体的医学模式。
随着显微镜的普及应用,微生物成为可见的生命体,人们找到了导致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探索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伴随着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疫苗、麻醉、消毒、流行病学成为临床实践的主流,唯心的疾病理论基础被摒弃,但传统的粗暴的治疗方法仍为主流临床疾病治疗手段。
进入20世纪,随着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化疗、避孕药的诞生,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人类的寿命、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对绝大多数疾病的病因仍不了解,对疾病诊断仍很原始、对疾病评估仍不准确,对疾病的预后仍很茫然,对疾病治疗仍很粗旷。
21世纪的医学,是分子生物学及系统生物学的时代,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已不应再停留在症状及靶器官水平。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EnCode计划的全面实施,计算机技术的辅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全球科学家的合作,为医学科学概念的更新,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保障。
Kuhn在他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著作中提到:“没有革命,科学将面临退化”。
让我们再次思考,迎接革命,探讨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肝胆外科专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回想我个人做医生的经历, 不也正是一直在寻找医学的上帝粒子吗?”
当被问及:“当年上医学院时学到的知识,如今还有多少是正确的?”时,吴孟超院士回答:“我当年学医的时候,肝脏只分为左右两叶,而现在已经分为五叶四段。可以说,当年的知识只有25%的部分到目前还在应用。”20世纪50年代,吴院士最初学习的肝脏知识只有书本上的两页纸,而为了填补肝脏手术领域的空白,吴孟超院士开始艰苦的攻关工作,建立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解剖新理论,为肝脏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科学知识的大爆炸,吴院士提倡从新的角度来思考疾病的诊断、分类和治愈。“我觉得很需要建立起诊断的模型。很多没有发现的疾病,经过人类的实践,就能不断被发现。比如说,肝癌,在过去诊断很困难,只能靠医生的直觉和经验,没有别的标准。后来慢慢找出了一些诊断的依据,比如甲胎蛋白,来诊断原发性肝癌;再加上广泛的普查,诊断水平有所提高。到目前,甲胎蛋白还是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重要指标。但是肝癌有很多类型,分子分型很多,有些类型肝癌的甲胎蛋白就是阴性的,所以又遇到困难了。所以还是需要不断进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诊断模型,来指导临床。”
吴孟超院士还提到了与疾病共生存”的概念。“这里涉及到观念的转变,要把无法治愈的恶性疾病转化成良性,不是战胜疾病,而是要寻找出疾病发展的规律和与疾病和平共处的方式,控制住疾病的进展,将疾病带进坟墓。”
James Williams教授
外科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外科学教授医学知识的更新速度是很迅速的,Williams教授在会议上回忆起最初所学习的免疫学知识,感叹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当年学医时,病理老师教我们:淋巴细胞分为两种,即T细胞和B细胞;而现在已经细分为很多种,包括Treg、Th1等。20年前毕业的学生来参加今天的科学大会,如果没有更新过自己的知识,就会非常困惑。他们当年所掌握的知识,到目前来说已经很陈旧了。”
Williams教授同样认为医学的诊断和治疗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向物理学家学习,对疾病建立模型。通过GWAS了解到基因系统与许多疾病的信号传导是相关的,通过应用数学及系统生物学手段,对疾病进行分类、诊断、分期、预防和诊疗。”
曾小峰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继任主任委员在征服疾病的努力中,我们的祖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西方,诸如放血、催吐、导泻、出疱的残酷疗法,成为经典治疗手段,无论何种疾病,一律采纳,导致无数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寻找长寿的尝试中,我们的祖先一次次失落,炼金丹、寻仙草,让人们沉迷其中,带着不灭的期望,绘制出许多美妙的传说。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40余岁,而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80岁。这一切应归功于科学的进步。医学科学家们通过发现、发明及创新,将新的科学理念及科学技术应用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从而消灭了天花、预防了脊髓灰质炎、降低了心血管疾病、控制了狼疮、治愈了艾滋病。人类开始学会与疾病更好地共生存。人类的健康状态在不断改善,人类的寿命记录在不断改写,医学科学家试图回调生命时钟,正在改写达尔文的进化论。
德国大作家、思想家、艺术家Goethe在18世纪写到:“了解是不够的,我们要去应用;愿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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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
针对疾病的诊断和分类这一话题,曾小峰教授精辟地提出需首先建立一个模式。 “在医学方面,尤其是临床领域,很多时候都需要先建立一个模型,在诊断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进展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像诊断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类标准,把很多的人分类到一起,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因为将来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出现新的诊断标准。在作为一个研究上面,最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是应该先建立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应该与时俱进。”
“精准医疗,具体在我所从事的风湿病领域,需要寻找到更多能预示早期诊断、病情预后和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国家的863课题和‘十二五’计划中的很多支撑项目,都是重点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风湿免疫领域,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等,精准的生物标记物并不多。许多疾病的异质性非常强,比如说血管炎,只有ANCA(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和AECA(抗内皮细胞抗体)两种抗体对诊断和治疗有帮助,还需要更多的生物标志物来帮助诊断和治疗。”
让我们继续探讨,如何利用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肾脏病学专家, 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香美院士
从政策制定的层面,陈院士提出需加强对社会广大群众的医学基础知识的普及。“目前中国公众的基本医学科普知识普遍比较欠缺,导致患者对慢性疾病防治认识不足、医患关系紧张等。我认为应该把‘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像疾病科普知识一样向医生、患者、家属共同推广,帮助患者更好地认识疾病、应对疾病、获得健康。”
陈院士作为医生院士,从患者的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用科学来表达对患者的爱心和执着的关怀。“在国家医政部医政司领导下,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国血液透析登记显示,全国有10万多血透病人、1万多腹透病人;由于当时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农合没有覆盖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所以我曾向陈竺部长建议,把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纳入医保,其中腹透比血透每人节省2万元〜3万元费用。由于尿毒症病人纳入‘大病保障’,截至2012年,调查显示全国有26万血透病人、4万多腹透病人,如果腹透病人比例进一步提高,可以节省更多医疗费用。”
沈锋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
沈峰教授首先针对环境对肝癌和衰老的影响阐述了观点:“我们研究发现,大规模接种乙肝疫苗没能降低肝癌发病率,可能原因在于除了乙肝以外,遗传、高血脂等非肝炎因素导致肝脏肿瘤风险提高。因此环境因素对衰老是有影响的。”
沈教授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与疾病共生存”这一理念是切实可行的,并且提出这一理念还代表着避免过度治疗,避免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首先,现代医学技术发展使得患者长期‘与疾病共生存’成为可能。其次,目前临床存在很多‘过度治疗’现象,不但造成对患者的伤害,而且浪费医疗资源。提倡‘与疾病共生存’可以更好地促进患者治疗后在病情稳定状况下带病生存,还可以有效避免病人伤害和医疗浪费。”
栗占国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主席,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分会主任委员
栗占国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提出“与疾病共生存”对于风湿患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延缓患者衰老的良药。患者必须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防止有病不医,但更要避免过度治疗。
“风湿科医生对 ‘与疾病共生存’更有体会。很多风湿疾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很难被‘完全治愈’,医生追求的治疗目标就是‘临床缓解’或‘控制疾病到最低疾病活动度’。当患者的疾病缓解到一定程度,对患者进行随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是更科学的理念。”
“临床上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存在2个误区:有的患者对疾病高度重视,希望通过最好的药物‘完全治愈’目前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有的患者对疾病毫不在乎,在关节、肾脏症状未完全缓解情况下自行停止治疗,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大部分患者对疾病态度介于两者之间。我认为应该对患者推广‘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正确对待风湿病等慢性疾病,倡导科学治疗、规范治疗,最终达到‘与疾病共生存’。”
陈院士呼吁应该把“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像疾病科普知识一样向医生、患者、家属共同推广,帮助患者更好地认识疾病、应对疾病、获得健康。肾病医生有信心,使慢性肾脏疾病患者能够和正常人一样自然衰老死亡。
从古到今,人类对疾病心怀恐惧,对长寿心存渴望。早在秦朝,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天下无敌,只有死亡成为唯一的忧虑。为实现长生不老,他花巨资,派遣船队到东海寻找仙草,终于人醒梦散,惜别人间,兵马合葬。
陈香美院士认为:衰老是人生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比如说“6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60岁的实际年龄不可更改,但30岁的生物学年龄是可控的。近10年来,陈院士任职973首席科学家研究 “衰老与相关老年疾病” 课题,希望解决“什么是衰老,为什么衰老,怎样延缓衰老”的课题。目前国际研究努力寻找“衰老的生物学标志物”与“生物学年龄”之间的计算公式以评估“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如果二者不相等,就必定有某个器官的衰老加速或延缓。陈院士的团队研究发现:除了免疫系统、骨骼和神经以外,免疫系统及骨髓衰老速度也很快,40岁后每年衰老速度达到1.1%,而肾脏衰老速度接近1%。
国外研究显示,影响衰老的因素有10余种,其中包括“个体幸福感”,而幸福感包括3方面: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现状满意度和快乐感。但我们对国内4000多位风湿专科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医生幸福感甚至低于患者。栗占国教授认为,影响衰老的10余条因素对衰老的影响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延缓衰老应该兼顾机体内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个体的幸福感即心态,对衰老的速度有很大影响。
如何延缓衰老,要做到WHO(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3点——“身心健康,没有疾病,有社会生存价值”。研究发现,基因可以影响衰老速度,限制能量代谢及抗氧化有助于延缓衰老;个体内环境对衰老速度也很重要,2012年《自然》和《科学》杂志都有报道,给年老大鼠换上年轻大鼠血液可以延缓衰老,说明个体内环境变化也可以影响衰老速度。
在征服疾病的努力中,我们的祖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西方,诸如放血、催吐、导泻、出疱等残酷疗法,成为经典治疗手段,无论何种疾病一律采纳,导致无数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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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吴孟超院士曾与肖飞博士共同提出“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吴孟超院士认为,这里涉及到观念的转变,要把无法治愈的恶性疾病转化成良性,不是战胜疾病,而是要寻找出疾病发展的规律和与疾病和平共处的方式,控制住疾病的进展,将疾病带进坟墓。沈峰教授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现代医学技术发展使得患者长期“与疾病共生存”成为可能。其次,目前临床存在很多“过度治疗”现象,不但造成对患者的伤害,而且浪费医疗资源。提倡“与疾病共生存”可以更好地促进患者治疗后在病情稳定状况下带病生存,还可以有效避免病人伤害和医疗浪费。
2012年,美国FDA等4家医疗主管单位共同提出了“与疾病共生存”的倡议,与5年前中国医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栗占国教授表示风湿科医生对 “与疾病共生存”更有体会。很多风湿疾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很难被“完全治愈”,医生追求的治疗目标就是“临床缓解”或“控制疾病到最低疾病活动度”。当患者的疾病缓解到一定程度,对患者进行随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是更科学的理念。临床上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存在2个误区:有的患者对疾病高度重视,希望通过最好的药物“完全治愈”目前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有的患者对疾病毫不在乎,在关节、肾脏症状未完全缓解情况下自行停止治疗,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大部分患者对疾病态度介于2者之间。他认为应该对患者推广“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正确对待风湿病等慢性疾病,倡导科学治疗、规范治疗,最终达到“与疾病共生存”。
陈香美院士非常赞同“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认为除了医生以外,更应该向患者推广这个理念。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态,提高依从性,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比如肾脏疾病中除了急性肾炎、特定原因导致的肾损害以外,大多是慢性疾病,疾病呈慢性进展过程,内科医生的目标是使患者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病自然衰老。另一方面,避免过度治疗,避免患者出现心理疾病。比如一个幼儿在儿童期出现血尿,在及时干预后可以获得良好预后,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如果父母对此过分焦虑、跑遍全国求医,会极大地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孩子“心理残疾”。
目前中国公众的基本医学科普知识普遍比较欠缺,导致患者对慢性疾病防治认识不足、医患关系紧张等。卫生部陈竺部长曾在某次答记者问时深情地提出,希望广大农村朋友能够了解更多疾病知识,更爱护自己的器官。陈院士呼吁应该把“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像疾病科普知识一样向医生、患者、家属共同推广,帮助患者更好地认识疾病、应对疾病、获得健康。肾病医生有信心,使慢性肾脏疾病患者能够和正常人一样自然衰老死亡。相比外科医生手术后立竿见影,也许这就是内科医生最大的成功。
吴孟超院士表示:医学的进步需要不断地探索,要研究里面的内涵,就是“上帝粒子”,一步一步向前进。会议讲了医学发展的历程,从认识疾病、科学评估,到诊断治疗,在不断改进,使病人越来越健康,生命更延长,这其中的每一个研究思路和所带来的进步,就是上帝粒子。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和思路,不断地探索,为病人服务。
(作者:张莉、贾玉华)
由于疾病的诊断是不断发展的,在现场所进行的调查中,大部分医生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古代模式,可以精准诊断。但这里的“精确”,其实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参加讨论的嘉宾分别就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2500年前,古希腊的先知希波克拉底开创了医学及医学伦理学;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发明了针灸,并创建了经络、气血与疾病,情感、环境与健康的理论体系。两位大师分别开拓了依据症状及其部位,命名及诊断疾病的体系。这种描述性的疾病诊断体系,如:偏头痛、口疮、癌症、关节炎,沿用至今。传统的诊断、评估、分类、分期、预后体系,无法指导临床医生实施精确疾病预防及治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更新理念,颠覆传统,以新的科学手段及思维,建立新的医学模式及体系。
张奉春教授认为,风湿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大进步,但是离精准诊断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现在的诊断标准,类风湿关节炎的假阳性率在20%左右。目前仍是沿用传统模式,发现哪个器官有病就认为是什么病。但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某些器官的症状,可能是全身疾病的一个表现。研究疾病应从全身和总体上进行发展,从用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清原发病和继发表现。
王振义院士认为,血液病的诊断现状是可以说既是满意的也是不满意的。满意是指学科已经进入分子水平。基因研究的进展很快,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更细致、更深入的问题,仍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根据不同分子生物学水平进行不同的治疗。
赵明辉教授表示:肾脏病不能算精准诊断,现在主要根据临床表现、过去经验、穿刺病理、临床表型相结合。“慢性肾病”的定义,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该病现已引起公众注意,成人中10.8%患有该疾病,病因有多种,高血压、糖尿病、肾小球肾炎等。
我们的前辈经历了从体液、天象、神灵等唯心理论解释疾病的过去,到以解剖、病理、生化等科学理念解析疾病的今天,在为祖先的智慧自豪的同时,我们感到惭愧,72%的医生认为,我们对绝大部分疾病的病因和机理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仍按发病时间,将疾病划分成早、中、晚,按感觉及观察将疾病评估为轻、中、重。71%的与会医生认为,这样对疾病进行分期并不科学,但有临床指导意义。比如说:“慢性肾病”( kidney chronic disease,CKD),就是一种将发病时间与器官结合起来的诊断和分期方法。CKD患者的主要诊断标准是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下降,但当下降后的绝对值仍大于正常值的60%时,并没有临床意义,特别是不结合蛋白尿的情况下。
赵明辉教授认为,对疾病进行这样的分期方法有其自身的目的,当GFR下降到小于60%时,CKD的诊断就比较明确;但是大于60%时,虽然不够明确,但也有其一定的临床意义,比如说,结合蛋白尿的治疗来权衡,或者根据患者的年龄来综合考虑,如果是在GFR下降的同时伴有蛋白尿,或老人出现此种情况,那么虽然不能确诊为CKD,但也提示患者要引起注意,预防CKD的发生。作为医生,遇到这样的患者时,应适当引导其要避免CKD 的风险因素,如果控制得当,可能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发病,因此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但这种诊断和分期方法,的确会引起恐慌,很多人怀疑自己已经得了肾脏疾病,导致门诊病人增多。还需要更加精确的指标来更好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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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的医生认为,在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对评估目前疾病的预后指标还可以,基本能预测疾病的转归,但目前还非常缺乏精确的预后指标。
张奉春教授认为,类风湿关节炎的预后目前主要根据临床因素来评估,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不是非常科学。例如,有20%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病情可以自然缓解,但在临床上并没有指标能够精确预测出哪些患者属于这一类。因此,虽然医生知道会有20%的患者不需积极治疗即可自然缓解,但不能因为这20%而放弃另外80%的患者的治疗。于是临床上目前还遵循着“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一经发现就要进行积极治疗。
而谈到疾病的预防,如果是病因明确的感染性疾病,可以通过隔离感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等方式来预防感染,但很多病因不明的慢性疾病,还缺乏明确有效的预防方法。
王振义院士说:在他所从事的血液病领域,急、慢性白血病的预后就有很大不同。慢性白血病的病程长,存活时间相对较长。而急性白血病则死亡率非常高,可以说性命攸关。目前把急性白血病的严重程度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高危治疗效果很差,病程很短,死亡率很高,5年存活率不足10%;低危,完全缓解率达到80%〜90%,5年存活率70%〜90%,主要根据分子生物学分类、基因改变进行分类。低危: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基因改变特殊,用t15\t17染色体交换异常,我们的研究方法治疗,5年存活率超过90%,一般高危10%〜15%。现代科学研究结果将白血病进行分类,也预测了预后的好与坏。
物理学的“上帝粒子”主要是建立一个模型,那么医学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是否也需要建立起模型?针对这个话题,吴孟超院士觉得很需要建立起诊断的模型。很多没有发现的疾病,经过人类的实践,就能不断被发现。比如说,肝癌,在过去诊断很困难,只能靠医生的直觉和经验,没有别的标准。后来慢慢找出了一些诊断的依据,比如甲胎蛋白,来诊断原发性肝癌;再加上广泛的普查,诊断水平有所提高。到目前,甲胎蛋白还是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重要指标。但是肝癌有很多类型,分子分型很多,有些类型肝癌的甲胎蛋白就是阴性的,所以又遇到困难了。所以还是需要不断进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诊断模型来指导临床。
曾小峰教授则表示:在医学方面,尤其是临床领域,很多时候都需要先建立一个模型,在诊断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进展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像诊断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类标准,把很多的人分类到一起,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因为将来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出现新的诊断标准。在作为一个研究上面,最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是应该先建立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应该与时俱进。
(作者:贾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