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命新知
SDG的里程碑遥遥无期，而新型传染病已悄然而至，古老的冠状病毒以生存的本能寄生、传代、变异，以惩罚的模式溢出，跨种族跳跃，已成为传染力超强的新冠病毒，以传统的方式传播及扩散，以本能的方式繁殖及杀戮，世界被新冠病毒肆虐，经济、贸易、生活、社会停摆。面对似曾相识的疫情，人类束手无策，终于无奈的低下了高傲的头，新冠患病死亡的数字日益攀升，一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无论高低贵贱，即使是国王、首相、总理、总统，在这一微生物面前也只有机会均等。在疫情下人们仍毫无招架之力。常规医疗停滞，非新冠患者被置于无医可寻的窘境，如同回到了中世纪，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罹患者再次成为被抛弃的易感者、殉难者及忽略者。
地球村只剩一个角落，在智者的觉醒及决断下，以最传统的封城、隔离、支援、分级救治模式控制了疫情，开辟了一片复活的生命绿洲。这一片绿洲上的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开始探寻如何应对疫情肆虐下的非传染性疾病？如何实现跨领域多学科的合作？如何实现SDG？如何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肖飞教授演讲：
图1是来自美国CDC的研究结果。黑色部分表示超过美国过去同期除新冠病毒外的全因死亡人数，最上面浅蓝色是把因新冠病毒病死亡与美国过去同期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的平均值进行对比后的增加量，可以看到非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率从2020年3月28号以后就开始上升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全世界22%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每年导致了4 000万人死亡，其中有1 500万人是早亡，占整体死亡人数的71%。对163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发现，全世界75%的国家的所有正常医疗服务全部被打断（图2）。
图3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贴出的告示。所有正常的医疗服务近乎中断(图3)。
医生转而使用SSDM（智能疾病管理平台），其中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黄安斌教授就用这个平台为患者服务，他表示疫情期间大约有七八百个患者的达标率优于平常门诊（图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董凌莉教授总结了湖北风湿科医生使用SSDM平台管理患者的数据，投到2020第六届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作为大会发言（图5）。
研究结果显示，红斑狼疮患者的达标率（SLEDAI ≤4），2020年比2019年的平均值提高了13.5%。这篇文章被刊登在《柳叶刀》杂志首页（图6、图7）。
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统计了5万多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图8）。往年在春季，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达标率都是下降的（2015年至2019年）。但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近3万名患者的达标率反而上升了，这是风湿科医生创造的一个奇迹。另外，全国红斑狼疮患者数据比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好。
董凌莉教授还做了风湿病患者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性研究，同样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图9）。
以北京协和医院赵岩教授为第一作者的研究文章，分析了疫情期间维持缓解患者复发的影响因素（图10）。
研究使用人工智能筛选了160个因素，最后预测出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该研究论文被当年的ACR所接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医疗为患者服务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图11）。
但是网络系统充斥着大量的不确定信息，所以WHO的文件中特别提到，要由医生主导宣传，避免“infodemic”，即信息疫情大流行。也就是说，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m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和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所以只有专业的医学专家们站出来清除这些网络垃圾，才能避免公众不被误导（图12）。
misinformation并不奇怪，1926年，诺贝尔奖得主Johannes Andreas（图13）在胃肿瘤老鼠模型的胃里面发现了寄生虫，由此得出胃肿瘤是由寄生虫导致的，他将伴随效应变成了因果关系，但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是不是misinformation？
无独与偶，奥地利医生Julius Wagner-Jauregg（图14）因发现使用疟原虫治疗麻痹症、痴呆患者，获得了192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曾任葡萄牙卫生部长的Egas Moniz（图15）发明了使用冰戳子穿过眼眶把大脑中隔劈开来治疗癫痫，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最后发现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手术之一。
除了诺贝尔奖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虚假的新闻和伪科学，比如说图16的那一位教授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发现了疫苗和小儿自闭症有相关性，结果没人接种麻疹疫苗了，导致近几年麻疹在整个欧洲开始大流行，所以这都是信息误导。
把世界上所观察到的综合起来叫数据（Data），数据梳理好了以后变成信息（Information），这些信息有很多是假的。信息综合以后，经过研究形成知识，知识是可以传播的，可以固化的。聪明的利用知识叫智能，合理的使用知识才叫智慧（图17）。
疫苗也有风险。世界上最大的疫苗事件：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大家一片欢呼，据说纽约大街上的所有人听到广播都停下来，鸣喇叭，大家相拥而泣。然而，五家获得授权生产该疫苗的公司，其中有一家没把疫苗检毒好，4万个小孩因此瘫痪，12万人被感染，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这是重大的事件。
脊髓灰质炎至今还在流行，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图18）。我们之所以能够消灭天花，是因为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各领着自己的阵营同意了WHO，一起挨家挨户地接种。据说本拉登就是在接种疫苗时被取得生物样本，然后发现他，把他暗杀了。所以拒绝接种这些疫苗，还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地缘问题。
这位女士是前英国驻奥斯曼大使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图19），她想知道中国商人为什么不得天花？结果她一打听，中国商人从11世纪就开始接种人痘。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银管把痂皮吹到鼻子里，一种是用刀切开小口，把痂皮种进去。据说发病的是1%，但是它避免了25%至50%的死亡，所以她就给她的2个孩子接种了。接种以后她把这个消息带给了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英国的国王听到后，因为要挑选王子继承王位，结果他就挑了4个死刑犯，给他们接种，如果不死就把他们释放，如果死了就算死刑了。这4个人接种后都活了，所以他把他2个儿子也接种了。
著名的Edward Jenner（图20）是一名乡村医生，原先他就一直接种人痘，直到他发现了牛痘。这段故事记载在美国和英国的医学史书上，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发表文章，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和沈锋教授，还有吴孟超院士，2007年就提出了一个理念叫“与疾病共生存”（图21）。为什么现在提出来了新常态（new normal），可能新冠病毒和我们共生存就成了一个新常态，它永远在我们人之间互相传染，不需要中间宿主，就是人传人，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成为划分新冠病毒前纪元和新冠病毒后纪元的标志。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依靠强大的国家体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执着献身的医学专家、同舟共济的人民、聪明智慧的科学家，经历了这次伟大的战役，我们胜利了，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疫情一定能成为我们中国医学科学晋升于世界领导者的一个契机和动力。让我们共同来拥抱机会，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快速蔓延的世界瘟疫大流行的危机，变成中国科学腾飞的机会，重新定义传染病及非传染性疾病。寻找它们共同的规律，一起预防、控制和治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据科学手段，让我们更好地与这些传染病共生存。
我们怎么看Syndemic（混合大流行）？实际上Syndemic背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运动少了、肥胖了、垃圾饮食多了、酒精使用的更多了、抽烟更多了、更抑郁了，以及家庭暴力更多了。但是另一方面是空气更好了，交通事故更少了，谋杀案更少了。而这一切怎样来平衡？怎么样从sick care到health care，从疾病治疗到真正的医疗卫生？
大循环把人分成4大组（图22），健康、风险人群的亚健康、疾病和康复，就把全人类都给覆盖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个大的循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它在一个时间段都有一个转化的概率，不管是哪个区域都有一个。我们要什么？这就像上帝给我们撒了一个骰子一样，我们的医生、我们的科学家就是能反达尔文进化论，就是能重塑上帝手里的健康骰子。
这次火花的碰撞，我相信一定会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一些痕迹。
九、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哪次传染病流行更似新冠病毒病？
主持人肖飞教授：
陈院士，您选择哪一个？
陈香美院士：
我和大家一样选择B，因为我们都经历了SARS，这次新冠病毒确实跟它很像，但是也有不同点。
主持人肖飞教授：
沈教授，您呢？
沈锋教授：
我跟陈院士选的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其实它也是冠状病毒，而且也是呼吸道感染的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种传染病。
主持人肖飞教授：
杨教授，您呢？
杨程德教授：
我也是选择B，但是通过这次命名，我们医生和微生物学家对疾病的识别大大提高了。过去面对SARS，是先有症状描述，过一段时间后才把它识别出来；但这次的冠状病毒很快就被识别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冠状病毒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中国的进步。
主持人肖飞教授：
黄教授，您的回答是？
黄安斌教授：
我也是选择B，这次新冠病毒流行早期，还没有传播的时候，通过患者不明原因的发热，通过测序发现新冠病毒有90%以上跟原来的SARS病毒都是相似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确实SARS和新冠病毒同属于β冠状病毒属，而这次冠状病毒可能和一个蝙蝠的病毒杂交了，但是具体的源头和传播还有待于科学家认证。
十、新冠病毒导致世界大流行，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
主持人肖飞教授：
陈院士，您回答的是哪一个？
陈香美院士：
最大的贡献当然是D了，建立及实施中国模式的防控疫情体系。A、B、C三个选项我们在国际上都是做的最好的，也是最早的，像病毒的分离，确实是在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为后续对病毒的诠释和制备疫苗都奠定了非常好的科学证据基础。但是如果问的是最大贡献，当然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体系了。现在世界各国的病例数都在增多，但中国限制在局部地区，只有很少数的群体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这也就更证明了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防控体系的科学性和实际意义。
主持人肖飞教授：
沈院长，您回答的是哪一个？
沈锋教授：
我完全同意陈院士讲的。D选项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中国举国之力的充分体现。其实B选项是D选项的前提，率先发现病毒传播方式和致病特点很重要。
主持人肖飞教授：
杨教授，您选哪一个？
杨程德教授：
我认为都很重要，哪一个做不好都不行。我觉得一个传染性疾病，最主要的是认识它，所以说我认为是A选项。
主持人肖飞教授：
黄教授，您是选哪一个？
黄安斌教授：
我赞同杨程德教授的意见，我认为都有道理，但是要从4个选项里面挑一项的话，应该是D。
十一、疫情期间，您在您的专科领域如何为患者服务？
主持人肖飞教授：
陈院士，您的选择是？
陈香美院士：
我当然选A了，为什么选A呢？因为我们肾脏病专业，慢性肾脏病患者可以暂时网上购药，然后我们再去指导他。但是血液透析的患者，还有腹膜透析的患者，一天都不能停。所以我们肾脏科的医生在这一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根据卫建委的统计，在去武汉抗疫的医生中，我们肾脏病专业的医生数量是排在第四位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肾脏科的医生，尤其是护士，一天都没有休息，因为有血液透析的患者。
从2010年，陈竺委员长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全国透析登记工作。当时在2011年正式拿到的数据才20几万，现在是80万透析患者，每日都在运行着，所以你想我们能停吗？不能停。所以我们肾脏科医生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尤其是血透患者，他要往返医院来透析，不能在家里透析。他在路途中、院内透析以及离开医院整个过程中，患者的压力也非常大，患者的恐惧也非常大。我们血透室的护士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很快就在2020年2月1日制定了方案，血液透析患者如何在疫情情况下维持透析。那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但总体来说我们医生们永远是为维系一个人的生命而努力的工作着。所以这个问题我就选了A。但是大部分人是选B，我也非常同意，因为当时其他的学科确实是保留了部分的秩序，但作为肾脏病专业来讲，我选的是A。
主持人肖飞教授：
沈院长，您是肝胆外科，您当时的状况是？
沈锋教授：
疫情其实成为了一种常态，我选的是A，基本上是保持原有的医疗秩序，包括门诊和手术。因为我们医院没有感染科，呼吸内科也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任务在哪里呢？不把患者放进来，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任务。我们医院对面就是上海市长海医院，如果有发烧的我们就把他转到长海医院去。
我们按照上海市卫健委的统一要求，同时我们医院也有更加严格的规范，坚持这一条了以后，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原来的医疗秩序。
主持人肖飞教授：
杨教授，您的选择是？
杨程德教授：
我选择的是A。因为从我个人去年一年的情况来看，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因为控制得很严，门诊量减少了。但是20天之后，门诊量又恢复到半天看60位患者。整个学科的门诊量较去年没有变化，说明我们主要还是坚持跟过去一样，该怎么看病怎么看病，因为我们必须解决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的诊疗问题。因为互联网不能完全解决这些患者的问题，所以说我选择了A。
主持人肖飞教授：
黄教授，您有疫区的经历，您怎么看？
黄安斌教授：
这个问题针对我们武汉的疫情的暴发地来讲，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存在过。最开始封城，2020年1月21日至4月8号，那就是常规的医疗秩序完全被打乱，封城、封院，无法为患者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刚开始大家心情比较紧张，完全无法为患者服务，有些患者也不能到医院去，比如说非感染性疾病患者有需求，需要通过网络平台咨询，我们主要是以移动医疗服务为主了。特别好的是有“风湿中心”APP平台，不断地有一些老患者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为患者服务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平台。
当然，只是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肩负着抗疫的任务，在会诊时我们发现，很多风湿病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他的免疫性疾病也被诱发了，包括常说的血管炎、主动脉血栓形成等。所以说当时新冠病毒可能跟免疫系统相互作用，诱发疾病加重。
2020年7月份以后，我们基本上恢复到正常的门诊，先期从3月份开始是排班门诊，逐渐到7月份基本上恢复到平时的门诊量。现在当然还是常态化防控，看门诊起码是需要戴好口罩。
十二、早期治疗新冠病毒的推荐近一半是错误的，今后如何提高科学判断及预测水平？
主持人肖飞教授：
陈院士，您回答的是哪一个？
陈香美院士：
我选的是D，为什么？因为这次是新冠病毒，将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新的一种病毒感染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证据可寻，所以循证医学证据是来不及找出来的。当然我们要加快循证医学的速度，它可以指导后续的抗疫，对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疗可能有益，但在当时只有先发挥临床医生的经验才最有效。临床医生要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们的临床症状，这是临床医生必备的两条。所以先对症治疗，然后再去布局临床方案的注册，但是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教训，也获得了很多的经验。
现在我们跟着国外跑，一会是这个药有效，一会用那个药有效，遍地开花，没有把宝贵的临床资源很快的集中起来，没有在顶层设计上，很快地说我们中国就应该按照这个方案去进行样本的多中心研究，大家各治各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验证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患者，包括疫苗的效应验证等都要到国外去做。
所以这些都说明了问题，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将来还会不断的出现，当然间隔多长时间，何时发生，我们希望用大数据、用智慧医疗去预测，但也并不一定就那么准确，就像天气预报可以预测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预案，要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我们现在布局的很多国家级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平时就应该应对各方面的临床研究。
我认为如果我当时在武汉的话，我肯定是像D选项所说的，毫无疑问。因为还是要发挥临床医生的经验，临床医生的经验能够迅速组织起来，制定一个小的适合病情的临床方案。
主持人肖飞教授：
我觉得陈院士说的非常有道理，在国际上英国让所有一线的临床医生一起提交方案，然后全国医生从中采纳一个方案，然后注册。比如说他们否定了瑞德西韦，否定了氢氯喹，否定了白介素6（IL-6），提出了激素的治疗方案，在这样的方案基础上一个个的肯定或排除。所以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我们应该有顶层设计，起码注册一些真实世界研究，大家有规范性地去尝试，要不然确实浪费资源了。沈院长，您是选哪一个？
沈锋教授：
我是选了D，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A和C是关键，这一次的传染病其实是来的猝不及防，突然出现的。包括循证医学的证据，包括研究注册这些可能都来不及。B和D之间我觉得要依靠更强的专家委员会，应该是多学科的专家委员会。
主持人肖飞教授：
杨教授，你选哪一个？
杨程德教授：
我选择的是D，我完全赞同陈院士的分析。
主持人肖飞教授：
黄教授，您呢？
黄安斌教授：
刚开始的紧急时期肯定是D，但是B也是必须的。疾病的发展很快，我们开始都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指南可以提供。只有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以抢救患者为第一位，患者都活不了，谈何什么诊疗指南、什么循证？当然，紧急时期过去以后，我们再来可以做一些循证医学，再来总结或者提出方案。实际上当时重症医学科内部也提出了一些治疗方案，根据新发病毒来进行初步的诊疗，包括是否使用ECMO、是否插管等。所以真的是要充分发挥临床医生的智慧和经验。
陈香美院士专场问答
主持人肖飞教授：
陈院士，您说透析的患者在疫情期间没有被旁置和忽略。那么，其他的慢性肾病患者，下一次疫情的话，怎么样来避免被忽略呢？
陈香美院士：
这个问题非常好。血液透析，就是尿毒症的患者，不透析就会死亡。但是其他的慢性肾脏病患者，确实被忽视了一些，因为门诊不能全面开放，患者也不能到北京来。所以，有一点就更体现出来了——智慧医疗。在智慧医疗里面，最重要的是慢性疾病的长期随访和人工智能的治疗，在这样急剧的疫情到来的时候，智慧医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的经验来看，因为疫情肆虐，患者不能够到医院来就诊，这是现实，比如武汉当地的很多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不能到医院去。
我认为疾病的分类还是必须要分成传染病和非传染病，这样大的方向，当然在这下面，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但总的来讲，非传染性疾病将来在疫情肆虐的最紧急的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这次疫情来了以后，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
以前大家总觉得智慧医疗、人工智能是不是剥夺了医生的能力？以后医生就没用了，网上看病、云里开药。但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有偏差的。因为智慧医疗、人工智能，确实能帮助我们对疾病的风险和疾病的预后有一定的预测。当然预测准到什么程度？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建模型，不断地修正，这就需要大数据，所以说精准的大数据对临床来讲非常重要。慢病，包括慢性肾脏病的大数据我们虽然做了一些，但是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我今天为什么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赶来了呢？是因为肖飞，他每次做的《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都非常有前瞻性，对我们这些临床医生有用。因为我们临床医生是非常典型的，见到什么患者就治什么病，简单地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是肖飞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对现代科学和古老的、传统的临床医学的结合点有很多思考，也促进交叉，产生新的火花。近几年我越来越觉得，智慧医疗通过风险的、预后的预测，可以帮助患者。因为中国现在才有注册医生100多万，助理注册医生160万，所以加起来360万。虽然360万数量也很大，但是中国的患者没有完全按照三级诊疗。所以每天门诊量，一个医生一个上午就要60个患者，一天要坐那要看120个患者，这样的看病时间，如何能够看得精准呢？所以这就更需要大数据。
大数据我们现在都有，但如何精准、如何医学生物学分析？我们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做好了，我们才能更好地预测。另外，更好的是这种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给我们国家制定医疗保障政策，尤其医保。所以，随访非常重要。现在全国虽然有些大学科、大中心做了一些随访，甚至达上万例、几万例、几十万例，但中国的患者群体极大，糖尿病、慢性肾脏病1亿多，这么大的群体根本没有在做随访。别说是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随访，如果把其中1000多万随访起来，我们就好预测，也可以给政府提供什么时候应该给什么样的医保，应该保证到什么程度，包括医疗卫生改革建议。疫情来了，也就不用着急，好比说IgA肾病，这一年内预测疾病没有进展，就维持当前药物治疗就可以了。所以，疾病的慢病管理，好在哪呢？是手机上能够管理，患者可以自己管理。这点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专家做得更好。
肾脏病比较复杂一点，但也不是不可以做。患者自我管理要靠360万的执业和助理执业医生从疾病的治疗到健康管理这么大的跨度全做，那健康中国实现就很困难。如果要把慢病管理做好，长期的随访管理做好，那么不管什么疫情来了，你都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药物进行治疗，再配合智慧医疗，再配合一些处方去买药就可以了，因为有些药物不需要一定到医院来开。
从这次疫情中，我也更重视了慢病的管理，我一个老的临床医生整个地转变了理念。我们医生当然是要以看病为主，但我们的理念必须改变。从疾病的治疗到健康管理，这是全链条的。如果只关注你到医院来看病，那永远看不完。
我多次提过建议，医生应该有一个医疗助理，靠他们去采取、抓取精准的数据。这次的疫情突如其来，要比当年的SARS要猛烈得多、肆虐的程度也更大，2020年2月份到3月初，整个北京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学科，除了急诊以外，虽然没有关门，但是执行值班制度，这种情况下慢病的患者等待多长时间呢？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现在美国也正在这样，他们的慢病怎么控制的？我也在思考，但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
主持人肖飞教授：
这是一个世界难题，谢谢陈院士。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有学术带头人，而且是思想的转变，叫paradigm shift。而且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从sick care到health care这个转变，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思维转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在座的几位都来回答，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计划，2030年要将本领域的慢性病减少1/3的死亡率，您有信心吗？陈院士？
陈香美院士：
有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提的目标是很高的，目标也是准确的，但是这个率的问题，我也对它有一些想法。WHO把全球都要控制在⅓，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虽然同一种类型的疾病，在某些区域或某个层次达到什么水平，这还是有可能的。要把全球实现了，好比我们全国肾脏病死亡率九年的时间下降了1/3，就看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体系是怎么做？另外，我们医生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大的循证医学的证据，现在也都是用国外的循证医学证据来参照着执行。所以国家要对临床医学加大力度。我们国家虽然临床研究跟以前比起来大有进步，也得到了很多高水平的证据，但是还远远不够。要是有了很多的循证医学证据，那降低⅓，我们作为临床医生还是有信心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杨教授，你觉得咱们风湿科领域能做到吗？
杨程德教授：
目前来讲，我觉得风湿科领域做不到，为什么？还有九年时间，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或一类革命性的药物，这种革命性的药物会改变现在我们治疗风湿性疾病的模式，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大幅降低50%。按现在的我们手头上能用的药物，仅仅是在程序上、在理念上或者用药的方式上做改变，我觉得已经达到了相对极限，所以说改变不了50%。
主持人肖飞教授：
黄教授您觉得呢？您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吗？
黄安斌教授：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率应该还是要分层，看是什么病，比如说类风湿，致残率要达到降低5%，可能还有点希望对不对？死亡率可能难。
主持人肖飞教授：
沈教授，您从肝癌这个方面有这种信心吗？
沈锋教授：
无论国际学术组织，还是国家政府的政策，当推出比如慢病的重大研究计划时，都要给一个率，比如说降低1/3，降低50%。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200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重大专项推出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陈院士那时是评委，推出的时候，国家卫生部一定要求肝癌的总体生存率下降12%，这是下达的目标。后来，有一天在办公室，几位前辈——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顾建人院士，好多院士都在一起商量，怎么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在临床上，生存率要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地域来判断，有很多影响因素。后来，几位老师们想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他们说“肝癌5年生存率，在部分单位下降12%”。后来，顾建人院士又提出来，“部分单位”卫生部听了要不开心，就换成了“主要单位”，“肝癌生存率在主要单位下降12%”。
陈香美院士：
后来在2017年，工程院让我参与重大传染病，我代表工程院向国务院提出来你们的最大成果是什么？最后我说，还是在“示范区域”，就是在你们研究的那个区域死亡率下降了多少。我们国家确实是乙肝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应该这样讲，40岁以下几乎看不到乙肝相关性肾脏损害的患者了，这是最大的成绩。以前病房里住院，可能10个患者里面有30%都是乙肝相关性肾炎，现在40岁以下几乎是没有了。因为从得了乙肝到肾脏损害要有十几年的时间，现在30岁以下，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对乙肝的防控，尤其出生婴儿的防控是做得最好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这让我们非常兴奋，所以闻院士也非常欣慰，您一直推动我们国家乙肝的预防和治疗。
直播问答：新冠病毒的变异、后遗症及疫苗接种
下面是本次论坛直播中观众提出的问题，中国科学院赵国屏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肾脏科主任胡昭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杨程德教授分别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问题一：新冠病毒现在有多少种变异？
主持人肖飞教授：
我们来看第一个直播问题——新冠病毒现在有多少种变异？
赵国屏院士：
现在变种其实是一直有的，也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重要的是看会不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像英国的变种一样，目前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除了英国的一种以外，还有一些来自南非的变种，我们也是比较关注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目前有两个非常明确的传播力加强的变种，一是在英国加强了70%的传播，一个是南非的，让人更担心的是它在非洲蔓延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不幸的万幸，它的毒性没有增加，导致死亡率并没有增加。
问题二：新冠病毒治愈后会有后遗症吗？
主持人肖飞教授：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直播互动问题——新冠病毒治愈后会有后遗症吗？胡教授，您经历的患者有后遗症吗？
胡昭教授：
如果是当时在重症的时候，肺部的后遗症还是有的，因为我们刚开始治疗出院以后，大概追踪了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有些已经有肺损伤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肺部的后遗症是很明显的。我们做的心血管的研究发现，心律失常也有一部分，但肾损伤相对来说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研究了机制以后觉得肾损伤相对轻一些，如果说从AKI（急性肾损伤）能够转回来的话，大部分患者还是可以，少部分患者可能会转成慢性的肾脏疾病。所以这个要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主要看他的基础疾病，还有他引起这些疾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相对来说有合并症的或有并发症的这部分患者，新冠治疗以后可能会有一部分后遗症的这种情况。
问题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能打新冠疫苗吗？
主持人肖飞教授：
下一个直播问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能打新冠疫苗吗？杨教授您来回答。
杨程德教授：
按现在我们打新冠疫苗，有免疫病的都不给打。从理论上来讲，新冠疫苗，我们现在打的是灭活的疫苗，应该来讲，按我们风湿病很多疫苗接种的指南，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肺炎、带状疱疹等等这些疫苗，包括HPV的这些疫苗，指南都讲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落实到新冠疫苗，因为我们对疫苗现在了解的不多，所以说现在态度是更谨慎一些。所以，有免疫病的都不建议使用，大概是这个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