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面临着民众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这一矛盾愈演愈烈。
在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实施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全科医生是社区健康的守门人;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的是由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险;美国曾经是医疗保障最差、最复杂的国家,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医疗保障——老兵有退伍军人保障、65岁以上老人有免费医疗、低收入群体有免费基础医疗、公司及员工有由他们共同出资组成的医疗保险,但还有四千万人没有任何保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其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骄傲,强制所有美国公民加入国家医疗保险,并大力控制医疗收费。但因为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及政治原因,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奥巴马的医疗保障体系废止了。
无论哪种医疗保障体系,国家的医疗支付机构均日益不堪重负,医疗费用的支出在不同国家占到GDP的10%~18%,成为所有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巨额国家支出换来的却是民众的怨声载道,看病难、效率低是各国通病。在美国,病人要等两个月才能在专科医生门诊就诊;在德国和加拿大,病人甚至要排队等待半年才可以接受小手术。有的病人数月后乘飞机如约就诊,结果却被告知一切按原方案治疗,只是解读一下实验室检查结果。
在我国也有类似情况,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十大利益相关方——病人、医生、医疗机构、药企、医疗主管部门、药政主管部门、媒体、医保、商业保险、专业学会,互相抱怨、相互推诿。但刨析抱怨的背后,实际上存在很多悖论:中国的看病难是看病太容易造成的;看病贵是资源滥用及不合理治疗导致的;我国实施医保全覆盖,但因支付有限及不平等,广大民众仍恐惧因病致贫;中国有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但国际学术届的话语权及声音极小;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缺少有价值的数据;中国医疗体系由国家主导,但医疗单位的数据却无法互联共享,成为数据孤岛;所有慢性病的治疗原则是控制病情,甚至达标(即缓解),但因没有随访体系,病人的达标治疗无从谈起;所有慢性病在病情变化时的处理原则是:当病情加重时采取“上台阶”,调整方案加强治疗以控制病情,而病情减轻及被控制时,则采用“下台阶”,减少用药种类或降低剂量,提高治疗的安全性,但随访的缺失、甚至在门诊医生也无时间及精力评估病人的现实,让这一原则成了摆设;所有的医生都会在联合用药出现不良事件时,调整用药方案,但如何减药、如何换药,大多凭个人经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所有人都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但数据采集、储存、安全、共享、挖掘、分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人、一个医疗机构无法实现的,特别是数据采集,在繁忙的工作情境下,医生根本无暇顾及,同时,将简单的、庞大的数据采集工作强加给医生,是对医生智商的侮辱。
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和难点,2014年,在“赋能患者,让患者自己管理疾病”理念的引导下,上海哥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发了一款移动应用软件及医患互动平台——智能疾病管理系统(Smart System of Disease Management,SSDM)。在首诊及接受培训后,患者下载APP,承担起了数据采集工作,通过SSDM,可以实时记录自己的检查结果、用药情况,以及不良事件信息,并可以自主实施疾病评估,不仅能形成自己的电子病历,还可以将这些信息授权给主诊医生,得到医生的关注和随访,并据此开展有依据的咨询。目前,SSDM平台已有近10万病人常规使用,与来自全国600余家医院的2000余位优秀风湿科医生绑定、授权互动,涉及23种风湿病。
SSDM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形成大数据,并通过数据挖掘梳理出信息,再利用数据分析总结出知识,在此基础上找到模式/规律,从而建立模型/算法,实现人工智能,帮助解决现实医疗问题,最终做到医学预测和辅助医疗决策。
基于这一整套的从数据采集到人工智能的思路,SSDM从诞生到现在,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已经产出了46项研究成果,均被国际学术会议及全国风湿病年会接收,多项成果还受邀做了口头发言,这是难得的殊荣。
研究显示,通过SSDM医患互动,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门诊奔波,降低了高达六倍的机会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医生还可以预约有必要的病人赴医院就诊。同时,通过重复使用SSDM,在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的整体达标率在12个月后由基线的28%提高到了65%,而且,借助SSDM的药物不良反应警示系统,医生得到警示信号后及时干预,避免了药害事件的发生。由此,中国医生基于SSDM安全、有效、经济、易获得、方便、体验好的特点,在世界上首次提出革命性理念:“疾病管理是良药,智能疾病管理优于良药;SSDM释能医生,赋能病人”。
通过SSDM,医患关系及角色得以重新定义,病人变成了疾病的主人、疾病管理者、数据采集者、医生的助手、伙伴,医生成为了数据及医疗中心,为病人实施指导、远程精准医疗,因此,奇迹出现,所有的医疗痛点及难点均可迎刃而解,有望将十大利益关联方的关系由相互指责、抱怨、推诿的敌对,转变为合作、共勉、共进的协同。
因此,SSDM不仅仅是风湿病人的良药,也有望成为中国学者发明的治疗世界医疗卫生痛点和难点的良药!
请关注本期2018 ACR 特别报道:中国医生为世界展示医疗痛点解决方案,发出智慧医疗最强音。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面临着民众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这一矛盾愈演愈烈。
在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实施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全科医生是社区健康的守门人;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的是由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险;美国曾经是医疗保障最差、最复杂的国家,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医疗保障——老兵有退伍军人保障、65岁以上老人有免费医疗、低收入群体有免费基础医疗、公司及员工有由他们共同出资组成的医疗保险,但还有四千万人没有任何保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其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骄傲,强制所有美国公民加入国家医疗保险,并大力控制医疗收费。但因为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及政治原因,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奥巴马的医疗保障体系废止了。
无论哪种医疗保障体系,国家的医疗支付机构均日益不堪重负,医疗费用的支出在不同国家占到GDP的10%~18%,成为所有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巨额国家支出换来的却是民众的怨声载道,看病难、效率低是各国通病。在美国,病人要等两个月才能在专科医生门诊就诊;在德国和加拿大,病人甚至要排队等待半年才可以接受小手术。有的病人数月后乘飞机如约就诊,结果却被告知一切按原方案治疗,只是解读一下实验室检查结果。
在我国也有类似情况,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十大利益相关方——病人、医生、医疗机构、药企、医疗主管部门、药政主管部门、媒体、医保、商业保险、专业学会,互相抱怨、相互推诿。但刨析抱怨的背后,实际上存在很多悖论:中国的看病难是看病太容易造成的;看病贵是资源滥用及不合理治疗导致的;我国实施医保全覆盖,但因支付有限及不平等,广大民众仍恐惧因病致贫;中国有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但国际学术届的话语权及声音极小;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缺少有价值的数据;中国医疗体系由国家主导,但医疗单位的数据却无法互联共享,成为数据孤岛;所有慢性病的治疗原则是控制病情,甚至达标(即缓解),但因没有随访体系,病人的达标治疗无从谈起;所有慢性病在病情变化时的处理原则是:当病情加重时采取“上台阶”,调整方案加强治疗以控制病情,而病情减轻及被控制时,则采用“下台阶”,减少用药种类或降低剂量,提高治疗的安全性,但随访的缺失、甚至在门诊医生也无时间及精力评估病人的现实,让这一原则成了摆设;所有的医生都会在联合用药出现不良事件时,调整用药方案,但如何减药、如何换药,大多凭个人经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所有人都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但数据采集、储存、安全、共享、挖掘、分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人、一个医疗机构无法实现的,特别是数据采集,在繁忙的工作情境下,医生根本无暇顾及,同时,将简单的、庞大的数据采集工作强加给医生,是对医生智商的侮辱。
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和难点,2014年,在“赋能患者,让患者自己管理疾病”理念的引导下,上海哥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发了一款移动应用软件及医患互动平台——智能疾病管理系统(Smart System of Disease Management,SSDM)。在首诊及接受培训后,患者下载APP,承担起了数据采集工作,通过SSDM,可以实时记录自己的检查结果、用药情况,以及不良事件信息,并可以自主实施疾病评估,不仅能形成自己的电子病历,还可以将这些信息授权给主诊医生,得到医生的关注和随访,并据此开展有依据的咨询。目前,SSDM平台已有近10万病人常规使用,与来自全国600余家医院的2000余位优秀风湿科医生绑定、授权互动,涉及23种风湿病。
SSDM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形成大数据,并通过数据挖掘梳理出信息,再利用数据分析总结出知识,在此基础上找到模式/规律,从而建立模型/算法,实现人工智能,帮助解决现实医疗问题,最终做到医学预测和辅助医疗决策。
基于这一整套的从数据采集到人工智能的思路,SSDM从诞生到现在,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已经产出了46项研究成果,均被国际学术会议及全国风湿病年会接收,多项成果还受邀做了口头发言,这是难得的殊荣。
研究显示,通过SSDM医患互动,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门诊奔波,降低了高达六倍的机会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医生还可以预约有必要的病人赴医院就诊。同时,通过重复使用SSDM,在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的整体达标率在12个月后由基线的28%提高到了65%,而且,借助SSDM的药物不良反应警示系统,医生得到警示信号后及时干预,避免了药害事件的发生。由此,中国医生基于SSDM安全、有效、经济、易获得、方便、体验好的特点,在世界上首次提出革命性理念:“疾病管理是良药,智能疾病管理优于良药;SSDM释能医生,赋能病人”。
通过SSDM,医患关系及角色得以重新定义,病人变成了疾病的主人、疾病管理者、数据采集者、医生的助手、伙伴,医生成为了数据及医疗中心,为病人实施指导、远程精准医疗,因此,奇迹出现,所有的医疗痛点及难点均可迎刃而解,有望将十大利益关联方的关系由相互指责、抱怨、推诿的敌对,转变为合作、共勉、共进的协同。
因此,SSDM不仅仅是风湿病人的良药,也有望成为中国学者发明的治疗世界医疗卫生痛点和难点的良药!
请关注本期2018 ACR 特别报道:中国医生为世界展示医疗痛点解决方案,发出智慧医疗最强音。
旧金山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的Ghasemiesfe等研究人员对22项观察性和干预性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后发现,吸食大麻会使咳嗽、咳痰和喘息的发生风险增加2到4倍。
目前,美国成年人的大麻使用率为13.3%,而美国年轻人(18岁~29岁)的大麻使用率已经从2002年的10.5%增加到2014年的21.2%。而且,每天约有7000名美国人在吸食大麻。
对于吸烟的危害,我们目前已经很清楚,而大麻中颗粒物质、有毒气体、活性氧和多环芳烃的浓度是烟草烟雾浓度的20倍左右。而且,大麻引起的支气管炎症的组织病理学改变与吸烟也是相似的。因此,大麻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对呼吸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其危害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为了研究大麻的使用与呼吸道症状、肺功能和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研究人员对PubMed、Embase、PsycINFO、MEDLINE和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中从1973年1月至2018年4月间以英文形式发表的关于大麻使用的观察性和干预性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最终纳入了22篇研究,其中,10篇为前瞻性队列研究,12篇为横断面研究。
对其中2篇队列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后显示,大麻的使用会增加咳嗽(风险比RR为2.04)和咳痰(风险比为3.84)的风险。对横断面研究进行分析后显示,大麻的使用同样会增加咳嗽(风险比为4.37)、咳痰(风险比为3.40)、喘息(风险比为2.83)和呼吸困难(风险比为1.56)的风险。但是,研究中关于肺功能和阻塞性肺疾病的数据不够充足。
研究人员最终认为,低质量的证据表明,吸食大麻与咳嗽、咳痰和喘息有关,但其与肺部功能和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尚不明确。(作者:马雷雷)
参考文献: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8;169:106-115
单一吸入器维持和缓解治疗(single maintenance and reliever therapy,SMART)——吸入糖皮质激素+长效β激动剂(long-acting β-agonists,LABAs)作为控制治疗和快速缓解治疗,是治疗持续性哮喘的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案。
研究人员就SMART在持续性哮喘患者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研究纳入了涉及SMART对比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或不联合LABA)作为控制治疗+短效β激动剂作为缓解治疗的试验。主要终点是哮喘加重。
该研究共纳入16项随机临床试验(n=22748名患者),其中15项评估了SMART治疗——单一干粉吸入器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的联合疗法。在12岁或以上的患者中(n=22524;平均年龄42岁;65%为女性),与使用相同剂量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和LABA作为控制治疗相比,接受SMART治疗的患者的哮喘加重风险显著降低(RR=0.68);与更高剂量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和LABA作为控制治疗相比,SMART治疗组的风险仍显著降低(RR=0.77)。
与吸入糖皮质激素单独作为控制治疗相比,SMART也显示了与上述类似的结果。在4至11岁的患者中(n=341;平均年龄8岁;69%为女性),与接受更高剂量的吸入糖皮质激素作为控制治疗(RR=0.55)或相同剂量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和LABA作为控制治疗(RR=0.38)的患者相比,接受SMART治疗的患者的哮喘加重风险显著降低。
在这项针对持续性哮喘患者的荟萃分析中,与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或不联合LABA)作为控制治疗+短效β激动剂作为缓解治疗相比,SMART疗法与降低哮喘加重风险有关。对于4至11岁患者,证据有限。(作者:高建臣)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8; 319:1485-1496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在心理健康方面,由两个母亲抚养的孩子与由父母抚养的孩子没有区别。
许多精神疾病的高峰发生在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尤指18岁~25岁)。正在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美国全国女同性恋纵向家庭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NLLFS)随访了一群父母是性少数的孩子。这项纵向研究提供了机会来检查这些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时期(1986年~1992年),研究人员招募了154名准妈妈(通过供者人工授精怀孕,即精液来自自愿供精者)。在第六个时期,研究人员通过成人自我报告(Adult Self-Report),评估了77名指示(index)后代(均为25岁)的心理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在适应功能(家人、朋友、配偶或伴侣关系及教育或工作表现)、行为或情绪问题、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得分及参与者得分在边缘或临床范围的比例方面,NLLFS后代样本与匹配样本之间无显著差异。
NLLFS青少年的社会、学校/学术能力和整体能力都高于美国青少年的性别匹配标准样本。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NLLFS的母亲们积极投入到养育过程中。在怀孕期间,准妈妈们参加了课程,并成立了支持小组来学习育儿。她们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既往大量研究也表明,父母孩子关系融洽与青少年更好的适应能力有关。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以及采用非随机样本的方法。这些研究结果需要在更大的人群中得到复制。
总之,在这项父母是性少数的25岁年轻人的前瞻性研究中,那些通过供者受精受孕出生的孩子与普通人在心理健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8;379:297-299
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CC)和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于2017年发布了高血压治疗的新指南,该指南一经发布就引起了激烈讨论,因为它将高血压的标准“调低”了:既往所有指南都将收缩压≥140mmHg,或者舒张压≥90mmHg定义为高血压,而新指南则降低了10mmHg,将收缩压≥130mmHg,或者舒张压≥80mmHg定义为高血压。而且,治疗血压目标值更低、治疗人群也大大扩展:收缩压130~139mmHg/舒张压80~89mmHg的一部分人群也被纳入治疗范畴——血压范围在此范围,且年龄≥65岁、既往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史(或者预计这类疾病的10年发生风险≥10%)、慢性肾病、糖尿病的患者都要接受降压治疗;所有患者无论基线血压多少,目标血压都被定义为在130/80mmHg以下。而现行目标血压对于大部分患者而言都定在140/90mmHg以下,对于60岁以上不伴随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者,目标血压更宽松,为150/90mmHg。
按照美国这一新指南,美国45岁以上的人群中将有半数以上被贴上高血压的标签,相当于7千万人,如果将这一标准套用到中国,则将有2.67亿人被归为适用降压药的人群,让本就高企的降压药使用率大幅抬高。美国耶鲁-纽黑文医院的Harlan M Krumholz领导开展的一项研究经计算得出:如果采用新指南,美国750万人、中国5.5千万人都将可以开始降压治疗,而美国1.4千万人和中国3千万人都要接受更“强化”的降压治疗。
研究证据显示,降压药物治疗的确能起到降低脑卒中和心脏病发生风险的作用,然而,大范围用药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高血压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就像2型糖尿病,两者都属于不良生活方式所致疾病。高血压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逆的渐进性疾病,然而,现在我们知道通过减轻体重,高血压是可以逆转的。无论是通过卡路里限制还是碳水摄入限制来降低体重,都可以改善血糖、血压和血脂,是预防和治疗2型糖尿病的关键。
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也属于生活方式病,与超重、肥胖密切相关,2型糖尿病以及心脏病患者也是NAFLD的高发人群。至于治疗,同样取决于减重,这通过节食和运动就可以实现。目前,FDA没有批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NAFLD,但已经有100种左右的药物在2期或3期临床阶段,预计到2020年,NAFLD的市场将达16亿美元。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原本没必要用药物来治疗由不健康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药物对这类疾病本来就不是“正解”,花钱买来的可能不是效果,而是副作用。与其让大多数成人吃药,还不如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改变社会、生活习惯、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从根源上减少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8;362:k3046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8;362:k2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