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杂志
2009年09月号
卷首语
异化的知情同意
采编总监

    笔者曾因腰部扭伤到一家三甲医院就诊,值班医生简单问完病史,表示需要排除腰椎骨折,开出一张腰椎CT检查申请单。我告诉医生这仅是轻微的损伤,根本没有任何骨折的可能,并向医生介绍了一篇CT放射性增加癌症发生率的文章。那位医生不耐烦地让我少罗嗦,在病历上写下“病人拒绝检查,一切后果自负”的字样,并让我签字。之后,他为我开了一种新型非甾体抗炎药,告知我那是一种对胃肠道刺激性小的COX-2抑制剂。当我问及此药是否会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时,医生很不高兴,反问我:“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当我表示希望得到普通的非甾体抗炎药时,他在我的病历上写下“病人拒绝治疗,一切后果自负”,并要求我再次签名。

    我的两次签名实际上是一种被异化的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医疗活动中的知情(inform)和同意(consent)源远流长,背后的基本原因是:任何一种治疗手段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One man's medicine, another man's medicine ——一个人的救星、另一个人的毒药”是一句非常古老、家喻户晓的谚语。远在八百年前,中世纪的医学及哲学大师 Nachmanides 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没有得到许可,医生不应对病人实施治疗,每一个治疗措施均含有风险,损害常常伴随着治疗。” 两千年来,医生基本遵循了这个原则,但让病人知情并获得病人的同意基本上是口头的。

    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出现于二十世纪,主要原因是医患关系的演化。现代社会里的医患关系是一种伙伴合作:病人是医疗行为最终的决定者,医生的职能是向病人解释疾病情况、提出并分析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帮助病人做出最佳的选择。因此,在实施重大治疗前(如风险较大的外科手术),医生通常会征得病人的书面同意。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新药研发的商业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数量大大增加,新药的研发也渐渐演变为一种有巨大潜在利益的商业活动。知情同意书的作用是让参加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充分了解参与试验的风险,保护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利益。

    如今,八股文式的知情同意已经渗透到临床实践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已背离了知情同意的初衷。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和扭曲,医生将知情同意变成了保护自己的护身符,而忽略了病人的利益,甚至给病人带来伤害。异化的知情同意让医生失去了执行科学判断的能力,无法负起医者的责任,由此造成的悲剧不断发生。

    不久前,因没有获得知情同意,医生未对一危象孕妇实施剖腹产,导致母婴死亡。路上遇到异物窒息的病人,因没有知情同意,医生以圆珠笔杆行气管穿刺救病人的场面已成往事。异化的知情同意往往还会给病人造成不可挥去的心理阴影。在实施治疗前,向病人宣读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完成了知情的任务,但无关切、无分析;冷酷的照本宣科,甚至会产生负安慰剂作用,大大降低治疗手段应有的疗效。

    医生不但要治病(cure disease),更要治人(heal patient)。而治好病人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医患应是真诚的伙伴,而不应成为相互猜疑的陌路人。当今流行的、变异的及目的不正的知情同意,就像一个个发生突变的肿瘤细胞,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充当了医患隔阂的元凶。

    知情同意的本意是:用合适的语言,让病人全面了解疾病的本质、检查及治疗方案的效益与风险,结合病人的教育背景,使其积极参与分析及判断,并根据病人的经济状况,共同做出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以减轻医生的精神及工作负担,营造医患信任的社会氛围为前提。

    本期“现代观点”栏目,刊登了方笋的文章“超越知情”,对知情同意的内涵及延伸进行了探讨,敬请关注。

(作者:肖飞、张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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