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留有时代烙印的特殊家庭

    1935年，王正国出生于福建漳州，他的家庭留有那个年代的特殊烙印——父亲是国民党军医，母亲是普通小学教员。1936年，随着时局恶化，父亲将母亲和尚在襁褓中的王正国还有大他三岁的姐姐送到安徽滁州外祖父家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部队转移至重庆，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时，王正国还只有半岁，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我一生当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每每提起母亲，王正国都如是说。尽管日子过得拮据，但母亲仍坚强地独自带大了两个孩子，并且一直重视对他们的教育。

    从小王正国就是个胆大的孩子，富有“造反”精神。小学时，课本虽然校外也有卖的，而且价钱更便宜，但学校却要求学生们必须买盖了学校印章的、价钱更贵的课本。“其实我应该当‘顺民’，因为我妈妈是学校老师，但是我那时候就跟几个小朋友‘造反’，不买学校的，买外面的。”为这件事情，校长很生气，在放学的降旗仪式上，校长把王正国拉到了台上，打他手心以示惩戒。从王正国儿时的经历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喜欢循规蹈矩，有反抗精神的倔强孩子。这也对他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有帮助——什么事都想问个为什么。

    四年级以前，王正国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五年级时，家庭的变故使他迅速成熟起来。那时，母亲到北京去寻找王正国的父亲，但父亲却避而不见，原来父亲已再婚。母亲郁郁地回到家中，躺在床上一个月，不思饮食。王正国和姐姐从那时起突然间长大了，姐弟俩的学习成绩明显进步。在这以前老师给王正国的评价是：“该生浮躁，平时不知尽心求学，甚为可惜。”两年后，王正国小学毕业时，考到了本校150余名毕业生中的第二名，这一成绩在省立中学、县立中学也是名列前茅。初中三年，王正国年年都获得奖学金。高中，他考取了原中央大学附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该校素以出人才著称，现在该校已走出40多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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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从“捣蛋鬼”到党员

    1950年，王正国高中二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军校，并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系学习。

    刚上大学时，王正国还不满15周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这并没影响他的学习。上中学时王正国学的是英文，而大学里要学俄语，这让他感觉很新奇，学得兴趣盎然。刚开始学俄文的时候，王正国念着念着俄文无意中会冒出一个英文单词，逗得大家忍不住发笑。后来，他往往在上课头天晚上预习好俄文课本（当时既有俄文课本，又有配套的中文课本），上课时就只带俄文课本，不带中文课本。这样刻苦的学习使他很好地掌握了俄文，此后还翻译过两本俄文书并出版。

    由于年龄小，正是淘气的年纪，已经是大学生的他也不免令人头疼。1950年入团的他自诩“老革命”，和同班的另一位年龄也较小的同学是班里的“捣蛋鬼”。在团支部讨论新团员的时候，大家都举手同意，就他们两个反对。将到18岁的时候，王正国入党了，并当上了分队长，管108个人，此时的他懂事了许多，同班当团支部书记的同学后来告诉王正国：“你那时是三类团员——最差的一类，调皮捣蛋”。这其实是性格使然，就如他小时候一样，王正国从来都不是保守、中规中矩的人。

三、榜样的力量

    大学毕业后，王正国被分配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这里以科研为主，临床工作非常少。但他当时对军事医学并不感兴趣，非常想做临床工作，最好是外科医生，能每天拿手术刀。王正国所在的是外科系，16个人报名，只有2个人被录取，大家都很羡慕他。那时，外科系人员一半时间在临床，一半时间在实验室，但王正国整颗心都在临床，在实验室只是应付差事。后来，外科系就只在实验室搞军事医学研究，不再接触临床，这使王正国很不习惯，也不喜欢。

    王正国看法的改变得益于榜样的力量。蔡翘（生理学家）、周廷冲（生化药理学家）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隐姓埋名地做军事医学研究，这令王正国深受感动，他说：“我特别尊敬他们。我崇拜的不是院长、将军，我崇拜的是这些老师，他们能够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地做这项事业，令我非常感动，很自然地向他们学习。这比政治口号和教科书的力量大多了。”思想转变之后，王正国就开始了认真工作，以后又对自己的工作渐渐产生了兴趣，再也停不住了，事业的脚步越走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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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高中物理起步的冲击伤研究

    最初，王正国研究的是烧伤、放射复合伤，跟着盛志勇院士等老师来做。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开展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跟老师们学会了怎么进行科研选题、科研设计、写文章等等，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1970年，组织提出希望王正国负责冲击伤研究（冲击伤是核武器、爆炸性武器以及平时各种爆炸事故时形成的高压、高速冲击波对机体造成的损伤）。“接还是不接这个任务？”王正国面临抉择。当时，很多同事都善意地劝他不要涉足这个领域：“冲击伤重伤治不了，轻伤不用治，研究它有什么用？”而且王正国从事放射、烧伤研究已多年，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接受这一任务就意味着要从零开始。但是这些都没有阻碍王正国接下这个任务，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军队，特别是核武器威胁的存在，总得有人来研究冲击伤。”

    刚开始冲击伤研究时，因为对很多物理概念（如超压、负压等）不太清楚，王正国就从高中物理看起，同时他还组织翻译了国外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了一本小册子，从文献打好基础。为了研究冲击伤，王正国还要经常去核试验场做研究。他指着自己的头发开玩笑道：“不知道那时老进出核试验场跟我现在头发稀少有没有关系。”试验场上会在距离爆心不同远近的位置布防很多小动物，爆炸后要马上对这些动物进行回收和解剖，掌握冲击伤第一手资料，每次要连续解剖几十只、上百只动物，解剖到后面，人连站都站不住了。这些材料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很少有地方能做，中国是其中之一。劳累还是其次，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天气。由于核试验场位于沙漠戈壁，夏天非常炎热，室外温度高达四十几度，帐篷里面像是蒸锅一样，让人闷得要命，非常难受。冬天则是彻骨的寒冷，即使穿了两层皮大衣仍似乎觉得没一点作用。这些苦在王正国看来都可以忍受：“还好，我大学的时候是在黑龙江，也是冬天很冷的地方，所以还受得了。我在年轻时受了一些锻炼还是有很大好处的。”经过10多年的积累，1983年，王正国主编出版了国际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冲击伤致伤机理和防治措施的专著《冲击伤》。虽然当时这本书印得粗糙，但里面的内容却吸引了美国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当时决定要把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作为参考。

    1984年，经过3年刻苦攻关，王正国与中科院物理所俞鸿儒院士等合作，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冲击伤实验室研究设备——生物激波管。此前，做冲击伤研究的方法是点燃炸药，利用起爆后的高压气体造成机体损伤，王正国觉得这太“土”了，并产生了做先进的冲击伤研究设备的想法。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哈尔滨车场床的协作下，终于做出了与国际接轨的研究设备。这种设备既能模拟正压，又能模拟负压，能完全模拟爆炸实际情况，而美国同种设备模拟出的冲击波只有正压波，没有负压波，因为当时美国研究人员认为负压波不会造成损伤，所以没有着意研究。但王正国带领的团队证实负压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伤。王正国此后将博士研究生一篇题为《论述冲击波负压对人体伤害》的论文拿给美国“冲击伤之父”里奇蒙德看，他在论文上写下了“国际先进”的评语，这表明我国在冲击伤研究领域已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美国军事医学教科书中介绍道：“1964年，中国进行第一次核爆炸以后，由王正国领导的研究组对冲击伤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对王正国所代表的中国冲击伤研究作了专门的介绍。后来，王正国到南斯拉夫军事医学科学院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电视台（相当于我国中央电视台）还报道说，来自中国的教授在负压方面有创造性的研究。王正国团队的研究在其他国家也备受重视。只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从高中物理起步的王正国就将我国冲击伤推进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王正国与里奇蒙德的结识始于1988年在中国重庆召开的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初次见面时，里奇蒙德对这个比自己小10多岁的中国同行似乎并无多少感觉。但在参观了王正国的实验室、听取了工作介绍，并以专家的眼光审视中国的激波管后，他震惊了。回美国后不久他就邀请王正国到波士顿参加国际冲击伤生物医学会议。后来，里奇蒙德又再次邀请王正国赴美，并亲自去机场接他、陪他游览，待他像家人一样。由于中国人名对外国人来说不好记，里奇蒙德的家人就把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Bush）的名字和王正国的姓拼在一起，亲昵地称他为王乔治（George Wang）。随着对王正国了解的增多，里奇蒙德越来越欣赏这个正直、聪明的中国人，并把很多刚解密的工作材料寄给王正国，对他后来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资料王正国一直珍藏着。里奇蒙德去世后，其夫人给王正国写了封信，信上说里奇蒙德生前经常提起他，令王正国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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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又一个十年，从零到世界三强

    创伤弹道学是研究弹丸、破片等投射物击中机体后，在体内的运动规律、致伤机理和致伤效应的一门交叉学科，是野战外科的一项重要内容。而1978年之前，我国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1978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邀请我国派代表参会交流，有关方面以尚无相关研究为由谢绝了。作为中国野战外科领域的一位科学家，王正国意识到必须开始创伤弹道学研究，以适应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的现代战争的需要。同年，他迅速和野战外科研究所刘荫秋教授、轻武器所马玉媛教授等人成立了研究小组，开始了我国创伤弹道学的拓荒研究。

    1981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再次发来邀请，领导找到王正国，问他：“你能行吗？工作拿得出去吗？”王正国爽快又坚定地回答道：“都没问题。”其实王正国一次都没参加过这种国际会议，他当时想到了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说过的话“人生能有几回搏”，虽然已完成的工作可能并不理想，但总要去试一下。那次的瑞典哥德堡之行，给王正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讲起仍难掩激动：“组织最后决定由我一个人代表中国出席那次会议，对我非常信任，我特别感动。外国开会一般都是参会者自己到会场，自己安排行程，但我刚一下飞机就看到有人举着块牌子，上面写着‘Welcome Professor Zhengguo Wang from China’。啊！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我王正国的名字，还知道这个王正国来自中国，我感到十分自豪。所以我老给年轻人讲爱国，人家为什么来接我，不就因为我是中国人吗，人家又不了解王正国，那时非常有自豪感。”

    通常，大会前一年或七八个月左右，讲者就要上报题目及长度，以便统一安排讲课时间和顺序，而且一篇文章的发言通常限制在15分钟。而王正国那次去哥德堡参会是临时决定，什么都没提前准备，只带了4篇文章。瑞典会议方考虑到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这个会议，对会议不熟悉，决定撤下瑞典学者的两篇报告，挤出了30分钟给王正国。王正国事先已经把要讲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顺利地完成了报告。会后，很多人向他表示祝贺和鼓励，并对中国研究人员的工作表示了赞赏。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王正国带领团队在创伤弹道学研究领域迎头赶上。1988年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被批准在中国重庆召开，王正国被推选为会议秘书长。大会收到的全部论文中，中国代表就有100余篇，占论文总数的70％以上。短短10年时间，王正国团队就把创伤弹道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都提高到了国际水准，从零起步的中国创伤弹道学研究一跃成为世界三强（美国、瑞典、中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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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上国际交通医学舞台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趋于稳定，“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创伤弹道学研究进入平台期。王正国考虑，应该把闲余的研究力量放在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研究上，做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扩大研究范围。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伤越来越常见，这些外伤的情况和打仗战伤有着相似之处，与战伤最接近。王正国的团队有战伤研究的基础，要转入交通伤领域很容易，因此王正国决定要进入交通伤研究领域。

    为了摸透这一领域，王正国先是广泛研究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又从国际会议入手，了解国际上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从第13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开始，他每次都参会，一次不落，是除国际交通医学学会现任主席外参会次数最多的人。

    王正国将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控制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效提高交通伤救治率、减轻交通伤危害等方面。在一无图纸二无经验的情况下，王正国带领团队仅用两三年时间就研制出了能真实模拟车祸致伤情况的系列生物撞击机。并领导建立起了国际上唯一拥有生物力学、撞击伤、流行病学、交通心理学、交通防护与诊疗的综合性专业化交通医学研究所。在研究过程中，王正国又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转化医学，给临床提供了很大帮助。王正国团队的研究还通过公安局的监控材料分析事故，研究事故再现，反过来，他们的研究又对交管局起到了帮助作用。他们所做的事故再现分析在日本等国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本人还被国家道路交通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聘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并被重庆市公安局聘为法庭科学首席专家。

    199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4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上，王正国代表中国申办第15届会议。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土耳其籍的学会主席突然提出下届会议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虽然已成定局，但王正国仍然大力宣传重庆，他对参会的代表们说：“如果各位代表选择土耳其我不会反对，我代表中国同意，但是下下次会议（土耳其之后）一定要到中国开。”最终，学会理事会被王正国诚恳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所打动，破例通过将第16届会议安排在中国重庆举行，这是该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同时敲定两届会议的举办地点。处理这种事情，王正国的哲学是“退一步，以退为进。就像基辛格讲的，外交是一种妥协。” 1999年5月，在重庆召开了第16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2011年5月，又第二次在重庆召开了第22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王正国两次都任大会主席。

    在交通医学这个新领域，王正国又一次实现了快速提升，从会场里的小角色到受邀任国际《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杂志副主编、获得国际交通医学重大成就奖、担任国际交通医学学会副主席一直到现在成为候任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在交通医学领域的地位日渐凸显。

七、严以教学

    从1983年起，王正国就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5年他又成为野战外科学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他为我国军事医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并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军队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

    在学生眼中，王正国是严师，这个“严”字指的不是别的，是他对科学品德要求的严格。王正国说：“我比较看重的是诚实、本分。本分具体落实在科学方面就是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好、做事作风好、学风好。弄虚作假对科研是致命的，你别的再好，只要弄虚作假还是零分。”一次，王正国的一名研究生将写完的论文给他看，看后他发现实验动物家兔的体重只写了平均数没有写标准差，于是就让那名学生补上。数据很快就被补上了，但王正国立即看出了破绽，追问之下，这名学生承认数据是编造的。王正国气得掉下了眼泪，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这名学生：“我们做科技工作的，弄虚作假就什么都完了。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钱，但我们要尊重自己，我们就靠这个自尊、自重去做科学事业，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后来这名学生深刻反省并认真改正了错误，从此再没有出现类似问题，并圆满获得了博士学位。

    “假如我的学生说自己做的某项工作反响非常好，我就会泼冷水说‘人家那是鼓励你的，你自己掂量掂量，别给自己用最高级形式，一定要严谨、谦虚、求实’，所以学生们都说我威严、霸气。”曾经，王正国的一名学生参评杰出青年，正好选评主审是王正国的好朋友，这名学生想让王正国帮忙跟主审打声招呼，但王正国对他说：“人家本来给你评80分，我一打招呼你就降到60分了。”“我的学生我尽量不去给他们走后门，我希望他们自己靠自己。”

    王正国对学生的另一个要求是创新，“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创新，他们一旦有好的想法，甚至看起来很奇怪的想法，只要有科学道理我都全力支持。世界科学史上有很多歪打正着的事情，所以不要做保守派，要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

    除了求实、创新，勤奋也是王正国所看重的，“笨一点没关系，但要勤奋”。王正国本身就是一个勤奋的人。年轻的时候为了掌握英文，与国际接轨，他连坐公共汽车都背英文，虽然车上的人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但他毫不在意这些小节，最终在1981年瑞典哥德堡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上用流利的英文响亮地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研究时，他几乎每天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最多的时候他曾一天中有10多个小时看电子显微镜，他的勤奋使他被破格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会成员。即使现在，他也仍然勤奋，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大年初一他都经常在办公室，只要有空他都愿意多念一点书。正如他所说：“光靠培养很难培养出高端人才，天才更是培养不出来的，我要做的是提供好平台，更多的是以身作则，而不只是说教。”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