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新知

读者来信

临床指南是系统开发的多组临床指导意见，用于帮助医生和病人针对特定的临床问题做出恰当的处理、选择，决策适宜的卫生保健服务。由此可见临床指南的重要性，但是如何保证它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临床指南的实用性？

编者回答

对指南的规范

尽管优秀医生的处置方法可以形成临床的指导性文件，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循证医学的发展，临床指南也完成了从基于专家共识的临床指南到以证据分析为基础的循证临床指南的飞跃。目前的临床指南在科学整合大量证据的同时，也综合专家、使用者等各方意见，提高了指南的实用性。

2011年3月23日，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推出了如何规范系统性回顾（systematic review）及临床指南的标准。鉴于目前的临床决策越来越倾向于依赖明确的证据，而指南本身又往往依赖于荟萃分析的结果，医学专家们不禁要问，这些荟萃分析的质量究竟如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靠的？IOM给出的答案是21个关于荟萃分析的标准和8个关于指南的标准。此举受到医学界的关注，柳叶刀杂志为此在编者按中撰写文章“指导临床指南（Guiding the Guidelines）”。

IOM此举并非孤立，早在几年前成立的AGREE协作网便是一个旨在改善临床实践指南质量和作用的网络，该协作网为指南的制定、报告的评价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网络。AGREE同时也是由13个国家的研究者制定的一种指南研究和评价的评估工具，它包括6个方面，共23个关键条目，涉及制定和发布指南的过程。该工具虽无提供评价指南临床内容或支撑证据的特殊标准，但仍可用于对指南进行全面的评估，并且是唯一一个对临床指南进行评估的工具。

在本次指南的修订中，IOM引用了PRISMA声明（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该声明由27个条目组成的清单以及一个四阶段的流程图组成。该声明的目的在于帮助作者改进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撰写和报告。此声明主要针对的是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但是PRISMA也适合作为其他类型研究系统综述报告的基础规范，尤其是对干预措施进行评价的研究。PRISMA还可以用于已发表系统综述的严格评价。在PRISMA声明中，IOM认为有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制定临床指南应包括本领域的专家。而有些是以前曾经忽略的，即在以往的一些指南中未披露医学证据的来源，也未披露证据是由谁（是否是信息专家）搜集的。最重要的，为了保证指南不产生偏倚，参与评价的专家应当披露其利益冲突，不仅是在财务上的，还有知识上的。标准包括了以前认为的灰色文献：非英语文献、书目摘要及未发表的数据。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We Can Trust》是本次推出指南的附带文件，标题直接告知人们IOM的目的和立场。目前，据IOM统计，在39个国家有3700个临床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大都冠以指南的名称，让人莫衷一是。指南的推出往往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从而造成非学术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称之为偏倚，目前成为几乎所有的指南都无法逃脱的特性。在IMO新的指南中规定了如何避免和控制偏倚。IMO认为造成指南不可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证据可靠性差、糟糕的系统性回顾、方法上的欠缺、未能披露利益冲突、投票小组不能代表全部专家。在专家小组组成之前，利益冲突必须充分披露，不仅是财务上的，更有专家认识上的和研究机构本身的利益等方面。专家小组必须提出所有可能引起决策偏倚的隐患。

循证证据

撰写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应根据证据级别提出推荐意见，并应清楚描述产生推荐意见的方法。制定指南的一个关键阶段是推荐意见的方法学部分，因为证据本身少有直接用于推荐意见，多数指南很可能采用推断方法。这部分工作程序需经指南制定小组同意，且通常应取得小组成员的共识。小组成员达成共识的方法，以及意见不一致之处需记录在案，以确保指南制定过程的透明化。

推荐意见应详细说明来自于不同类型研究、不同方法研究的质量情况。此外，考虑到证据情况，推荐意见还需要说明干预措施的利弊、局限性、最适宜的患者和人群，以及与成本和卫生保健有关的其他因素。

举个例子，TNF抗体药物目前（2009年4月）在全球约有1100万使用者，而且很贵，但对应的临床试验则少得可怜。在clinicaltrails.gov上注册的完成并发表的试验仅有54个（约20942人），41个试验（9984例病人）完成但未发表；所有搜索到的试验仅有5个属于“头对头”比较，并且根本没发表。还有32个试验有对照药物，剩余的药物都是安慰剂作对比或根本没有治疗。这些药物仅有34%的试验是发表过数据的。6种TNF抑制剂和7种对照品形成的42个“药对”仅有22个是比较过的。仅有的临床数据却产生了34个系统比较或荟萃分析。12个分析是一对一比较的，22个是多（TNF抑制剂）对一（阳性对照药，例如甲氨蝶呤）的，没有任何一个比较是一对多的。

因此，证据的强度、广度及时限性是每个系统评价必须注意的问题。尽管荟萃分析要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但分析者必须清楚地了解该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复杂的研究产生复杂的数据，狭窄的视野将会导致片面的看法，并可能错过许多有意思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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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问题可能影响指南制定小组提出推荐意见的独立性。有些指南的制定从外部获得了资金支持（如来自政府、慈善组织和制药公司的支持等），这种资助可能是资助指南制定的全部经费，也可能是部分资助。指南的制定者需要清楚地陈述以下内容：直接或间接资助指南制定的既定利益的资助者没有对指南最终的推荐意见产生影响。

指南应由不受资助基金约束的具有独立性的编辑进行编辑。编辑组将对指南作出最后的审查和评价，该编辑组由来自委员会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和临床医生组成，他们负责评价指南的内容和形式，并审查制定指南过程中的方法学是否在随后得到了正确执行。此阶段完成后指南进入出版的准备阶段。指南制定小组的成员中如与指南的制定有利益冲突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如制药企业的药物与指南主题相关，而小组成员中有该企业的大股东，或作为该企业的咨询顾问等）则不符合加入指南制定小组的条件。在指南相关部分，应有关于指南制定小组成员有无利益冲突或竞争性利益的声明。

医学的去技能化

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循证医学就是少部分医生制定指南后由更多的医生来执行，结合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人们就会发现，这种趋势早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初便露出端倪。回想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想想亨利•福特的那句话：每人一辆车。其实亨利•福特的这句话没说完，应该是每人一辆相同的汽车（T型号）。再想想循证医学创始人Cochrane医生的那句话：最好的医学应当面向所有人并应该免费。那么如何实现循证医学的这一目标呢？将医疗过程标准化似乎是必选答案。指南无疑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加速这一想法的过程。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论是指导原则还是荟萃分析本身都是以人群为中心，而非以个体为中心的。这就造成尽管指导原则越发细化但无法直接应用于每个病人个体。“对于那些不能确定最佳方案的情形来说，患者的价值观和偏好、一生的知识和技术仍然是达到最佳医疗目的的最主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IOM新原则的最终目标是辅助医疗决策，而非一劳永逸地照方抓药。

（作者：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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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为系统评价及临床指南的撰写提出的指导性意见：

标准1

公开透明

1.1 临床指导原则的开发和资助过程应详细明确地向公众开放

标准2

披露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COI）

2.1 指南制定委员会(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GDG)成立之前，每位候选的小组成员应公示出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利益或活动，并以文字形式进行披露

•公示应包括所有的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目前和计划的商业、非商业、学术、学院及病人/公众活动。

2.2 向GDG披露COI

•在每位GDG小组成员开始工作之前，所有的COI必须向GDG公布。

•每位成员必须披露其COI如何影响指导原则或其中的推荐。

2.3 退出利益冲突

•每位小组成员及其家庭成员必须退出COI有关的商业往来，包括市场活动和顾问身份，因为这有可能造成推荐的偏倚。

2.4 排除

• GDG小组成员不应存在COI。

•在某些条件下，一些GDG成员的COI是无法回避的，例如该成员是使用该医疗产品或服务的专家，而其主要收入可能都源于此项服务。

•存在COI的成员不能多于小组规定的最大人数。

•小组的主席或联合主席不应存在COI。

•出资者与指南制定的过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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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3

GDG的组成

3.1 GDG小组应当包括多学科的专家和医生，并要均衡。应包括多领域的专家及临床工作者，并应包括可能受到指南影响的人群代表。

3.2 患者和公众的参与性应得到加强，例如小组应包括以前或正罹患某种疾病的患者，或者包括患者消费者组织的代表。

3.3 患者应该被教育如何对证据进行评价，这样能使GDG更有效率。

标准4

临床实践指南，系统评价

4.1 指南制定人员应使用符合由医学委员会的比较效益研究系统评价标准协会制定的标准系统评价。

4.2 当系统性回顾是以制定特定的指南为目的时，数据回顾小组与指南制定小组应当保持沟通，以便明确两小组分别的工作目的、方法和产出。

标准5

建立证据基础，并建议实力评级

5.1 对于每一条推荐，以下各条应予以遵守

•对于指南所蕴含的依据应予以解释，包括：

▪ 对于损益的清晰描述

▪ 指南相关的临床证据的概述，临床证据质量和相关性描述

•一份对于证据置信水平的评分。

•一份对于推荐强度的评分。

•对于不同意见的描述和解释。

标准6

推荐的衔接

6.1 推荐应以标准的形式进行衔接，在何种临床条件下应推荐进行何种措施。

6.2 应使用“强烈推荐”等字眼，以观察推荐的遵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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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7

外部审查

7.1 外部审查应包括下列：相关的股东、科学研究人员及医生、社会公共卫生组织、政府、病人及公众的代表。

7.2 每位外部审查人员应当匿名，直到该审查人员停止对该指南进行评价。

7.3 GDG应当对所有的外部审查意见进行考虑，并以书面形式回应外部审查意见。

7.4 对外部审查开放的同时，指南草案应对公众开放。

标准8

更新

8.1 临床指南应公开指南公布时间、进行系统性回顾的时间、下一版指南预计公开的时间。

8.2 文章应该随时更新，以关注临床指南证据的时效性。

8.3 当证据提示应当对指南进行修订时，临床指南应当开始更新。

她与上海市胸科医院一起成长，现在已是肺癌“首席专家”；她倡导“把癌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可根治或带癌生存”的崭新理念，重视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提出不但要让患者生存，还要让其生存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她最早开始关注“女性肺癌研究”，提出在同样致肺癌环境——烟，女性更脆弱，提起社会对保护女性免于致肺癌因素的认识；她率先开展肺癌研究的国际间合作，并举办“国际肺癌论坛”；她率先将靶向治疗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使药物更精准地命中癌细胞。她就是本期嘉宾，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首席专家廖美琳教授。

廖美琳简介

廖美琳，女，1934年生，云南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肺癌领域的专家。现任上海市胸科医院首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上海市胸科医院肺内科主任、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肺癌研究会副主席等。

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83年考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基金，赴加拿大McMaster大学研修运动呼吸生理、临床流行病学和肺科临床。1970年起建立了肺癌化疗专业病房。70年代末重点研究小细胞肺癌，在国内首先提出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将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0～10%提高到36.3%，改变了以往认为小细胞肺癌不能手术的观点，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她在国内率先开展了Ⅰ～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多学科研究。1985年始开展肺癌化疗的新药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自体外周血干细胞解救下高剂量化疗在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使这部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至22个月，进一步提高了癌症患者的生存率。1987年率先参加了国际间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随机研究。后又在国内首先开展高危肺癌人群早发现的研究。1995年开始负责上海市医学领先学科“肺部肿瘤学”的研究，2001年负责建设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

主编《肺癌诊治规范》（1989年卫生部发文全国推荐）、《现代肺癌治疗》（1997年）和《肺癌丛书》（2003年）、《恶性胸膜间皮瘤》（2005年）、《肺部肿瘤学》（2008年），并为其他书籍馔写有关肺癌的篇章。

作为第一研究者的课题“非小细胞肺癌生物学特性、术后治疗及药敏试验的临床研究”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上海市人群中肺癌病员预后因素的研究”及“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晚期肺癌综合治疗的研究”及“肺癌高危人群的计划防治”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研究的课题“计划性扩大肺癌手术适应症的研究”荣获198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曾担任国家科委八五攻关课题“肺癌综合治疗最优方案的研究”、市科委课题“肺腺鳞癌耐药的临床研究”、奥地利课题“小细胞肺癌多方法学治疗”、卫生部课题“肺癌的导向治疗”及市科委“单抗对肺癌诊断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参与“痰液癌基因突变检测对可疑肺癌的辅助诊断价值研究”。目前正进行国际上多个课题的研究。

曾荣获“中国医师奖”、上海市“十佳医生”、上海市劳动模范、卫生部先进生产工作者和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一、勇于探索的医生

廖美琳出生于一个崇尚知识的家庭，其父18岁时便远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而立之年归国，并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训育部主任，是同辈人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廖美琳从小接受了严格的“望女成凤”式的教育，养成了勇敢、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她原来的志向是学电机，但后来父亲在58岁时因中风意外逝世，廖美琳的大学志向也改为了医学院校。

1957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廖美琳被分配到了刚刚创立的上海市胸科医院，师从徐昌文和吴善芳教授。这两位教授当时已注意到肺癌这种致命疾病的发病率在上升，在他们的引领下，廖美琳开始了对肺癌诊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廖美琳的第一篇关于肺癌的文章——《肺癌的倍增时间与预后的关系》被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更增强了廖美琳研究肺癌的信心。

作为一名医生，廖美琳非常关注病人的痛苦，并尽自己所能帮助病人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胸腔积液被认为是棘手难题，晚期肺癌的胸腔积液处理往往是以粗大的引流管插入患者胸腔来帮助引流，疗效不佳。看到患者引流时那种痛苦不堪的神情，廖美琳冒出了一个念头：“能否改进一下引流管来减轻病人的痛苦？” 深思熟虑之后，廖美琳大胆提出用细硅胶管取代旧式的粗引流管，尽管她明白“成功了，是掌声；失败了，可能就是责备”，但她更坚信“不能因为怕承担责任而放弃奋斗，医生应该有勇气闯禁区”。事实证明勇敢的尝试是值得的，在应用细硅胶管实现持续引流，并辅以药物注入治疗后，疗效显著，病人的生命质量明显提高，此前一些医学权威认为“胸水不治”的观点被彻底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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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研究型医生

1983年，通过几年见缝插针的英语学习，原本学俄文的廖美琳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通过了WHO考试，前赴加拿大McMaster大学进修。在那里，她看到医生们不仅做临床工作，为了提高以后的治疗质量还要做课题研究，这给了她触动，她开始向往做一名“研究型”的临床医生。在McMaster大学，廖美琳学习了临床流行病学，并对随机对照研究有了深刻理解，这开启了她日后做各种研究课题的大门。在加拿大学到的先进的科学知识使她知道了怎样做课题，回国后，她将所学快速应用到了肺癌的研究中，参加了国际间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随机研究。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廖美琳及其同事就开始了肺癌多学科治疗。1970年，廖美琳所在的胸科医院将肺结核病房让了出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肺癌化疗专业病房，内科、外科、药物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开始一起讨论肺癌病人应该怎么用药、怎么治疗。药物研究所的人讲药物的基础知识，内外科的人提出用药和治疗意见，这就是最早的肺癌多学科治疗雏形。而这项国际间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随机研究则确立了这一萌芽的正确性。这项研究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阻力，这是由于该研究要将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传统的治疗方法和新疗法，但在病人看来，这简直就像是动物实验，跟道德相违背。尽管人们的不理解和不配合使廖美琳有些害怕，但她知道这种临床试验事实上是推动治疗方法改进的工具，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病人，于是她顶住压力，坚持将试验进行了下去。1987年，他们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小细胞肺癌的论文，报告了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治疗的前瞻性研究结果，使小细胞肺癌摆脱了以往“不能手术”的金科玉律，将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0～10%提高到36.3%，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好评。从那以后，廖美琳相继开展了几十项国际间研究，特别是最近几年，国际间研究的数量大大增加。

肺癌患者的生存率与期别显著相关，发现得越早意味着预后越好。早在20世纪80年代，廖美琳就在上海市卫生局的主持下开展了肺癌早发现研究。当时的中国，科学知识还没有得到普及，普通老百姓对所谓肺癌筛查和研究闻所未闻，更谈不上理解，尤其一个“癌”字更使人们反感，廖美琳和同事们每次都要到街道挨家挨户做动员才能使人们接受检查。她和同事们对1万多病人随访了三年，期间他们查出了8例早期肺癌，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肺癌高危人群的论文。那8个幸运地通过筛查被检出肺癌的人，接受了手术，生存时间得以延长。

这些课题的研究时间大都跨越了好几年，廖美琳坦言，开展这种较长时间的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繁忙，这里的寂寞指的不是人寂寞，而是长时间看不到结果的那种寂寞。

1980年至今，廖美琳教授负责的课题研究多达50余项，其中国际合作课题20余项，国内研究30余项，为广大肺癌病人提供了最新治疗的机会。

三、善于发现问题

廖美琳的很多研究想法来源于查房。查房时，她往往会发现问题，进而付诸于研究。

每每看到病人肿瘤没有增大，但整体情况不好，或者病人对化疗反应非常严重，廖美琳就想“这样的生活质量可不行，怎样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她不支持“好死不如赖活着”，她想要让病人生活得有质量。廖美琳一向有看文献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她在国外文献上看到了“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相关的文章，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此后她就针对病人的生存质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针对生存质量，她还倡导“把癌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可根治或带癌生存”的崭新理念。

在工作中，廖美琳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患者肺部很小的结节是不是癌？这些结节周围一些更小的5mm以下的结节是不是癌？该如何诊断、如何治疗？一开始，廖美琳并不确定这些结节的性质，但经过长期随访后她发现，很多这种结节会发展为肺癌。经过查阅文献，廖美琳发现这类病变早在1999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是肺腺癌的前期病变。这一癌前病变如能被早期发现、及时处理，患者预后将大为改善，然而，在我国，AAH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此后，为了引起尚不了解AAH的国内医生对这一癌前病变的认识和重视，廖美琳写了关于AAH的文章，并在开学术年会时宣讲AAH，做了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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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注女性肺癌

20世纪80年代，在廖美琳开展肺癌早发现研究的那个时候，对肺癌高危人群的界定是“抽烟”“男性”，而现在“女性不能再排除在高危人群之外了”，廖教授补充道。

近年，女性肺癌发病有上升趋势，以2000年～2005年为例，女性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30.5%。在临床上注意到这一趋势后，廖美琳又向女性肺癌研究发起了攻坚战。2006年，她的一篇《中国上海人群女性肺癌的发病和时间趋势及生存时间》获得了当年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的论文一等奖，结束了该奖项数年空缺的状况。廖教授说：“充足的数据可以说明几个情况：一是中国女性肺癌比例明显高于欧洲等西方国家，二是上海女性肺癌发病率属全球高发病率行列，三是肺癌确诊时女性晚期多于男性。”而且，“同样因素刺激下（比如抽烟），女性更容易罹患肺癌”，她说。正因为如此，只要谈及肺癌防治，从事肺癌研究几十年的廖美琳就会把“戒烟”二字放在首位。

五、谱医患和谐篇章

作为有着一连串头衔的业内专家，廖美琳教授非常忙碌，门诊、查房、会诊、会议以及各种紧急任务、临时任务，使她常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繁忙的工作，不规律的进食和无法兑现的休息，使她患上了胃病。尽管胃痛发作时难以忍耐，但她还是坚持在医生的岗位，依然早出晚归，奋战在临床第一线。医院考虑到她的健康，给她的门诊限定了号额，但为了照顾那些远道而来的病人，原本只有一个上午的门诊常常被她拖到下午；不少外地病人因家境困难又人生地不熟，手足无措的时候，廖教授还主动为他们提供住院等信息，热心地对这些病人“负责到底”。

廖美琳教授为病人的付出也使她赢得了病人的尊重。曾经有一位香港某公司董事长的父亲身患肺癌住进了上海市胸科医院肺内科，术后老人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廖教授会同胸外科、麻醉科主持抢救工作，日以继夜地抢救守护，连续4次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病人。为表达感激之情，这位董事长向上海市胸科医院捐赠了价值2万美元的设备，同时在上海市胸科医院设立了“优秀医务人员奖”以鼓励像廖教授那样敬业执著、医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还有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患者，为感谢廖教授的救治，并支持医院科研创新，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向上海市胸科医院捐赠了百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医务人员奖励基金。

廖美琳常说：“医生永远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思想得益于她的老师吴善芳教授。那是廖美琳刚进入临床不久，病房里住进一名肺结核病人，因严重缺乏营养，病人骨瘦如柴。术后，当这位病人睁开双眼时，却意外地发现桌上多了一碗浓浓的罗宋汤，里面还有当时相当紧缺的牛肉。后来得知，这碗罗宋汤就是吴教授亲自为病人熬的。吴教授给病人熬汤的事，使廖美琳将“为病人服务”这几个字深深印入了脑海，并贯穿于她日后的临床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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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人才

从1970年的肺癌化疗专业病房，到现在的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规模的扩大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补充，作为领头人的廖美琳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尽管已是“奔八”之年，但廖美琳教授对于带教依然有三个“坚持”：坚持每周的病房带教查房，在查房时，以她丰富的学识素养，为年轻医师仔细讲解具体临床问题；坚持参与科室疑难病例的讨论会诊，为年轻医师剖析难点，开发思路，引导他们深入探索医学奥秘；坚持每周科室内的课题研讨，亲自为青年医师修改论文、提供资料和数据，带领他们走上一条规范严谨的科研道路。

此外，她还为后辈们搭建了绝好的交流、学习平台——“国际肺癌论坛”，通过举办论坛汇集各国肺部肿瘤学精英，既加强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推进了中国临床肿瘤学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又为年轻医师拓宽了眼界，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平台。平日，廖教授还利用各种渠道，选送中青年医师出国进修深造，她甘当人梯，支持和培养青年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上海市胸科医院有6名中青年医务人员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百人计划”、“医苑新星”、“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还各有1人获得上海市医学“领军人物”和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医师最高荣誉“银蛇奖”提名。

在她的带领下，建成了一支多学科诊治肺部肿瘤的专业队伍，使肺癌的诊治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力量不断强大，专业领域不断拓展，而最终这些都体现为了病人获益。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