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幸福感及幸福指数成为现代的时髦话题,是今年许多地方两会的主旋律。但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因素影响着幸福,幸福如何测量,幸福的影响力等很值得探讨。更值得关注的是,找出并关注最不幸福的人群。
幸福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对自我、周围及社会状态的满足,是舒适、健康及快乐的综合体。量化评估幸福感,可采用回答于“Cantril' s Self-Anchoring Scale”梯子所处的位置,以评判生活满意度;回答10个情感问题,以判断快乐感;采用被调查者回答“满意程度”,以评判现状的满意度。
吴孟超基金会与《康复•生命新知》杂志共同举办了“医教研高端论坛”。在会议期间,一百余位临床专家参加了现场调查,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及快乐感评分。其中,生活满意度在绝望中的占16.6%、挣扎中的占64.3%、满意的占19.1%,与美国Gallup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百姓水平相当,低于发达国家及东南亚国家水平;当针对10个有关快乐感的问题打分时,80%以上的医生感到焦虑、沮丧、压力大及愤怒,总得分为3.7点,显著低于中国百姓的快乐感(7.6点),甚至低于接受他们治疗的病人人群的快乐感;结合全国肾脏病医生调查结果,有过半的肾脏病医生对现状非常不满意及不满意。提示,中国医生人群快乐感极低,幸福感低于全国水平,主观上感到十分不幸福。
我们曾调查过医生们对现状不满意的原因,收入低被列为第一位,之后依次为医疗环境差、工作强度大。因此,为医生增加合法收入、改善医疗及社会环境、合理安排医生的工作时间及为医生减负,是消除医生不幸福感的必要举措。最近有一些城市要求医生周末加班看门诊,很不合理,对医生已有的不幸福感雪上加霜。研究显示,周末休息可增加快乐感。
我们曾经开展过数次面向的医生征文,包括“医生的一天”、“我难忘的病人”、“我的梦想”,医生在前两个征文中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及面对的病人与疾病描写的淋漓尽致,妙趣横生,但第三个题目似乎休克了医生的思维,如同患上了创伤后综合征,超过一半的投稿医生做着同一个梦,梦想医患和谐的那一天、医生能像正常人一样不受社会歧视。因整体情绪过于消极,令人心酸、悲哀,这本“梦想”文集的出版计划永远被搁置了。
可敬的是,80%的被调查医生仍然热爱他们从事的工作。但超过一半的医生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学医。感叹医学世家在中国消失的同时,更本质的原因值得深思。热爱每天做的工作(career wellbeing),高质量的人际关系(social wellbeing),财政安全(financial wellbeing),良好的身体状态(physical wellbeing),为社区及社会做贡献的自豪及骄傲感(community wellbeing)是幸福的五个要素。显然,医生群体的大部分人缺少多个幸福的要素。
幸福不仅仅是个感觉问题,研究显示,包括焦虑、压力大、沮丧及愤怒在内的负面精神情绪,会严重影响损害人的健康,甚至影响寿命。而快乐可以维系健康、减轻炎症、减缓慢性病病程。不难推测,没有快乐的医生,就没有健康的医生,更无法造就健康的病人。因此,想让身体健康,应让你及你的医生快乐。没有幸福的人民,就没有健康的民族,就无法成就强大的国家。
为了我们的幸福、健康及强大,全社会应从关心最不幸福的特殊人群开始。
(作者:肖飞)
读者来信
乳腺癌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近几年常在临床上看到年纪轻轻就患乳腺癌的女性,非常令人惋惜。就像其他类型的肿瘤一样,乳腺癌的发生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就是其发病的重要一环。BRCA1和BRCA2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乳腺癌易感基因了,尽管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我还不太了解它们,就请贵刊详细介绍一下吧。谢谢!
编者回答
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和BRCA2
乳腺癌是发达国家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估计2007年全球有130万乳腺癌新发患者,有超过46万的患者死于乳腺癌,在英国每12位妇女中就有一位可能患乳腺癌。中国近年来乳腺癌发病率高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并以3%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保守估计全国每年有4万多妇女死于此病。但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主要归纳为遗传易感性、内分泌失调、通过哺乳传染病毒颗粒等。研究者认为大约5%的乳腺癌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其中肿瘤抑制基因BRCA1和BRCA2与乳腺癌发病的关系较为密切,研究证实,BRCA1突变者40岁以前发生乳腺癌的概率高达19%。BRCA1基因在不同地区和种族中的突变不尽相同。
1995年,科学家首次克隆乳腺癌和卵巢癌敏感基因BRCA1和BRCA2。这两个基因能编码具有多重功能的蛋白,其突变表型往往具有诱发乳腺癌和卵巢癌的趋向。目前所知BRCA1和BRCA2与同源重组、DNA损伤修复、胚胎生长、转录调控等均有关。其中,尤以两者在DNA损伤修复、同源重组和转录调控中的功能最为显著和重要,因为这些功能的确定将有助于探讨和阐明BRCA1和BRCA2的肿瘤抑制功能及其机理,这正是近年来癌症学家致力于研究BRCA1和BRCA2的目的所在。
BRCA1定位于人类17号染色体q21。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遗传,并有很高的外显率。自1990年Hall等发现与家族性乳腺癌相关,1994年被Miki等人用定位克隆技术成功克隆和分离后,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BRCA1长约100 kb,含24个外显子。其基因产物是1863个氨基酸所构成的磷酸化蛋白质,相对分子量约200000。
BRCA1是调控G/M期关键点的调控因子,是激活Chkl激酶所必需的,而后者对DNA损伤时诱导G/M 期阻滞起重要作用。同时,BRCA1 还控制了Cdc25C和Cdc2/Cyclin B1激酶蛋白的表达、磷酸化以及胞内定位的调节,这两种蛋白对细胞周期过程中G/M期的顺利进行起重要作用。BRCA1在有丝分裂期定位于中心体,并且与中心体的重要组成成分γ-微管蛋白相互作用。p53也能反过来抑制BRCA1的表达,借此达到稳定自身的作用。野生型的BRCA1还能诱导凋亡并且抑制雌激素依赖性转录通路,该通路与乳腺上皮细胞增生有关,基因突变后抑制作用减弱而致病。此外野生型的BRCA1还能调节前列腺素的活性。
BRCA2基因在1994年由Wooster等发现,定位于13号染色体q12。全基因组DNA长约70kb,其中编码区含有10987bp,且富含AT(约64%),其基因序列与BRCA1无明显关系。BRCA2由27个外显子组成,其中第11个外显子长约4932bp,mRNA长约10.2kb,编码的BRCA2蛋白含3418个氨基酸。
正常BRCA2蛋白位于细胞核内,参与DNA 的修复。在细胞周期的扩增期的表达方式和BRCA1相似,即在静止期的细胞中检测不到该基因的转录。在快速增殖的细胞中BRCA2 mRNA的表达明显增多,且表现出细胞周期依赖性,在G0期和G1早期是低的,在G1/S期分界时达到高峰。这些结果表明BRCA2对于细胞生长的调节有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BRCA2蛋白与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及范康尼氏贫血症的发生具有密切关系,猜测其与双链DNA损伤修复有关,但具体作用模式与机制仍不清楚。
目前, BRCA1、BRCA2与乳腺癌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研究也日趋深入。BRCA1、BRCA2与家族遗传性乳腺癌的高度相关性已经毋庸置疑。通过对BRCA1的检测,可以反映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也可筛检出乳腺癌、卵巢癌及其他相关恶性肿瘤的高危人群,利于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治疗。虽然BRCA2抑癌作用的具体机制、途径尚未明了,但是通过对BRCA2检测,可以早期发现乳腺癌及其他几种恶性肿瘤,如前列腺癌、卵巢癌等,并可选择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研究还表明,或可通过检测上述两种基因突变,进行预防性的外科手术或化学药物预防。并且,据最新报道(Lancet 2010;376:235-244),一种新型的口服多聚ADP核糖聚合酶olaparib能诱导BRCA缺陷的细胞合成致死,可用于BRCA1或BRCA2突变的晚期乳腺癌女性,最常见的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为疲乏、恶心、呕吐和贫血。而低剂量组最常见恶心和疲乏。该研究为BRCA缺陷的乳腺癌的个性化治疗提供了依据。(编辑部整理)
幸福感及幸福指数成为现代的时髦话题,是今年许多地方两会的主旋律。但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因素影响着幸福,幸福如何测量,幸福的影响力等很值得探讨。更值得关注的是,找出并关注最不幸福的人群。
幸福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对自我、周围及社会状态的满足,是舒适、健康及快乐的综合体。量化评估幸福感,可采用回答于“Cantril' s Self-Anchoring Scale”梯子所处的位置,以评判生活满意度;回答10个情感问题,以判断快乐感;采用被调查者回答“满意程度”,以评判现状的满意度。
吴孟超基金会与《康复•生命新知》杂志共同举办了“医教研高端论坛”。在会议期间,一百余位临床专家参加了现场调查,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及快乐感评分。其中,生活满意度在绝望中的占16.6%、挣扎中的占64.3%、满意的占19.1%,与美国Gallup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百姓水平相当,低于发达国家及东南亚国家水平;当针对10个有关快乐感的问题打分时,80%以上的医生感到焦虑、沮丧、压力大及愤怒,总得分为3.7点,显著低于中国百姓的快乐感(7.6点),甚至低于接受他们治疗的病人人群的快乐感;结合全国肾脏病医生调查结果,有过半的肾脏病医生对现状非常不满意及不满意。提示,中国医生人群快乐感极低,幸福感低于全国水平,主观上感到十分不幸福。
我们曾调查过医生们对现状不满意的原因,收入低被列为第一位,之后依次为医疗环境差、工作强度大。因此,为医生增加合法收入、改善医疗及社会环境、合理安排医生的工作时间及为医生减负,是消除医生不幸福感的必要举措。最近有一些城市要求医生周末加班看门诊,很不合理,对医生已有的不幸福感雪上加霜。研究显示,周末休息可增加快乐感。
我们曾经开展过数次面向的医生征文,包括“医生的一天”、“我难忘的病人”、“我的梦想”,医生在前两个征文中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及面对的病人与疾病描写的淋漓尽致,妙趣横生,但第三个题目似乎休克了医生的思维,如同患上了创伤后综合征,超过一半的投稿医生做着同一个梦,梦想医患和谐的那一天、医生能像正常人一样不受社会歧视。因整体情绪过于消极,令人心酸、悲哀,这本“梦想”文集的出版计划永远被搁置了。
可敬的是,80%的被调查医生仍然热爱他们从事的工作。但超过一半的医生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学医。感叹医学世家在中国消失的同时,更本质的原因值得深思。热爱每天做的工作(career wellbeing),高质量的人际关系(social wellbeing),财政安全(financial wellbeing),良好的身体状态(physical wellbeing),为社区及社会做贡献的自豪及骄傲感(community wellbeing)是幸福的五个要素。显然,医生群体的大部分人缺少多个幸福的要素。
幸福不仅仅是个感觉问题,研究显示,包括焦虑、压力大、沮丧及愤怒在内的负面精神情绪,会严重影响损害人的健康,甚至影响寿命。而快乐可以维系健康、减轻炎症、减缓慢性病病程。不难推测,没有快乐的医生,就没有健康的医生,更无法造就健康的病人。因此,想让身体健康,应让你及你的医生快乐。没有幸福的人民,就没有健康的民族,就无法成就强大的国家。
为了我们的幸福、健康及强大,全社会应从关心最不幸福的特殊人群开始。
(作者:肖飞)
盛志勇简介
1920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创伤烧伤专家、我国烧伤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创伤和烧伤领域成绩突出,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目前总烧伤治愈率达98%,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领导完成低温储存皮肤的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液氮保存异体皮库;并在年届九十岁时率领团队攻克了烧伤愈后的排汗难题。美国创伤外科学会Fitts讲座者中惟一的中国人,被聘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名誉顾问等重要学术职务,现任《解放军医学杂志》主任编委、《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副主编、国际烧伤学会《Burns》杂志编委、《中华烧伤杂志》顾问、国际烧伤学会资深会员、美国和加拿大创伤学会及以色列烧伤学会荣誉会员。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并获“全军首届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总后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光华工程科技奖”,2000年更是获得了由江泽民主席签署通令的一等功,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
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7年至1948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任访问学者。1952年至196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副主任、副研究员,1961年任解放军总医院创伤烧伤科主任,1982年至今在解放军第304医院工作,历任副院长、军医进修学院创伤中心主任、烧伤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等职。
他在烧、创伤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仍不断向着一个又一个难题进发;他一贯坚持基础与临床并重,带领团队创造了世界领先;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队,中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抢救,邢台、唐山地震救援,经历的都是危急时刻;他不爱钱财爱人才,把巨额奖金都用来奖励医生和护士,并且资助贫困孩子上学。他就是解放军第304医院的盛志勇院士。
一、踏入医疗界
作为我国烧、创伤学界的泰山北斗,盛志勇院士最初踏入医疗界并非偶然,而是受其从小的生长环境影响。其父1917年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杨浦区开了一家医院。当时的杨浦区是工厂区,有纱厂、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其父的医院主要病人来源就是工人。由于工人们都很穷,父亲就跟各个工厂达成协议,允许工人们先记账,等发工钱的时候再从工钱中扣除所欠医药费。这一方式很像现在的“劳保”制度,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医院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提起父亲的这一“创举”,盛老佩服不已,毕竟能在当时就应用“劳保”制度需要智慧和勇气。
由于从小在医院里长大,耳濡目染间,盛志勇自然而然就把学医列为了自己的目标。1936年,年仅16岁的盛志勇考入了上海医学院。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院,当时报考的人很多,录取率很低,而且即使考入了,也要面临很高的淘汰率,只要有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被留级或退学,第一年的课程结束时差不多有一半被淘汰,而年龄最小的盛志勇却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留了下来。
1941年,盛志勇开始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现在的上海华山医院)实习。他向往做内科,尤其是心脏内科,并已被录取为内科的住院医,但当时主持外科工作的绍幼善教授早就注意到了他优秀的成绩和实习表现,并向院长申请将盛志勇要入了外科,就这样盛志勇阴差阳错地拿起了手术刀,并且一干就是将近70年。
尽管是“被迫”进入外科,但盛志勇对自己的要求丝毫不松懈,经过在外科各个分科轮转,到1945年,由于表现出色,盛志勇晋升为住院总医师。
结合自己的经历,盛老对时事评论道:“住院总医师这个制度非常好,而现在医学生一毕业就被专科化了,这样不好。我们那时候的培养是全面的,好处就在于将一个人整体化了,不是分割了七八块,现在做某一科的不知道全身情况,没有全身的概念。实际上人是一个整体,而且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常伴随全身反应,因为身体的病理生理反应是非线性的,多是像蝴蝶效应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培养就是,在最初的几年住院医的时候到各科轮转,之后工作表现比较好的被选为住院总医师,统管整个外科,包括外科的助理住院医师,并且要了解全院的外科病人情况,这样的培养模式不但使医生能对整个外科学的诊断治疗都了解,而且还能培养管理能力等。”“我大五实习时就开始看病人了。而现在是没有医师执照还不能看病人,这个规定根本不对。医生不看病人怎么毕业?临床实习要看病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这要在住院总医师、主治医的领导下,但是必须要接触病人,诊断、治疗病人。”
二、留学,辗转回国
1947年,盛志勇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尤其在南部地区,种族歧视盛行,甚至厕所都分白人(White)和有色人种(Colored),盛志勇问道:“我应该上哪个厕所?”美国同事答道:“我们都是(二战)战胜国,你去白人厕所吧。”尽管如此,在当时,中国人要在美国发展还是很困难,非美国人在美国想做临床工作几乎不可能,主要是做研究工作。但是,盛志勇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得到了指导教授的肯定,不仅有机会参与手术,还协助教授指导学生。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过长江了,上海即将解放。“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盛志勇于是抓紧时间准备回上海。当时美国西海岸工人罢工,所有船只都停泊,盛志勇就跟船公司说,罢工结束后第一艘船他就要上。在太平洋上漂流了16天后,盛志勇回到了上海,抵达那天刚好是1948年12月31号,1949年上海解放,盛老至今仍庆幸自己及时赶了回来,而很多人由于错过了“末班车”,滞留在了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无法回国。
三、四处奔波
1950年,受时任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教授的邀请,盛志勇来到中山医院,开始了临床和教学工作。1951年,盛志勇参加了由黄家驷教授带领的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战争异常激烈,伤员被一批批送到医疗队,在当时,血液就是维持伤员性命的希望。为了保证血液供应,盛志勇和同事们在沈阳建立了大型血库,并研制了在战场上使用的止血剂,挽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
1952年,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战伤,包括原子弹伤、化学伤、生物细菌战伤。沈克非教授被任命为副院长。沈克非认为,打仗造成的伤远不止这三种伤,还有炮弹伤、子弹伤等很多外科伤,应该开展外科研究,于是就把盛志勇调了过去。为了加强对战伤的研究,1952年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创建了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进行火器伤、创伤弹道学、战伤休克以及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沈克非教授信任地将外科学部分的工作全权交给了盛志勇。找地方、买设备、组建人员,在盛志勇的努力下,外科学系渐渐有了起色。
根据沈克非教授的考虑,光有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求真知,因此1956年,他联合时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吴之理教授在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位于南京路汉口路),医院有200个床位,其中100床住的全是骨伤、脊柱伤,由二医大一位著名的骨科教授负责,另100床都是其他的急诊,如急腹症、外伤等,由盛志勇负责。同时,盛志勇还担任着二医大局部解剖学、手外科学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可谓身兼三职(研究室的工作、医院的工作、教研室的工作),异常忙碌,那段日子,他不停奔波于三个地方,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令他得意的是,一批年轻人经他的培养成长了起来,后来这些年轻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了优秀的工作成绩。比如现在鼎鼎大名的王正国院士,就是毕业后到了盛志勇所在的研究室,在他的见证下,从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成长为了院士。
虽然急症外科医院仅存在了3年,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家这方面的专科医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才设立了这方面的专科医院。
四、创建皮库
195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迁到北京,盛志勇也随之调到了北京。1961年,盛志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负责创建创伤烧伤外科。当时的创伤烧伤外科包括创伤、烧伤、普外、急诊,而且由于分科不明确,甚至连神经外科的活都要干一部分,再后来,由于小儿外科缺人手,盛志勇还要兼管小儿外科,他戏称自己是“万金油”。
就是在301医院,盛志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液氮储存异体皮库。大面积烧伤时,创面暴露很容易造成感染,导致病人死亡,所以必须覆盖创面。盛志勇曾用各种动物皮(猪皮、狗皮、青蛙皮)或羊膜作为覆盖材料,但这些材料毕竟都不如人皮。要用“人皮”覆盖创面谈何容易,因为有人皮的时候不一定有病人,那么取下来的皮很快就坏掉了;有病人的时候则不一定有皮。盛志勇想到,有皮的时候将之储存起来,那么病人就可以即来即用了。在解决了冷冻、复苏、保持皮的生命力等一系列困难后,盛志勇终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皮库”,在这里,那些做手术时需要的异体皮经过特殊处理后,被卷起封好,放置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保存起来,需要时再被取出。这座皮库先后向20多个省市100多家医院提供异体皮,挽救了1000多名大面积特重型烧伤患者的生命。此后,盛志勇还把这些经验无偿传授给了全国的许多医院,帮助他们建立了皮库。
五、科研与临床两条腿走路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汝光认为创伤外科非常重要,在打仗时必不可少,所以决定创建创伤外科中心。这个任务本交给了301医院,但当时301床位紧缺,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创建创伤外科中心,而当时的解放军第304医院空床很多,所以最终304医院被选定用于创建创伤外科中心。1982年,盛志勇被调到304医院,参与组建这一中心,并被任命为304医院副院长。为了使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不脱节,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盛志勇向领导提出了3个条件:①304医院不能脱离军事进修学院,这样才可能临床与科研并举,保证学术地位和先进性;②他原科室的烧伤人马要调过来跟他一起工作,否则他单枪匹马做不了事情;③原来的烧伤病例要调过来,否则不能总结经验。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卫生部的同意。但是,由于在二级学科中没有创伤外科,只有烧伤外科,所以创伤外科中心更名为烧伤外科中心,后又扩建为烧伤外科研究所,这样就把临床和科研联合了起来。
加入304医院这个大家庭后,盛志勇就致力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医院的发展。例如,病理科是很重要的科室,是最后诊断的依据,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304医院病理科的主任竟然是名技术员。盛志勇于是想方设法从第三军医大学调了一名真正的病理教授来主持工作。此外,当时的304医院没有研究室,仅有的动物室就是一个养了几条狗的狗棚,根本没办法做实验,但是盛志勇认定“没有研究,临床医学就上不去。必须有问题去研究室研究了以后,应用到临床,临床水平才能上去”,所以他排除困难,坚持建立动物房、建立研究室,其中的一间研究室还被认证为无菌动物研究室,为北京首家,为医院水平和声誉的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为了充实“几乎没有书籍”的医院图书馆,盛志勇还向他在美国的朋友“化缘”,让他们把已经看过的、不再需要的书寄给他,后来他收到了整整2大箱书和杂志,再加上陆续订阅的杂志,医院图书馆慢慢建立了起来。最后,盛志勇将目光盯向了重症监护病房(ICU)。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已经组建了全国第一个ICU,盛志勇便派人去学习。当时由于缺乏认识,医院里竟然没人愿意做ICU。盛志勇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一些人去学习ICU,由此建立了全国第二个、全军第一个ICU。
六、奋斗不息
在盛老的带领下,烧伤研究所的烧伤总治愈率达99.85%,LA50达98.97%,居国际领先行列。盛老介绍道:“所谓LA50是指50%死亡的烧伤面积,L是死亡(1ethal)的意思,A是面积(area)。它所对应的数字就是说对于烧伤面积达到多大的情况下,治愈率可以达到50%。我国的LA50现在到了98%,而美国的报告是80%。可以说我国大批抢救烧伤人员的成绩是比较好的。”
尽管烧伤救治成功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盛志勇思考的远不局限于此。他给他的研究团队定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一是烧伤休克:烧伤休克时往往要大量输液,输液过多则导致不良并发症,如腹腔间隙综合征(腹腔渗出大量液体,导致肾衰、心衰),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盛志勇问自己:“怎样减少输液量?问题在哪儿?”经过查阅相关文献、关注相关研究,其中的原理变得清晰起来:烧伤后,一方面受伤部位的毛细血管破裂、漏液,同时由于蛋白酶类物质的产生,全身其他部位的毛细血管、微循环也漏液,研究发现,输液过多后,其中的电解质、酶可以激活白细胞产生炎症介质、蛋白酶、黏附分子,这些物质破坏内皮细胞,导致液体外漏,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漏液后用输液补充,而输液后更导致漏液。盛志勇及其团队通过在狗身上做实验得到了初步的研究结果:用了某种药之后可以使输液量减少一半。得出这样的结果还不是终点,盛老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之应用于临床。
另外,盛志勇还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如森林、草原大火,伤员往往因无法得到及时的输液输血最终休克而死。盛志勇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一次新疆某地的火灾救援时,伤者有100多人,而当地的医院只有1个输液瓶,根本无法满足输液要求。还有在战场上,当战士受伤后,往往不能马上下火线,不能及时得到输液输血,最终休克、阵亡。为此,盛志勇带领研究团队搞起了攻关,想找到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在受伤失血、失液后短暂维持生命的药物,现已有眉目。
在他的诸多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烧伤病人排汗问题的研究。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救治成活后,因为没有了汗腺而导致不能出汗,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到了夏天甚至会因此而中暑,这一直是世界烧伤医学界的一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在年届90高龄时,盛志勇和同所的付小兵带领课题组进行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诱导培养再生汗腺的研究。他们在体外成功地将人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成了汗腺细胞。将之接种到裸鼠、烧伤志愿者的创面上,证实了这些都是有功能的汗腺细胞。这是国际上首次相关研究,尽管目前仅是小面积接种获得了成功,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盛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大面积烧伤早期切痂即植入经诱导而形成的汗腺细胞,创面愈合即获得出汗功能,彻底解决患者的排汗难题。这一研究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上,并被该杂志主编誉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七、勇担医者的责任
在盛老近70年的行医历程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中国。火灾、地震、战场等各种危急现场没有吓倒过他,但偏远地区的贫困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却时时触动他那颗医者的心。靠近大巴山的安康是山区,贫困落后、缺医少药,盛志勇当初就背着个手术包,步行几十里地,去给那里的人们看病。门板拆下来就是手术床,此外他的手术包就是全部。盛志勇记得,一名女病人,由于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接生婆拿钩去钩孩子,结果病人的子宫、膀胱都被钩破了,一直漏尿,9年没有穿过干裤子。盛志勇检查后惊讶地发现,病人的子宫就露在外面,上面赫然有2个洞。这样的病例见所未见,这样的手术闻所未闻,盛志勇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咨询妇产科医生,结果没人知道该怎么做。看到病人那乞求的目光,盛志勇决定一定要给她做手术,尽管存在风险,但解决患者的病痛,这是他医者的责任。他精心为病人量身定制了手术方案,又找到一个小学,把课桌拼起来就当手术床,经过12个小时的努力,手术成功了。盛志勇担当医生责任的结果是给了病人新的生活。
还有一名患者,严重胃溃疡、幽门梗阻、有贫血,并可能已癌变,病情严重,盛志勇决定为他实施胃切除术。但当地既没血库又没医院,无法输血,手术就无法实施。巧的是,患者的血型和盛志勇一样,盛志勇就给患者献完血后,再给患者做手术。他用一颗仁心,再次诠释了医者的责任。
农村的艰苦让盛志勇决心要资助农村的孩子上学,以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进而改变农村的状况。他持续地资助一个又一个希望工程的孩子上学,其中一个孩子上的是医学院,毕业后,盛志勇就鼓励他回到家乡去,把所学用于家乡的卫生事业。
结束语
在笔者去采访盛老的当天,盛老订阅的一本汉英生物字典恰巧寄到,笔者惊讶于盛老以年过90之高龄竟然还要学英语,盛老解释道,现在仍有四本医学杂志的英文摘要请他修改,而医学生物学名词的中文翻译又有很多,容易混淆,他订阅字典就是要确保准确性,其大家风范令人折服。
在采访过程中,盛老对现在的医疗、医学生培养制度、时事都颇有见解,体现了老一辈医学家对医学事业、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感。惟愿盛老能保持他矍铄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
(作者:白蕊)
第九十九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诊疗进展
医学与社会
综合
第一百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风险因素
意外结果-1
意外结果-2
诊疗进展
医学与社会
综合
第一百零一期
医学发现-1
医学发现-2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1
意外结果-2
诊疗进展
综合
第一百零二期
医学发现
风险因素-1
风险因素-2
意外结果
诊疗进展-1
诊疗进展-2
医学与社会
综合
Tom Rath及Jim Harter定义了决定幸福的五个要素:热爱所从事的工作、健康、良好的经济基础、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及社区做贡献。
在关注决定幸福的因素时,人们应进一步理解,幸福与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特别是“健康”。没有健康,就无法实现幸福,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健康不是单向地决定着幸福,幸福可促进着健康,而“不幸福”则损害着健康。有证据显示,幸福甚至可以延长寿命。
消极的精神情绪损害健康
多项研究显示,消极的情绪及精神状态(negative emotion)可导致生理机能失调,诱导及加重疾病。
压力、沮丧、抑郁及愤怒可导致血压升高,心脏及大脑缺血(Rozanski),有证据显示,在心梗病人群体中,压抑可导致新的心血管疾病发生。
焦虑可伴发颈内动脉内膜增厚(Patermti);慢性压力增高可导致高血压及成人糖尿病(Sapolsky);压力可影响生育能力,降低受孕率(Buck)。
易怒及敌意的性格不仅仅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可加重病情,加快病程进展(Smith),并可作为炎症的标记物(Marsland);易怒的人对接种疫苗效果欠佳,产生的相应抗体水平较低,而乐观的人则相反(Howell)。
消极的情绪可缩短DNA端粒,研究显示,受虐待的儿童,成年后其DNA端粒较短(Tyrka)。双胞胎研究显示,幸福感高的一方DNA端粒较长,消极态度的一方早衰及患病几率显著增高(Cherkas)。消极的情绪可导致炎症因子的产生,延缓伤口的愈合及感染的恢复(Kiecolt-Glaser)。
夫妻有争端的情况下,伤口愈合缓慢(Kiecolt-Glaser),与和善的夫妻相比,充满敌意的夫妻免疫应答水平下降,但TNF分泌增加。
1994年洛杉矶地震后的一周内,震区内的人口死亡率较震前上升五倍。
积极的精神情绪促进健康
研究显示,积极的生活态度及情绪可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调节凝血因子水平。
在进化过程中,动物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立即调动身体的潜能,考的松及肾上腺素大量释放,逃脱险情。这是积极的一面,偶尔出现,对身体有益处。但当机体频繁地处于应激状态,考的松持续大量分泌,导致抵抗力下降,机体机能衰退。幸福对免疫系统功能有调节作用,对内分泌系统功能有稳定作用,减少及平衡内源性考的松的分泌。
Pressman and Cohen综述了幸福与疼痛的研究,发现积极的生活态度可减轻疼痛,并提高疼痛的阈值及耐受性。Bruehl等发现,积极的态度可减少手指的压痛,促进手指温度的恢复。Tang则发现,压抑的情绪可增加休息痛的程度,降低疼痛的忍耐力。Fasman的研究提示,态度积极的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的疼痛阈值较高,Strand的8个星期的研究显示,积极的态度可减轻RA病人疼痛的程度及相关症状。
积极的情绪可缓冲压力,让人们在强烈的压力下不会崩溃。积极的情绪还能提高免疫力,减少感染的机会。生活态度积极的人群更愿意锻炼身体、实施健康饮食,而且不吸烟及不酗酒的比例更高。
幸福使人长寿
Debora对180位修女进行了跟踪研究。当平均22岁的年轻女性加入修道院时,她们都写下了一份自传。学者对她们的自传进行了分析,将自传中快乐、中性及消极的词语一一分类挑出,并按类别的量分成四个等级。跟踪了数十年,结果显示,修女生活环境非常接近,饮食相同,那些自传中快乐词语应用得多的修女,平均寿命为93.5岁,而快乐词语应用得少而消极词语应用的多的修女,平均寿命为86.6岁(见图1)。
荟萃分析提示,在发达国家,较快乐的人群的寿命平均延长14%,达7.5至10年。快乐的人自杀率低,自残率低,不容易出现意外事故。
另一研究显示,男性失去配偶后的一个月内,死亡率高于一般男性人群2倍,而女性失去配偶后的一个月内,其死亡率高于一般女性人群3倍。
诱导快乐可促进健康
快乐有属于性格的天生因素,但快乐也是可以诱导的。科学家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诱导快乐,减少压力,从而观察通过干预促进健康的研究。
Holden-Lun发现对病人开展放松训练,在胆囊切除术后的伤口炎症及红肿的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Friedman对具有心肌梗死合并抑郁的病人进行干预研究,观察其五年,其中仅进行心脏病咨询的病人心肌梗死的复发率为21%,不做任何干预的为28.2%,同时进行心脏咨询及心理咨询的病人心肌梗死复发率为12.9%。而且,第三组病人在研究结束时的整体死亡率显著低于其他两组。Gidron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实施减少敌意的干预研究,结果提示,此干预可降低患者的收缩压。Burton发现写快乐话题文章的病人,其在三个月内因病再就诊的比例显著下降。Davidson发现,诱导快乐可以增加流感疫苗接种后抗体的水平。
为我国医生担忧
2010年12月,吴孟超基金会与《康复·生命新知》杂志共同举办了“医教研高端论坛”。在会议期间,一百余位临床专家参加了现场调查,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及快乐感评分。其中,生活满意度在绝望中的占16.6%,挣扎中的占64.3%,满意的占19.1%(见图2),与中国百姓的水平相当,低于发达国家及东南亚国家水平。
当针对10个有关快乐感的问题打分时,80%以上的医生感到焦虑、沮丧、压力大及愤怒(见图3)。总得分为3.7点,显著低于中国百姓的快乐感(7.6点),提示,医生人群快乐感极低,十分不幸福。而结合以上研究数据警示,包括焦虑、压力大、沮丧及愤怒在内的负面精神情绪,会严重影响损害医生的健康,甚至影响寿命。因此,为医生减压、营造轻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增加他们的快乐感是当务之急,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没有快乐的医生,就没有健康的医生,更无法造就健康的病人。
幸福的内涵
Seligman定义了快乐的内涵包括: 拥有好奇心、执着、参与意识、内控力、协作精神、目标、婚姻满意、活力、掌控力,懂得生活意义。
Seligman定义了幸福的内涵包括: 会享受生活、低焦虑及无愤怒、有满足感、快乐、对工作满意、干有趣的事情、对生活满意。
幸福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满足,常常体验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幸福的内涵。快乐的人更易克服压力,在目标冲突的时候,克服焦虑,合理安排,不轻易放弃,设法实现目标,更容易成功。
思考
幸福的功能不单单让人们感觉好,还能在工作、家庭、社交等领域赋予额外的奖励。较充分地印证了快乐与健康良性循环的观点,即:健康促进人们快乐,快乐提升人们健康。
对健康的人群,保持正常的功能状态及防止生病是主要目标,幸福可以促进保持正常功能,减少患疾病的风险(如:感冒及感染),并可避免早亡;对慢性病病人而言,控制症状及保持幸福的状态是重要目标,幸福可以减轻疾病症状(如:过敏及哮喘等),延长存活时间,实现与疾病共生存。因此,若提高个体的幸福指数,可以保持及改善个体的健康状态;若提高社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及改善群体的健康状态;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提高,或许全民的健康状态得到改善。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可以少得病,保健康,从而节约大量的卫生资源,减少看病难及看病贵的弊端,医患自然和谐。
因此,让国民感到幸福是至关重要的,而幸福是可以诱导的。政府应实施让国民快乐及满足的干预,如:惩治腐败、打破垄断、缩小两级分化、平抑通货膨胀、完善医疗及养老保障、消除不平等及提高国民收入等等。而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们手里多了一个万能的良药,幸福。在治病的同时,诱导病人产生幸福感,用积极的态度认识自己、对待疾病、看待社会,他们可能会更好和更快的康复。这又印证了医学前辈的精辟观点:医生不单单要治疗疾病(curing disease),更要治愈病人(healing patient)。因此,诱导快乐及积极态度辅助治疗疾病的干预研究值得在我国全面开展。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