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郭应禄从烧伤科回到泌尿外科当大夫。1973年，加拿大总理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与其谈判的过程中，确定了派中方医生到加拿大去学习肾移植和血液透析的项目。由于郭应禄1960年参与过我国第一例尸体肾移植，我国第一篇肾移植综述也是由吴阶平和郭应禄所写，所以1974年受卫生部指派，郭应禄组团赴加拿大进行了考察。回国后，郭应禄将加拿大开展血液透析和肾移植的情况编写成书，分发给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1980年，郭应禄的第一本正式专著就叫《肾移植》，这也是我国第一本肾移植专著，对我国的肾移植研究和临床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郭应禄简介
1930年生于山西省。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我国泌尿外科和男科新一代学科带头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63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泌尿外科专业，师从吴阶平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国家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研究中心和卫生部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医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主编有《肾移植》《腔内泌尿外科学》《泌尿外科腔镜诊断治疗学》《男性不育症》《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勃起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前列腺炎》《前列腺热疗及其衍生疗法》《临床男科学》《男科学》等32部著作，并主译《泌尿外科腔内手术图谱》和美国泌尿外科巨著《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发表论文300余篇。
动荡童年，激发“追赶”志
郭应禄1930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五台山下的一个偏僻而贫穷的村子，父亲（郭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后留在北大行医、任教，母亲带着他留在山西老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拉开帷幕，郭应禄的父亲离开了北京，转而到天津去行医。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所限，父亲离开北京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和年幼的郭应禄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由于母亲患有心脏病，几乎没有劳动能力，为了补贴家用，郭应禄8、9岁就开始去干些散活。“至于读书嘛，基本没读，一方面是穷，另一方面是我们那儿是解放区和沦陷区交叉区域，社会动荡，教育缺位。而且日本人过几天就来扫荡一次，弄得民不聊生，也没心思念书”，郭应禄回忆道。
直到1942年底，郭应禄12岁的时候，辗转联系上了父亲，便随母亲北上天津与父亲团聚。城里的孩子12岁的时候该小学毕业了，可当时郭应禄连认字都没学过。父亲就请了教书先生教他小学的课程。1943年，郭应禄13岁时才开始上小学，由于年龄偏大就先上了小学三年级。读完小学三年级后他觉得还可以跟得上，于是就跳过了四年级，直接上了五年级、六年级。初中毕业时，由于英文、体育不及格，所以他面临“降班”的窘境。“那我当然不干了，本来年龄就比别人大了。”为了不降班，郭应禄选择了一所较差的高中就读。但一年后，郭应禄意识到再在这所高中读下去的话就无法实现他的大学梦，于是第二年他重新参加升学考试，终于考上了一所好高中。“这样我小学念了3年、中学念了5年，连蹦带跳地念完了小学、中学。”高考的时候，郭应禄第一志愿就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父亲的母校，幸运的是他被录取了，和父亲成了校友。“选择学医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在天津，我经常去父亲工作的医院，看到医生治病救人，受人尊敬。所以看到社会地位、看到为人民服务，使我从小就有当个好大夫的想法。”
“回过头来想，”郭应禄教授缓缓说道，“在我的脑子里‘追赶'这个概念从小就被迫萌生。因为我小时候跟人差的太多，要是不追的话就越差越多了嘛。追赶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是非超不行，因为光追的话，起点本身比别人差，追不上去，必须得有‘超'的意识。现在想来，‘超'就是现实提倡的‘创新'。”
多彩的大学时代
1951年，郭应禄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活。当时刚解放不久，各项事业都刚刚起步，大学里的各项规定和教育方法也在摸索中开展，即所谓的“实验”。当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提倡“8081”，即一周学习80个小时、一天上8个小时的课、一天有1个小时的体育。不提倡学习到太晚，晚上9：30熄灯，如果熄灯后有人偷偷看书，第二天就会有大字报贴出来说你开“夜车”。“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吃饭不花钱，吃得还挺好，一大桶肉来了随便吃，主食是馒头。由于总那么吃，就有同学给食堂写小字报说希望给做点窝窝头什么的，结果批判他一个礼拜，说他给社会主义抹黑。那时候有的人左得可爱。”
大学时代，郭应禄参加了一系列那个年代特有的活动：“反贪污、反浪费”和“抗美援朝”运动，到乡下去宣传传染病知识等。与所有新中国的大学生一样，郭应禄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磨砺，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然大学期间各种活动很多，但大家也还是用心学习的。大学期间我明白了一个青年怎样做才是对国家有利。”
毕业时，郭应禄所在大班的150多人，有的被送出国门继续学习（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捷克、民主德国等），多数同学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当时被分配到北大一院是很不容易的，我能留下来还是幸运的。”
追随老师吴阶平，开始泌尿外科事业
1956年，郭应禄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一院）。当时北大一院设有总论外科、临床外科、系统外科，郭应禄被分到系统外科。每个外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系统外科的特色是泌尿（当时吴阶平院士是系统外科的主任）。受吴阶平老师的影响，1959年，郭应禄考上吴阶平老师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泌尿外科生涯。
提起恩师吴阶平，郭应禄娓娓道：“吴老师人好、学问大，为人处世非常谦和。吴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要当一个好大夫首先要有崇高的医德，还得有精湛的医术，只这两样还当不了好大夫，还要有第三样——良好的服务艺术。如果大夫跟病人横来横去，不尊重病人的话，病人不一定会接受大夫的治疗，良好的服务意识就是要能说到病人心里，把病人说通了。如果我们告诉吴老师说病人不接受什么什么治疗，吴老师就不高兴：为什么不接受？你没说通。责任不在病人，病人不懂，是医生没做好工作。所以跟随吴老师就是学会做人、知道做大夫的责任。我记得一回吴老师查房，一个肾结核病人，我们给吴老师报告病人的情况，吴老师检查了一下病人，问我：你还发现了什么？我说没有了，吴老师说：你摸摸这个阴囊。我一摸，脸红了，因为病人附睾的形状变了，有硬结，也就是除了肾结核外还有附睾结核，我没查出来，这就是全身检查没做全。当着病人，吴老师没说我什么，让我再摸摸，并让我查房后去他办公室一下。到吴老师办公室后，吴老师就教育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医生要对病人负责任……”
“吴老师非常爱护学生。我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精囊肿瘤，是我国第一篇关于精囊长肿瘤的报道，按理说是篇很重要的文章。当时这个病人是另外一个老师诊断的，手术是吴老师做的，我只是把这个病人的资料和诊治过程负责整理了一下，写成文章。从道理上讲，这篇文章的署名应该是吴老师第一位、那个老师第二位、我第三位，但吴老师去找那个老师说：给年轻人个机会，把咱们俩的署名都去掉吧。最后这篇文章就是以我一个人的名字署名发表的，很令人感动。”
“跟吴老师学习不止是学技术，还学做人。我能有机会跟吴老师学习是非常幸运的。”已年过古稀的郭应禄回忆起恩师仍充满感激。
摇摆不定的岁月中变换专业
郭应禄读研究生期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当时全国在轰轰烈烈地搞超声波，说超声波是继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世界上第二次工业大革命。由于超声波的问世，今后天都是蓝的了、水都是清的了、洗衣服也简单了、做饭也快了，甚至于如果病人是肺空洞，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拿超声波在胸部超一会，空洞就闭合了。当时北京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找到我（外科专业研究生）和华罗庚的儿子（内科专业研究生），让我们俩把现在的工作都放下，改行，不做内、外科大夫了，就搞超声波。我们俩为了表决心，把专业书籍、杂志都送给同事，跑到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学微积分，跑到邮电科学研究院天天去装半导体、收音机。”
大跃进结束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大跃进期间改行的，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郭应禄又转回原路，继续做泌尿外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郭应禄选择的论文题目是“输尿管和膀胱吻合手术的方法比较”，他搜集了世界上各种做输尿管和膀胱吻合手术的资料，并自己加以改良，比较各种手术方法的优劣，最终通过了答辩，顺利完成了学业，成为北大一院第一个通过毕业答辩的研究生。
文革期间成为烧伤专家
1968年底，郭应禄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联合各路专家共同抢救一位严重烧伤的年轻女工。原来，北京礼花厂突然着起了大火，18岁的女工王世芬为了关闭车间电闸冲进了大火中，当她被救出来时，全身98%的皮肤面积烧伤，其中三度烧伤占了88%（所谓三度烧伤就是连汗腺都烧没了，完全没有皮了）。只有头发遮挡的两个小辫根和双腿夹着的会阴部未被烧到。当时国际医学界一般认为，烧伤面积超过50%，其中三度烧伤面积超过20%，病人的存活率只有50%。而王世芬的烧伤面积和程度已远远超过了这一极限。由于患者需要大面积植皮，身为泌尿外科大夫的郭应禄此时不光要关注患者的尿量、肾功能状态等他熟悉的项目，还要重新学习植皮这样的新课题。补液、抗感染、植皮、几十次手术，经过悉心治疗，王世芬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196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王世芬抢救成功”的通讯。周总理看到这则通讯后，指示要做好王世芬的下一步治疗工作。而此时，由于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郭应禄成了造反派的重点攻击对象，并被指定下放。然而由于周总理的一道命令：“凡是抢救王世芬的人，一律原地不动”，郭应禄被留了下来，并一直参与王世芬的治疗工作。经过四年多的治疗，王世芬基本实现生活自理，创造了我国烧伤治疗史上的奇迹。因为参与治疗王世芬，郭应禄不仅一直没有离开临床工作，反而成为了一名治疗烧伤的专家。
争取联合国资金援助，壮大泌尿外科研究所
1978年，北大一院成立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之初，既没有人才也没有资金，为了使研究所名副其实，郭应禄开始四处寻找人才和资金。经过多方努力，郭应禄终于找到了10来个适合的人选加入了泌尿外科研究所。“人才有了，还要有资金来买设备。”
在寻找资金过程中，郭应禄听北大一院院长说起他在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寻求资金援助时，注意到计划署负责人对北大一院泌尿外科非常感兴趣。得知此消息，郭应禄找到计划署负责人，详谈了北大一院泌尿外科的情况，最终对方同意将北大一院泌尿外科列入援助项目，并划拨了18万美金给北大一院泌尿外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这些钱除了买设备以外，我们还送出去8个骨干到美、英、澳大利亚、日本、瑞典等国学习技术。开阔了眼界，明确了努力方向，这就使我们一直保持站在泌尿外科的前列。”
现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是我国首屈一指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专业基地，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基金、国家教委基金等研究课题几十项，不仅在医疗、科研水平上居国内领先地位，还为带动我国泌尿外科事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巧获赠腔镜设备，发展腔内泌尿外科
1980年以前，北大一院的腔内泌尿外科主要使用膀胱镜和尿道镜，通过膀胱镜检查或做小型治疗（比如点烧），前列腺肥大的电切术也开始开展，另外还有腔内热疗。20世纪80年代初，输尿管镜、经皮肾镜在国际已经开展起来了，而直到1984年，我国的输尿管镜、经皮肾镜才开始开展起来。“开展得晚不是说我国的医疗技术不行，而是没有相应的器械。”
1982年，德国的医疗器械展览会上，郭应禄看到了令他惊讶的一幕：腔镜可以通过输尿管放到肾盂里。这种技术深深吸引了他，他长久地伫立在那个展台，反复地观看。展台负责人看出了他对这种技术的兴趣，在得知了郭应禄是北大一院泌尿外科的大夫、吴阶平老师的学生后，这名外国人提出想见见吴阶平，希望郭应禄引荐，并且许诺可以送一套这种医疗设备给郭应禄。在郭应禄的引荐下，那名外国人如愿见到了吴阶平，但按照他们的规矩，经过展览的设备是不能相送的，只能回国后再送一套新的设备给郭应禄。经过各种手续，到1984年，这套设备终于送到了北大一院，由此经皮肾镜正式在我国得以开展。随后，在郭应禄的领导下成立了腔内泌尿外科学组，创办了《腔内泌尿外科杂志》。20世纪90年代初，郭应禄主编了《腔内泌尿外科学》一书，明确了腔内泌尿外科的概念和范畴，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腔内泌尿外科技术的专著，为此还获得了卫生部的嘉奖。《腔内泌尿外科学》和吴阶平主编的《泌尿外科学》成为我国泌尿外科医师的必读书目。
国外之行受启发，研制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1981年，郭应禄在美国学习期间，正巧赶上美国开泌尿外科年会，在其论文摘要汇编里郭应禄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德国人研制成功体外冲击波碎石机，被称作肾结石治疗的革命（因为当时大的结石都需要手术取出，而有了这种碎石机就不用做手术了）。回国后，郭应禄老是想着“碎石机”。一天，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的一名人员带着孩子找郭应禄看病，在聊天过程中，聊起“碎石机”，对方也很感兴趣，一拍即合。1982年，北大一院泌尿外科联合中科院声学所开始研制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当年，体外实验的样机就被做出来了。1983年开始用这台样机做动物实验，比如给人为造成结石的猪做冲击波碎石。1984年做出人用碎石机，并成功治疗人体肾结石。
从那以后，除了在临床应用碎石机，郭应禄及同事还不断帮助碎石机厂改进机器的功能。经过多次改良，现在临床使用的碎石机已大大改进。例如原来病人是将整个身体泡在水中接受冲击波治疗（因为冲击波在水里损耗最小），现在改为水囊式，大大方便了病人和医生操作。目前我国已制成复式冲击波碎石机。由于肾脏会随呼吸上下波动，里面的结石也随之上下波动，所以碎石机发出的连续冲击波一部分打在结石上，另一部分则打在肾组织上，对组织造成一定损伤。复式碎石机发出的冲击波不是连续的，而是以“哒哒”间断“哒哒”的频率发出的，确保每次“哒哒”打中结石两次，以增加治疗效果。复式冲击波碎石机目前是我国独有的，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普及男科学知识及规范治疗，需要提高民营医院的水平
郭应禄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呼吁：重视中国男科病尤其是前列腺疾病的现状，在中国，前列腺炎是被夸大的疾病，前列腺癌是被忽视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则是治疗方法过多需规范治疗的疾病。
有次看电视的时候，郭应禄看到号称是某研究院的主任讲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三部曲——阳痿、不孕不育、前列腺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郭老说，“不能说这三个病一点关系没有，但绝对不是规律，得了前列腺炎就一定会按这三步发展。这样宣传的结果是，如果得了前列腺炎病人就非得使劲治，不然就会顾虑重重。”由于过度的宣传，使得前列腺炎成为被过度治疗的疾病。
“前列腺癌是被忽略的疾病。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是查前列腺癌的指标之一，4以下是正常，而我见过首次就诊的患者PSA就达到了1000以上甚至5000，癌症已大范围扩散、转移。”
“前列腺增生则是治疗方法很多了，各种治疗方法分不清孰优孰劣，认识较混乱，需根据各自具体条件规范治疗。”郭应禄一一举例。
近些年，各式各样的民营男科医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但其中绝大多数的较小的专科民营医院都是由有钱而不懂医的人开设，医院里的医生水平良莠不齐，男科专业人才更少，可能是其他科的大夫在看男科病。“现在我国的民营医院没有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提高诚信、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为了培养泌尿男科学专业人才，1995年，郭应禄创办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启动人才工程，培养了6000多名泌尿科大夫。但郭应禄觉得，光提高大夫的专业水平还不够，应该提携领军人物，所以2002年郭应禄开始启动将才工程（所谓将才工程就是将各医院科主任送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此外，为了提高民营医院大夫的男科知识，郭应禄还开展了创普健康男人工程。“我希望尽快使我们的民营医院摆脱现在的困局，真正发挥医疗作用。民营医院不像公立医院病人特别多，民营医院如果不登广告的话没有病人去，有的民营医院甚至将收入的75%用来做广告。如何帮助民营医院走出困境，我还与中国医师协会进行了讨论。现在已经成立了民营医院同盟，我相信慢慢会变好的，使之成为社会医疗资源的组成部分。”
我国男科学发展轨迹
记者：请介绍下男科学。
郭：男科是泌尿外科的一部分。泌尿外科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肾上腺疾病的外科治疗，第二部分是泌尿系统的器官（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等）所患疾病的外科治疗，第三部分是男生殖系统（睾丸、输精管、精索、前列腺等）疾病的治疗。现在，由于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就把第三部分——男生殖系统疾病拿出来，称之为男科学，指的是男生殖系统所有的器官从发育异常、功能异常以及到以后得了其他疾病的总称。所以，泌尿科包括了男科，男科是泌尿科的三部分之一。
为什么要将男科分离出来呢？首先，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因为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细化。比如医学，原来就叫医学，后来就分出来内外妇儿（一级学科），再以后这四大学科又被细分，如外科分为泌尿外科、胸科、心脏外科、整形外科、烧伤科、骨科等，现在泌尿外科又可以将男科分出来。
学科发展为什么非要细化呢？比如刘翔属于田径里面的短跑。如果跑道上不搁这几个栏，他去比赛百米的话，不一定能得冠军，但就因为跑道上搁了这几个栏——这就是细分了，他打破了世界纪录。
男科被独立出来不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老百姓的需要。现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些媒体上，男科的广告多得不得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建立正规的、标准的男科，由专业人才为这些病人服务对病人有很大的好处。所以，男科的成立也是病人的需要。
对我们医院（北大一院）来说，为什么要设立男科呢？从1963年咱们国家开始评论学科水平开始，卫生部就确立这个医院的泌尿科是全国水平最高的（当时吴阶平院士担任该科科主任）。1964年，我国开始在大学里设研究机构，北大一院的泌尿科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室。到1978年（改革开放那年），我国开始设立研究所，北大一院又率先成立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以，北大一院的泌尿外科一直走在前列。1989年，我国在评定重点学科点时，北大一院泌尿外科在泌尿外科领域是唯一被评为重点学科点的。2002年，第二次评定重点学科时，泌尿外科领域除北大外又增加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并入复旦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2006年～2007年，第三次评国家重点学科时，除上述三所大学外又增加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西安交大、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北大一院作为国家重点学科，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使学科得以发展，病人需要得以满足，所以1999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2005年成立了北大一院男科中心。
从学会来说，1991年在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下成立了男科学组，1995年独立出来在中华医学会下正式成立了男科学会。所以现在男科学机构和学会都有了。
记者：我国男科学的现状是怎样的？
郭：我国男科学水平和世界上差不多。男科学在世界上来说也是一个新兴学科。北大一院男科学和国际上的交流还是很多的。现在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男科医生是美籍华人（吕福泰），他跟我们的关系很好，每年都会来帮我们看门诊、做手术、主持会议。我们的人也经常去他那里学习，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我们两年召开一次国际男科论坛与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泌尿外科和腔内泌尿外科
记者：我国泌尿外科的历史是怎样的？
郭：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泌尿科、男科的历史从几千年以前就有记载，只不过跟现在的叫法不一样，结石叫砂淋，马王堆出土的史料里就记载有男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我国泌尿科真正获得发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代的泌尿外科专家比如谢元甫、吴阶平、熊汝成、王以敬等，全国有十几位这样的老专家。1946年，北大一院有3张泌尿科的床。1949年以后泌尿外科逐渐得以发展（现代泌尿外科）。1980年成立了《中华泌尿外科杂志》，1981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1995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记者：什么是腔内泌尿外科？
郭：腔内泌尿外科是近代泌尿外科领域新发展起来的学科，研究在泌尿系统腔道内（肾盂、肾盏、尿道、膀胱、输尿管等）和泌尿、男生殖系统血管腔道内及腹腔和腹膜后腔隙内用特殊器械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技术。腔内泌尿外科是对传统开放式手术的重大突破，使手术创面缩小、对患者的伤害更小、使患者恢复更快，并且还提高了诊断和治疗水平。我们现在发展到可以经过射精管把腔镜放到精囊里，即精囊镜。最初只有膀胱镜和尿道镜，输尿管这些腔都放不进去，没有匹配的腔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输尿管镜、肾盂镜。
说起膀胱镜，得提提咱们中国人。中国唐代孙思邈所著的书中记载，一个人憋尿，尿不出来的话，把葱叶掐掉尖端，顺着尿道送入，由于葱叶是管状中空的，所以能起到导尿的作用，所以最早的导尿是从中国人开始的。后来，埃及人用麦秆导尿。但是麦秆不如葱管，葱管是软的，可弯曲变形，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麦秆就不行了，太硬。有了葱导尿就给人以遐想——既然通过管子可以将尿液从膀胱里导出来，那么人眼可不可以通过管子看到腔内呢？中空医疗器械得以受到关注。1806年，欧洲有个大夫在一根中空的管子中间放上了隔断，使之分为两个空间，他将这个特制的管子一头放入人体腔道、一头露在外面，管子一边的隔断用蜡烛照亮，企图使光线透过管子照入腔道，另一边的隔断用来查看，然而蜡烛光照进腔道太弱，他无法看到腔道内的情况，这个试验失败了。但总算有人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当时的人认为只要解决了腔道内的光亮问题就行了，直到1876年，电灯已经发明了，有人把小灯泡放在管子的前面，用来照亮腔道，但还是不行，因为灯泡发亮的同时也会发热，会灼热甚至灼伤组织，所以解决了光亮不意味着解决了医疗问题。更主要的是管状视野问题，也就是说管子横截面有多大就能看多大的视野，如果在这个视野内看不到异常的话，不代表真的没有异常，因为这个视野太局限了。到1879年，管子的前面除了灯泡外还装上了三棱镜，将管状视野扩大为片状视野，可视范围增大，解决了视野狭窄的问题，这时才制成真正的膀胱镜。上世纪60、70年代，光导纤维被发明出来，从外面发光就可以导入腔道内。原来我做实习医生时，用带灯泡的膀胱镜，如果灯泡憋了，就得把膀胱镜先拿出来、换灯泡、消毒，再放进去，很麻烦。现在用的都是光导纤维了。
（作者：白蕊）
